《一树海棠》丹顶一点

4、存钱 深夜的南京

　　深夜的南京城安静得像一座坟墓。沈予把栖棠送回住处的时候，月亮已经偏西了，把长长短短的梧桐影子投在地上，像一道道栅栏。栖棠租住的地方在后宰门的一条小巷里，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走，两边是高高的封火墙，把头顶的天空切成了一条窄窄的河，月亮就在这条河里慢慢地漂着。

　　他们在栖棠的门口站定。栖棠从袖子里摸出钥匙，捅了半天才把锁打开，看样子是手还在抖。沈予靠在门框上看着他，没有要进去的意思。他的火车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了，从这里到火车站坐黄包车要二十分钟，时间刚刚好。

　　“那我走了。”沈予说。

　　栖棠把门推开一半，转过身来看着他。月光从头顶的墙缝里漏下来，落在栖棠的脸上，把他眉骨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晰。他已经卸完了妆，头发还有些湿，贴在额头上，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了好几岁，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少年。

　　“予哥。”栖棠叫了一声，又停了。

　　沈予等着。

　　栖棠张了张嘴，像是想说很多话，可最后只说出了一句：“路上小心。”

　　沈予看着他，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溢，堵不住的那种。他往前迈了一步，伸出手，把栖棠额前那缕湿头发拨到一边去。这个动作很轻，像风吹过水面一样不留痕迹，可栖棠的耳朵一下子就红了，从耳尖一直红到耳根，连脖子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

　　“你耳朵怎么红了？”沈予忍着笑问。

　　栖棠啪的一下把沈予的手打开了。“风刮的。”他说，声音闷闷的，说完就转过身去，哐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沈予站在门外，听见里头门栓落下的声音，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像是栖棠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在听外面的动静。他对着门板无声地笑了好一会儿，才转身走了。

　　巷子里的风很大，吹得他眼睛有些发涩，可他的脚步很轻快，像是在踩着某种看不见的节拍。他走出巷口，拦了一辆黄包车，报了火车站的名字，就靠着车篷闭上眼了。脑子里还在回放今天的每一个画面，栖棠在台上唱戏的样子，栖棠卸妆时那低垂的眉眼，栖棠说“我要是说我也在呢”时那个小心翼翼又无比坚定的眼神。

　　他把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存进脑子里，像存进一个谁也不会发现的秘密口袋里。

　　火车上的人很少，沈予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把窗子推开一条缝，让风吹进来。火车开动的时候，南京城的灯火一点一点地往后退去，先是成片的昏黄，然后变成稀稀拉拉的几点，最后全部被夜色吞没了。他靠在椅背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和一个信封，借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开始写信。

　　这封信他打算到了苏州就寄出去。

　　“栖棠，今晚的戏我看过了，比你在苏州唱的那出好。不是说苏州那出不好，是今晚的你多了些什么，我琢磨了很久，大概是‘不怕’吧。你在台上不怕了，所以你唱得比以前都好。其实台下的你也别怕，有我在呢，虽然我现在没什么本事，可我总有办法护着你。”

　　写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笔帽拧上，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里。他不想在信里写什么山盟海誓，那些话太重了，写出来反而显得轻浮。他只想让栖棠知道，他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少年意气，他是在想得很清楚之后做的决定。

　　火车在凌晨三点多到了苏州。沈予从车站出来，外面下起了小雨，细得像牛毛，飘飘洒洒地落在青石板路上，把地面打湿了一层。他没有黄包车可坐，就走着回去，穿过一条条无人的街道，经过一个个漆黑的门洞，最后从那道偏门溜回了沈家。

　　他没有直接回自己房间，而是先去了一趟花园西北角的那间杂物房。那间杂物房不大，堆着一些不用的旧家具和落了灰的字画，平时没人来。沈予在杂物房的墙角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个旧的铁皮箱子，是以前装书用的，里头空空荡荡的，但锁还是好的。他把箱子擦干净，提回了自己房间。

　　他要开始存钱了。

　　从那以后，沈予的日子变成了两副面孔。白天他依然是沈家的少爷，温文尔雅，循规蹈矩，陪母亲去上香，陪父亲去应酬，在账房领零用钱的时候面不改色。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在秘密筹备着什么的人。他把每个月领到的零用钱省下一大半，藏在那个铁皮箱子里，又把一些值钱但不惹眼的东西——两方端砚、一支祖父留下的狼毫笔、母亲去年送的一块怀表——也锁了进去。这些东西将来或许有用，或许没用，但准备了总比不准备好。

　　他把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他和栖棠又恢复了通信，但信写得更少了，有时候半个月才一封。不是没有什么可写的，是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让人不安的话题，避来避去，信就越来越短了。栖棠在信里说，玉春班在南京唱了一个多月，又去了镇江、常州，年底要在上海唱一场封箱戏，唱完就过年了。他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沈予看了好几遍。

　　“予哥，天冷了，你要多穿些衣裳。你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我都记得，一个字也没忘。”

　　沈予把信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去观前街买了一斤上好的白毫银针，托人带到上海去给栖棠。他记得栖棠说过，上海的冬天比苏州还湿冷，戏班子里的条件又差，常常是一间屋子住七八个人，连个炉子都没有。他不知道一包茶叶能顶什么用，但他想不出别的办法来让栖棠暖和一点。

　　他能做的太少了。

　　腊月初十那天，沈伯棠在饭桌上宣布了一件事。他说上海那边有一个生意上的合作，要沈予年后去上海待一段时间，跟着一位世交学做生意。沈伯棠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沈予从母亲微微低垂的目光里读出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学做生意，这是流放。

　　沈家在上海没有多少生意，所谓“学做生意”不过是把他从苏州支开的一个借口。至于为什么要支开他，答案不言自明，他跟栖棠的事，到底还是传到沈伯棠耳朵里了。

　　“年后什么时候走？”沈予问。

　　“过了元宵。”沈伯棠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两口，慢悠悠地说，“你在那边好好学，别给沈家丢脸。”

　　沈予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他低下头吃饭，心里却在飞速地盘算：元宵到过年还有大半个月，这大半个月里他能做什么，能准备什么，能带走什么。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妹妹沈芷，沈芷正在埋头喝汤，察觉到哥哥的目光，抬起头来冲他笑了一下。

　　沈芷今年十六岁，比他小两岁，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沈家上下，最了解沈予心事的恐怕就是她了。沈予有时候觉得，沈芷看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了然，像是知道些什么，但她从来没有当面问过，只是偶尔会在没人的时候跟他说一句意味不明的话，比如“哥，你要是想做一件事，就趁早做，晚了就来不及了”。

　　说完这句话她就会走开，留下沈予一个人站在那里发愣。

　　沈芷究竟知道多少，沈予不确定。他没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她，不是不信任，是不想把更多人拖下水。沈芷还小，她还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该被哥哥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牵连。

　　可沈芷似乎不需要他告诉就已经猜到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沈家照例要祭灶王爷，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沈芷却溜到沈予的房间来了。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扎着两个小辫子，活像那年画上的娃娃。她一进门就把门关上了，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沈予的桌上。

　　沈予低头一看，是一把钥匙。

　　“什么钥匙？”他问。

　　“我在上海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做生意的，在法租界有一栋小洋楼，平时没人住。这是她给我的备用钥匙，说是让我去上海玩的时候有地方落脚。”沈芷歪着头看着哥哥，眼神里带着一点点狡黠，“我想着你去了上海，总不能一直住在那位世交家里吧？”

　　沈予看着那把钥匙，又看着妹妹，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小芷，你——”

　　“我什么都不知道。”沈芷打断了他，笑嘻嘻地说，“我就是把自己用不上的钥匙送给哥哥，这有什么稀奇的？”她说完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沈予，笑容收了收，露出一点认真的神色来，“哥，你要是做了什么决定，就做到最后，别做到一半又后悔。我是沈家的姑娘，可我也是你的妹妹。你要是走，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她走了，门在身后轻轻地合上了。

　　沈予坐在书桌前，手里握着那把冰凉的钥匙，觉得眼眶有些发热。他把钥匙放进那个铁皮箱子，和银元、怀表、端砚放在一起。箱子已经快装满了，他算了算，这些钱省着点花，够他和栖棠在上海生活小半年的。

　　小半年。到时候怎么办，他没想好，也不想去想。他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准备，不停地准备，为那个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的时刻做好准备。

　　除夕那天晚上，沈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沈伯棠喝了不少酒，难得地露出了笑容，给沈予和沈芷一人发了一个大红包。沈予接过红包的时候，看见父亲的手背上多了一道深深的裂口，大概是冬天做木工活的时候划的——沈伯棠有个不为人知的癖好，他喜欢做木工，书房后面的小屋里摆满了他的木工工具，这在苏州的世家子弟中算是一个怪癖，但他从不避讳。

　　“予儿。”沈伯棠忽然叫他，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语气比平时软了许多，“过了年你就十九了，有些事情，爹不是不让你做，是怕你走了弯路。你还年轻，有些东西你现在觉得放不下，过几年再看，不过是个笑话。”

　　沈予低头看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没有接话。他不想在这时候跟父亲顶嘴，不是怕，是不想撕破最后那层薄薄的温情。他知道父亲说的“有些东西”指的是什么，他也知道父亲说这话没有恶意，甚至带着某种笨拙的善意。可善意归善意，他们之间终究隔着一条鸿沟，不是一句话就能填平的。

　　吃完饭，沈予回到自己房间，关上灯，坐在窗前看外面的烟火。苏州城里到处都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整座城市震得嗡嗡作响。烟花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中绽开，红的绿的紫的，把窗户玻璃映得五颜六色。

　　沈予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他白天偷偷出去买的一支钢笔，英雄牌的，花了他将近两块大洋。他把钢笔握在手心里，金属的笔身被他的体温焐热了，冰凉的触感慢慢消失。他想把这支笔送给栖棠，栖棠写字费劲，他的信总是写得歪歪扭扭的，沈予知道他是不好意思写得太多，怕沈予看了笑话。

　　其实沈予从来不觉得栖棠的字难看，反而觉得那种歪歪扭扭的笔画有一种笨拙的真实感，像栖棠这个人，不会花言巧语，不会曲意逢迎，高兴就是高兴，难过就是难过，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清清楚楚的。

　　他想着栖棠收到钢笔时的样子，想着栖棠会不会用这支笔给他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想着想着，烟花声渐渐远了，他在窗前睡着了。

　　正月初七那天，沈予收到了栖棠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

　　“予哥，新年好。我在上海挺好的，你别惦记。过几天就要唱封箱戏了，唱完这出就过年了。你给我的茶叶我喝了，好喝，班主说这是好茶，问我谁送的，我说是朋友。予哥，你说我们是朋友吗？”

　　沈予看着最后一句话，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裂开。朋友？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之间算什么，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栖棠在问这个问题，说明他在想这个问题，说明他在犹豫，说明他在害怕。

　　沈予拿出纸笔，给他回了一封信。

　　“栖棠，你说得对，我们不是朋友。朋友是用来道别的，我不是。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是正月初七，阳历二月十四。离元宵还有八天。你等我。”

　　（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