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海棠》丹顶一点

2、船走了 渡口的

　　渡口的木栈道在夕阳里伸出去很远，像一条搁浅的鱼的骨架。沈予赶到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大半，江面上起了薄薄的雾气，把远处的船只罩得像剪纸一样虚幻。他扶着膝盖喘了好一阵气，目光在码头上慌乱地搜寻着。

　　往南京的船一天只有一班，已经走了。

　　码头上只有几个扛活的苦力在收拾缆绳，还有一个小贩在收拾卖剩的橘子。沈予走过去，掏出两块银元塞进那个小贩手里，问有没有去南京的船。小贩摇摇头，说今天的没了，明天的倒有一班，早上的。

　　沈予站在江边，看着茫茫的江面，脑子里一片空白。江风很大，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寒意顺着领口灌进来，他浑然不觉。他不甘心，沿着码头一路问过去，问船老大，问管事的，问客栈的伙计，问了不下二十个人，得到的答案都一样：船走了，栖棠走了。

　　最后他蹲在江边的石阶上，从口袋里摸出栖棠那封信，展开来又看了一遍。信纸已经被他攥得皱巴巴的，字迹也模糊了，可那行“你好好读书，别惦记我”却格外清晰地印在他脑子里。他盯着这行字，忽然觉得鼻子一酸，眼眶有些发烫。

　　别惦记你？怎么可能不惦记。

　　沈予在江边坐了很久，坐到月亮升起来，坐到潮水涨上来漫过了最下面一级台阶，他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往回走。他没有回沈家，而是去了栖棠租住的那个小院子。院门没锁，虚掩着，推开来，院子里空荡荡的，墙角那棵石榴树的叶子落了一半，地上铺了一层枯黄。栖棠住的东厢房已经空了，床上只留下一层薄薄的稻草，柜子里的衣裳全带走了，连墙上贴的那张梅兰芳的剧照也揭掉了。

　　沈予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忽然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那是今年三月的一个雨夜，栖棠在戏园子里受了风寒，发了高烧，他听说之后骑着单车赶了三十里路来看他，栖棠裹着被子靠着床头，脸烧得通红，还在逞强说“没事，就是小感冒”。他去厨房给栖棠熬了一碗姜汤，手艺太差，熬糊了，栖棠皱着眉头喝了一口，说“沈少爷，您这姜汤比药还难喝”，两个人对视一眼，同时笑了出来。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去，在栖棠的床边坐了一夜。栖棠烧得迷迷糊糊的，说了一些胡话，他听不太清，只记得有一句很清晰：“予哥，你别走。”

　　他没走，第二天也没走。第三天栖棠烧退了，催他回去，他才走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栖棠站在院门口的石阶上，穿着一件旧棉袍，头发乱蓬蓬的，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可他觉得那是栖棠最好看的样子。

　　现在那个院子空了，连带着那些日子一起空了。

　　沈予在空房间里站了很久，最后在床头坐了下来。他仰起头，看着头顶的椽子，忽然觉得这个房间其实很小，小到两个人站在里面都转不开身。可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栖棠给他唱过一段《游园惊梦》，没有行头，没有妆容，甚至连扇子都没有，就拿着一把蒲扇，一边唱一边比划，唱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时候，眼睛亮得像点了灯。

　　他闭上眼，仿佛还能听见栖棠的声音。

　　又不知过了多久，沈予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屋子，转身离开了。他把院门带上的时候，动作很轻，像是在怕惊扰了一个沉睡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被人按了慢放键，每一分钟都被拉得很长。沈伯棠果然把他关在了家里，不是说禁足，但每天都有新的事情要他做：陪父亲去商会应酬、陪母亲去玄妙观上香、陪妹妹去观前街买东西。沈予知道这是变相的看管，他把所有的不耐烦都压在心底，面上维持着一个世家子弟该有的温驯。

　　可他每晚都会给栖棠写信。

　　写给南京的信。

　　他不知道栖棠在南京的落脚点，信是寄到玉春班在南京的一个老关系的地址上，能不能到栖棠手里，他不敢保证，可他还是要写。他把一天里所有不能说出口的话都写进信里，写苏州的桂花开了又谢了，写玄妙观的银杏黄了，写他在书房里读《诗经》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时候忽然走神了。他在信里从来不说什么肉麻的话，就像是在跟一个人闲话家常，可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是一样的——

　　“你不给我回信，我也写。”

　　写了第七封信的时候，他终于收到了栖棠的回信。信封上贴着一张半分面值的邮票，盖着南京的邮戳，信纸是那种很廉价的毛边纸，有三张，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

　　“予哥，信收到了。南京比苏州冷，风大，吹得人骨头疼。班主给我们找的住处在后宰门，一间大屋子住六个人，挤得很，晚上有人打呼噜，我睡不着就拿你写的信出来看，看着看着就困了。你写的字真好看，比我写的好看一百倍。你在家要好好的，别跟你爹顶嘴，他说什么你都听着，别因为我吃亏。——栖棠”

　　沈予把这封信读了三遍，然后叠好，放进木匣子里。匣子里的信已经有二十几封了，他按照日期排好，用一根红绳扎起来，像是对待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那之后的几个月，通信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沈予的信越写越长，有时候七八页纸，写他在家的日常，写他读的书，写他听的新唱片，写他偶尔去戏园子听别人的戏，听完了回来跟栖棠说“没你好”。栖棠的回信总是很短，最多两三页，说的都是些琐碎事：今天唱了什么戏，明天要去哪里，班里的谁谁谁闹了笑话。他从来不问沈予家里的情况，也从来不问沈予想不想他，可沈予知道，栖棠是在避着，避着那些会让两个人都难过的话题。

　　深秋的时候，沈予收到一封很厚的信，打开来，里头除了信纸还有一张戏票，是栖棠在南京大戏院演出的入场券，上面印着“栖棠·贵妃醉酒”几个字。栖棠在信里写：“予哥，十一月十五，我在南京唱一出大戏，你来不来？”

　　沈予把戏票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去找了他母亲。

　　柳氏是个温和的女人，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但骨子里也有她自己的固执。沈予跟她说想去南京看一个朋友的演出，她没有说不行，只是问了一句：“是不是那个唱戏的朋友？”

　　沈予没隐瞒，点了头。

　　柳氏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父亲的脾气你知道，他不会同意。你要去，就别让他知道。”

　　就这么一句话，沈予觉得自己的鼻子忽然酸了，他想说谢谢，张了张嘴，声音却哽在喉咙里没出来。最后他朝母亲行了一个大礼，转身走了。

　　十一月十四，沈予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车窗外的风景从水乡的稻田慢慢变成了起伏的山丘，又从山丘变成了城市里参差的屋顶。他靠窗坐着，手里捏着那张戏票，心里的期待和紧张搅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他从站台上下来，一眼就看见了人群里的栖棠。

　　栖棠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袍，围了一条灰围巾，站在出站口的花坛边上，正踮着脚尖往里头张望。他比几个月前瘦了一些，下巴尖了，脸上的棱角也更分明了，可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漆黑漆黑的，像是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

　　沈予拖着箱子走过去，在栖棠面前站定，两个人对看了一眼，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没有想象中的拥抱，没有激动的话，就只是那么笑着，好像这几个月从没有分开过，不过是一个从戏园子后台出来，一个从家里出来，在巷口碰上了而已。

　　“饿不饿？”栖棠先开口了，声音比以前低了一些，带着点沙哑，大概是唱戏唱多了的缘故。

　　“还行。”沈予说。

　　“我带你去吃鸭血粉丝汤。”栖棠接过沈予手里的箱子，转身走在前面。沈予跟在他后头，看着他的背影，觉得栖棠的步子走得很快，像是在赶什么时间似的。他想叫栖棠慢一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忽然注意到栖棠走路的时候左脚有些跛，像是受了伤。

　　“你脚怎么了？”沈予追上去问。

　　栖棠的脚步停了一下，随即又加快了。“没怎么，前几天排练的时候崴了一下，不碍事。”

　　沈予不信，蹲下来要掀他的裤腿，栖棠连忙躲开了。“你干什么呀，大街上呢。”他的声音带着一点恼怒，又带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沈予站起来，看着他，没有说话，但目光里的坚持让栖棠败下阵来。

　　“真没事。”栖棠说，声音软了一些，“就是有一点点肿，涂了药酒就好了。”

　　沈予没再追问，但他走在了栖棠的左边，用肩膀半扶着他，步子放慢了。栖棠没躲，也没说谢谢，两个人就这样慢慢地走在南京的街道上，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地响。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