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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是共同声明 当天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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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苇江一家自媒体把两份声明拼在同一张图上,标题写成:
离异父母共同发声:愿给肇事青年回乡机会。
配图用的不是周杏,而是陶秋宜和周叙平五年前走出法院的一张背影。照片里他们并肩下台阶,周叙平替她挡着迎面的人,像一对正在共同承受什么的夫妻。
那时他们的离婚申请已经填好,只差等待期结束。
陶秋宜看完,把链接发给周叙平。
你愿意给他机会吗?
周叙平回得很快:
没说过。
我也没说过。
联系他们。
陶秋宜拨通编辑部电话。接电话的人先说标题只是概括,又说“共同发声”指两人都反对骚扰,并不代表共同谅解。
“那后半句是谁说的?”她问。
“根据您二位的态度提炼。”
“删掉。”
“陶女士,我们是支持您的。现在网上很多人骂您,我们想把事情往温和的方向引。”
“把没说过的话放进我嘴里,不叫支持。”
对方沉默了几秒:“我们可以改成‘反对网络驱逐’。”
“也不要用法院照片。”
“那张是公开新闻图。”
“公开不等于适合。”
电话那边叹了一口气,像她正在为难一个好心人:“我向主编申请。”
半小时后,标题里的“愿给机会”删掉了,变成“离异父母罕见共同发声”。法院照片还在。
评论区开始猜他们是不是要复合。
有人说,丧女以后离婚,如今为了肇事者重新站在一起,人生真会开玩笑。有人说陶秋宜当年谅解就是为了离婚,周叙平如今终于想通。还有人把两份声明逐句比较,认定第一句一模一样,不可能没有商量。
他们确实商量过。
但商量一件事,不等于拥有同一个答案。
傍晚,七中一位年级主任给周叙平打电话。后天就是周一,学校担心记者堵在校门口,问他是否需要请假。
“不用。”他说。
“网上有人说要去听你的课。”
“校外的人进不来。”
“还有家长问,你会不会在课堂上谈这件事。”
“不会。”
“周老师,学校不是不支持你,只是学生还小。”
周叙平说:“我知道。”
挂断后,他把备好的课件重新看了一遍。明天讲议论文,例文里恰好有一句“真正的善良是选择原谅”。那是教辅书给的材料,不是他选的。
他把那一页删掉,换成一则关于旧书捐赠的普通题目。
删除以后,他又觉得自己像在回避。
他把那一页重新打印出来,拿着两份材料去找年级主任。
主任正在排下周的监考表,看了一眼旧题:“这不是用了好几年吗?”
“结论写死了。”
“议论文题目总要有个方向。”
“可以论证原谅,也可以论证不原谅。只要理由成立。”
主任把纸放下:“你现在让学生写这个,家长会觉得你借课堂回应网上的事。你换掉是对的。”
“我不是因为他们会怎么想才换。”
“周老师,”主任叹气,“这几天门卫接了十几个电话。有人问你是不是仇恨教育,有人又问学校是不是逼你原谅。你说一句,外面能写十句。学校总得先把学生护住。”
周叙平看着新换的旧书捐赠材料。它安全、普通,不会让任何人从学生作文本里找他的态度。
“我可以不谈自己的事。”他说,“但不能因为我遇到过,就让学生以后也只能写一种答案。”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把教辅那页推回给他:“这周先别用。等事情过去,你自己重出一道。题目别问该不该原谅,问一个人能不能替另一个人原谅。”
“这不是更难?”
“初二了,难一点死不了。”
周叙平把两张纸都收回去。
周一上课,他仍讲旧书捐赠。下课前,有学生举手问,网上说的周老师是不是他。
教室里一下安静。
“是。”他说。
“那您为什么不在课上讲?”
“因为这节课你们要学的是怎么把理由写清楚,不是替我选答案。”
后排有人还想问,铃声响了。周叙平没有用铃声把问题盖过去,只补了一句:“以后遇到类似题目,你们可以和我不同,也可以彼此不同。但先把事实弄清楚,再说自己的话。”
他合上教案,照常布置作业。
手机响起来,是陶秋宜。
“他们不肯撤法院照片。”她说。
“我看见了。”
“图片版权不在我们手里。”
“我已经联系当年的记者。”
“他说什么?”
“可以要求他们注明来源,不能要求删除。”
陶秋宜沉默了一下:“那就算了。”
“不算。”
“你有办法?”
“发更正。”
“又发?”
“否则他们会一直把同一个结果写成同一个理由。”
陶秋宜靠在工作台边。今天最后一位客人刚走,背景灯还亮着。镜子里照出空空的两把椅子,一把给拍照的人,一把给陪同的家属。
“这次怎么写?”她问。
“我不是在征求共同意见。”周叙平说,“我先告诉你,免得你以为我在替你表态。”
“你说。”
“我们共同反对盗用照片和现实骚扰,仅此而已。陶秋宜的谅解意见没有改变,我的拒绝也没有改变。请不要把一致的边界解释成一致的立场。”
“最后一句太像你上课。”
“哪里?”
“‘一致的边界’和‘一致的立场’。”
“不准确吗?”
“准确。就是不像人说话。”
电话里安静了两秒。
周叙平问:“你怎么写?”
“我们一起反对的只有一件事:不要拿周杏的名字伤害别人。除此以外,我和周叙平对谅解的意见仍然不同,也没有谁说过欢迎罗成海回来。”
“最后一句删掉‘欢迎’。”
“为什么?”
“他回不回来不需要我们欢迎。”
陶秋宜顿住。
“有道理。”她说。
“所以改成,没有谁替他决定能不能回来。”
“这又像你上课。”
“那你改。”
他们隔着电话改了四遍。删掉“共同”,又加回来;删掉彼此的名字,再发现没有名字更容易被解释成一方代表两方。最后只留下三句话:
我们共同反对的,是任何人盗用周杏的名字和照片实施骚扰。陶秋宜的个人谅解意见、周叙平的拒绝谅解意见均未改变。相同的边界不代表相同的选择,也不代表我们替罗成海安排今后的生活。
这一次确实是共同声明。
陶秋宜说:“发在谁的账号?”
“各发一遍。”
“那还是两份。”
“内容相同。”
“别人又会说我们商量好了。”
周叙平说:“我们就是商量好了。”
她一时没有接话。
过去四年多里,他们极少使用“我们”。离婚手续上写双方,墓园里各自到达,偶尔涉及周杏,也总说她母亲、她父亲。这个代词像旧房间的一把椅子,明明没有扔,谁都绕着走。
“好。”陶秋宜说,“这次承认。”
声明发出后,原来的自媒体很快修改了标题,法院照片也换成两份文字截图。评论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说他们故作清醒,有人说一句人话非要拆成三层意思,也有人问:“既然什么都不同,为什么还能一起说话?”
陶秋宜没有回答。
她关掉店里的背景灯,收拾地面。拍入学照的小女孩来取照片时,额头的淤青已经从青紫变成淡黄。女孩对着成片看了很久,说:“还能看出来一点。”
“你不是说要看出来吗?”
“嗯。这样我以后才记得是怎么撞的。”
女孩的母亲笑她记仇,牵着她出门。
陶秋宜望着玻璃门外一大一小的背影,忽然想起法院那张照片。
镜头只拍到了她和周叙平下台阶,没有拍到台阶下面,他们走向两辆不同的车。
照片没有撒谎。
标题撒了。
晚上九点,周叙平又发来一条消息:
学校明天可能有记者。如果有人去你店里,不必替我回答。
陶秋宜回:
你也一样。
想了想,她又补了一句:
今天这份可以算共同声明。仅此一次。
过了一会儿,周叙平回:
好。
两个人都知道,不会仅此一次。
当一件事已经把他们重新写进同一个句子,后面每一个标点,都需要两个人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