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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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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第二天上午去了碧水湾附近的一家打印店。他把江辞发来的那张合同照片打印了出来，坐在店里靠窗的座位上，用手指压着纸面的边缘看。合同最后一页的签字栏里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周砚，笔画收尾锋利、力道很重，像是用钢笔在纸上扎了一下才收住。另一个名字他不认识，笔画细而斜，往右上方微微挑着，跟周砚的笔迹摆在一起像是两种不同温度的东西放在同一个框里。他把那个名字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试图辨认那三个字的结构——第一个字像是“林”，第二个字的笔画太糊了，第三个字的轮廓还剩一小截，像是“之”或者“芝”。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出了打印店。
他没有回碧水湾。他坐出租车去了林浅旧居楼下那棵桂花树。春日的中午阳光照在树干上，把那些旧刻痕照得比上次清晰了一些，但“周砚”两个字还是被新树皮裹进去一大半。他站在树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用手指拨开树根周围的浮土。他拨得很轻，只拨了表面一层，没有往下挖。土是松的，混着枯叶碎屑和细小的石子，拨开之后露出下面深褐色的湿土。他在树根旁边的土面上摸了摸，没有摸到什么东西——没有盒子，没有塑料袋，没有埋在土里的标记。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站在树前面又看了一会儿。树干上那两个被树皮吞进去的字、树根下面这条延伸到纸页边缘的线、林浅信里那句“那棵树的根比你想的深”——他把这几件事在脑子里叠在一起，暂时还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他走回碧水湾的路上经过一家手机店，在橱窗前停了一步。橱窗里摆着一排新款的智能手机，玻璃反光里映出他自己的脸——比几个月前瘦了一些，颧骨的轮廓更深了，眼下的青色还在。他看了一会儿，转身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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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下午，江辞坐在桌球厅的角落里，把那几个合同照片里的细节跟寸头男一起看了一遍。寸头男盯着那个不认得的签名看了很久，然后用手指点着纸面上第三个字的残端说：“这个字不是‘之’，是‘堂’。林浅的旧签名我在恒远的旧合同里见过，她的‘浅’字收笔往下沉，这个签名的收笔往上挑，不像一个人。但第三个字的结构跟‘堂’的上半截很像——林堂？还是林什么堂？”
江辞把那张照片又翻出来看了一遍。“林浅有没有姐妹？”
“没查到。她父母早年离异，跟母亲过，母亲后来再婚改过姓。她自己改过一次名字，原来叫什么查不到，只知道三年前开始用林浅这个名字。”寸头男靠进椅背里，点了一根烟，“你那个合同上的签名，如果是林浅的旧名字，那她签这份合同的时候用的名字不是她现在的名字。她用旧名字签的，后来改了名。这份合同上写的日期是三年前的冬天，她改名的时间也是三年前。前后差不了几个月。”
江辞把那几个时间点在脑子里排了一下——三年前秋天，林浅签了放弃提成的合同，启动了北线试运。三年前冬天，她打了那通七分钟的电话，用旧名字签了另一份合同，然后搬走了。他用手指压着那张打印出来的照片，看着签字栏里那个陌生的旧名字和周砚的签名并排放在一起。她搬走之前签的最后一份合同，用的是她后来再也没有用过的名字。那份合同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他们还不知道——隔间里的合同只拿到了最后一页，前面几页没有找到。但最后一页的签字栏里有一个细节：合同编号和日期旁边用铅笔标注了一个很小的数字，六位数，跟沈清之前在铁盒里看到的那串数字位数一样。他把这个发现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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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沈清回到碧水湾之后没有开灯。他坐在书桌前，把口袋里的合同打印件和之前那几张纸片并排放在桌面上。窗外的天已经从灰蓝变成深蓝，楼下路灯亮起来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桌面上切了一条窄窄的亮线。他低头看着那张合同照片里两个并排的签名——周砚的笔锋和那个他不认识的旧名字。他在想一件事：林浅搬走之前，为什么要用旧名字签最后一份合同？如果她想让这件事被记住，她完全可以用本名签；如果她想抹掉痕迹，她完全可以不签。她用了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名字，像是在告诉某个人——这份合同是我签的，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那个“别人”是谁？是周家的人？是她后来的丈夫？还是周砚本人？
他把那张合同照片折好，跟之前的纸片一起收进了抽屉。合上抽屉的时候他的手指在抽屉面板上停了一下。那根银链子的吊坠在抽屉里碰了一下钥匙串，发出一声很轻的细响。他在书桌前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了一眼楼下的路。路上没有人，路灯把行道树的影子投在地面上，长长的，静悄悄的。他放下窗帘，转身走回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