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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7 章 又活了 ...

  •   三轮车突突突地在土路上颠,大婶坐在车斗边沿上,一边嗑瓜子一边好奇地打量我俩。陆景明浑身湿透,工装上还在往下滴水,头发上挂着水草和泥巴,脸上的泥糊得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萝卜。我比他好不到哪去,裤腿全湿了,鞋子里的水一挤一挤的,每颠一下都能听见脚底噗嗤一声。
      大婶磕完一颗瓜子,用生硬的汉语问:“你们,干啥的?”
      陆景明张嘴就要说话,我抢先一步掐了他胳膊一下,替他答了:“路过的,不小心掉河里了。”
      大婶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陆景明那张即使糊了泥也遮不住英俊底子的脸,眯了眯眼:“掉河里?衣服这么脏?那个园子里的?”
      我心一沉。她知道那个园区。
      陆景明忽然开口了,脸上挤出一个真诚而惨烈的笑容:“对,我们是里面干活的。偷跑出来的,大婶您别声张,我们就是想回家。”
      他说得又直接又坦荡,我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大婶看着他那张笑得傻乎乎的脸,看了好几秒,忽然噗地笑出来:“跑出来?那个地方,能跑出来的人不多。”她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前面村子过去有公路,有去城里的班车。我送你们到路口,你们自己走。”
      三轮车又颠了十几分钟,在一处岔路口停下。大婶指了指左边的柏油路:“那边走,两里地有车站。车来了你们就上,去城里。别让人看见。”她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缅币塞进陆景明手里,“拿着坐车。”
      陆景明接过钱,认真地对着大婶鞠了一躬,脑门差点磕到车板:“大婶,您这恩情我记住了,以后我发财了给您修条柏油路。”
      大婶笑着摆摆手,三轮车突突突地掉头走了,瓜壳子从车斗后面簌簌撒了一路。我拽着陆景明的袖子往柏油路方向跑,阳光晒在身上暖烘烘的,湿衣服贴着的难受劲儿稍微缓了点。
      走了大概两里地,路边果然有个简陋的车站,其实就是根铁杆上挂块牌子,底下坐着几个等车的人。我们俩这副鬼样子挤过去,旁边的人都下意识往两边挪了挪。陆景明浑然不觉,蹲在路边仰着头盯远处有没有车来,嘴里还在嘀嘀咕咕:“你说这班车多久一趟?”
      “不知道。”
      “希望别太久,我脚上那鞋又进水了,难受。”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不知道从哪儿顺来的破胶鞋,忽然叹了口气,“上次好歹是五位数定制款丢了一只,这次直接沦落到穿胶鞋了,降级降得有点快。”
      “知足吧你,有鞋穿就不错了。”
      “也是。”他点了点头,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蹲麻的腿,“等回去了,我得给王姐好好算算账。她卖我一次,我总得卖回去一次……不对,卖她可能不值钱。那我要不让她赔我一双新鞋?那双限量的我真挺喜欢的,市面上买不到了,得加钱从二手贩子手里收……”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活着回去,别想鞋了。”
      “活着回去跟想鞋又不冲突。”他理直气壮地反驳,“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我的盼头就是那双鞋。”
      我无言以对,干脆不再理他,也伸着脖子往公路尽头看。
      班车终于来了,一辆破旧得看不出原色的小巴,车身上全是泥点和划痕,挡风玻璃上贴着花花绿绿的贴纸。陆景明第一个窜上去,把大婶给的那几张缅币递给售票员,售票员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接过钱数了数,又看了看陆景明的脸,欲言又止地指了指最后一排座位。
      我们俩挤到最后一排坐下,陆景明靠窗,我靠过道。车开了,窗外的景物开始往后退,农田、棕榈树、稀稀拉拉的竹楼,以及越来越远的园区方向。
      陆景明靠在车窗上,下巴搁在窗框边沿,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忽然说:“小林,你说老头儿和刘大姐他们,会不会挨打?”
      我沉默了一下。核桃脸老头帮我们剪铁丝网,刘大姐打饭的时候替我掩护,她们现在大概已经被发现了。
      陆景明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说:“等跑出去了,我得想办法救他们出来。老头那么大年纪了,经不住打的。”
      我看着窗外,阳光把农田照得一片金黄,远处有牛在慢慢走。我说:“你先把自己救出去再说救人吧。”
      “一起救。”他把脑袋从窗框上挪开,转头看着我,那双桃花眼里带着点认真的光,“一个都不能少。园区里三百多号人呢,我救不了全部,但老头和刘大姐必须弄出来。”
      我没反驳他。班车颠颠簸簸地往前开,窗外的景色从农田渐渐变成了稀稀落落的房屋,又从房屋变成了水泥路面和电线杆子密集起来的小镇。车上的人上上下下,有背着筐的妇女,有拎着公文包的男人,有个小孩从最后一排跑过去的时候踩了陆景明的脚,他嗷了一声但没生气,反而冲那小孩挤了挤眼,把小孩吓了一跳跑回妈妈怀里去了。
      我靠着椅背闭了会儿眼,半梦半醒之间感觉到陆景明用胳膊碰了碰我。
      “醒醒,你看。”
      我睁开眼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车窗外,一条宽阔的河面上架着一座桥,桥对面,远远地能看见几根高高的电线杆和一片红瓦白墙的房屋。房屋中间立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汉字写着什么,距离太远看不清,但那个字体我认得。
      是中国边境城镇常见的招牌,红底白字,又大又醒目。
      “那是哪儿?”我问。
      陆景明眯着眼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语气忽然拔高了:“那不是——你看见那排字没有?那是‘边贸城’!我上次拍综艺去过那儿!过了那座桥就是国内了!”
      班车果然往桥的方向开去,速度不快,但每一步都是在往那个方向挪。我在座位上攥紧了膝盖上的裤子布料,陆景明的胳膊肘撑着窗框,半边身子都快探出去了,像只抻长了脖子的鹅。
      桥上有个检查站,车慢下来排队通过。我心跳开始加速,喉咙发干。上次在边境岗亭前是边防兵接应,这次是我们自己搭着这辆破班车混过去。窗口有穿制服的人往车里扫了一眼,目光掠过我们俩浑身是泥的样子,停顿了一下。
      陆景明迎上那个目光,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还挥了挥手。
      那个穿制服的人看了他两秒,然后面无表情地挪开了视线,示意司机放行。车重新动起来,过桥的时候我听见桥下的水流声,哗哗的,跟园区外面那条浑黄的河不一样,这条河清亮得多,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一片光点。
      班车驶过桥面,开进了那块红底白字招牌的阴影里。陆景明猛地靠回座椅上,呼出一口气,声音有点抖:“过了过了过了,过来了。”
      他低下头,用袖子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又抬起头来冲我咧嘴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点狼狈的湿意:“小林,咱俩又活了一次。”
      窗外的路牌上写着中文,路边的小店门口挂着红灯笼,街上有骑电动车的人慢慢经过,收音机里放着一首我听得懂歌词的老歌。
      我靠在座椅上,转头看向窗外那片熟悉的、安稳的景色,嘴角的弧度终于压不住了。
      “回去还是清汤火锅?”
      陆景明愣了一下,然后笑得眼睛都弯了:“清汤,我请。这次再配两瓶酸梅汤。”
      从边贸城转车到最近的县城花了大半天时间。陆景明拿大婶给的钱买了两个面包一瓶水,我们俩蹲在车站外面的台阶上啃完,又蹭了售票窗口的座机打了个电话。他打给的不是公司,是王姐——但只响了一声就挂了,然后拨了另一个号码。
      “喂,张哥,是我。对,你帮我把王姐签的那份合同拍个照发我,就现在。还有,你查一下她那部车的定位,我怀疑她最近去过大使馆附近。”
      挂了电话,他咬着面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吧,先找个地方住一晚。”
      县城里有家二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老板娘看见我们这副模样也没多问,收了钱给了把钥匙。房间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个吱呀转的风扇,陆景明进门就往床上一倒,四肢摊开像个大字,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长出了一口气。
      “活过来了。”他喃喃道。
      我在床边唯一一把椅子上坐下,把胶鞋脱了晾在旁边。脚底磨出了好几个水泡,走路的时候不觉得,一停下来就火辣辣地疼。
      他侧过头看我:“脚怎么了?”
      “没事,水泡。”
      他从床上翻起来蹲到我面前,低头看了看我的脚,皱了皱眉:“你咋不早说,一路走过来都不吭声。”他站起来在房间里翻了一圈,最后从卫生间里找到一小瓶碘伏和一包棉签,蹲回来帮我涂。
      棉签碰到伤口的时候我抽了口气,他动作轻了轻,专心致志地涂完了所有水泡,然后站起来把东西放回卫生间,洗了手回来重新躺回床上。
      “你那个电话打给谁的?”我问。
      “以前公司一个搞技术的兄弟,跟了我好多年,后来被王姐开了。他一直觉得王姐有问题,但没证据。”陆景明翻了个身面朝我,“我让他查合同和车定位,如果王姐真跟那边有勾结,她最近肯定会有异常动作。”
      “你打算怎么处理?”
      “报警呗。还能怎么处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淡淡的,没有愤怒也没有激动,“合同白纸黑字签的我的名,非法拘禁这个罪跑不了。但得有证据,所以得让张哥把东西找齐。”
      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忽然笑了一下:“你说王姐知不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
      “应该不知道。园区那边可能还没联系她,或者联系了但她还没反应过来。”
      “那就好。”他把胳膊枕在脑后,“让她多慌两天。我这人吧,记仇,但报复方式比较迂回——先让她提心吊胆几天再说。”
      那天晚上我们挤在旅馆那张破床上,中间隔了一条用枕头堆出来的线。他占了外侧,我占了靠墙那边,风扇吱吱呀呀转了一夜,窗户外面偶尔传来狗叫和摩托车驶过的声音。我睡得断断续续的,中间醒了一次,看见陆景明侧着身面朝窗外,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肩膀上,他睁着眼没睡,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上午,张哥回了电话。合同照片发过来了,上面王姐的签字和公司公章都有,签收方确实是在缅北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车定位更关键,三个月前王姐的车去过一趟大使馆附近,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出来之后没回公司直接开回家了。
      “够了。”陆景明挂了电话,脸上没什么表情,“咱俩去报案。”
      县城派出所不大,进门就是一排塑料椅子,墙上的警徽擦得锃亮。陆景明坐下来的时候腿有点抖,我坐他旁边,看着他两只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关节泛白。
      做笔录的是个年轻警官,听完来龙去脉之后皱着眉记了满满两页纸。问到王姐的时候,陆景明把手机里的合同照片和车定位截图都调出来递过去。年轻警官看完之后表情变了,站起来说了一句“稍等”,然后拿着手机进了里间。
      门关上了。
      陆景明低头盯着自己膝盖上的手,呼吸声比平时重了一些。我伸手过去碰了一下他的手背,他侧过头来看我,勉强扯了一下嘴角:“没事,就是有点……说不上来。”
      “七年了。”我说。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里间的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年轻警官身后跟着一个穿便装的中年男人,胸牌上写着“副所长”。他看着陆景明,目光里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开口问了他几个问题,关于时间线、关于园区内的细节、关于核桃脸老头和食堂刘大姐的情况。陆景明一条一条答,声音平稳,中间偶尔会停顿一下,但很快又接上了。
      最后副所长合上记录本,点了点头:“这事涉及境外,得往上报,流程可能要几天。你俩先别走远,留个联系方式,有进展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县城的太阳正好悬在头顶,晒得柏油路面发烫。陆景明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仰头看了看天,眯着眼,好一会儿才动。
      “走吧,”他说,“找个地方吃面。”
      路边有个小店,门口支着遮阳棚,老板娘在灶台后面忙活着。我们俩坐在靠街的塑料凳子上,一人一碗阳春面,面上卧着个荷包蛋。陆景明夹起荷包蛋咬了一大口,烫得直呵气,但还是埋头吃,吃得额头冒汗。
      我低头吃面的时候,余光瞥见他把碗里那个荷包蛋夹了一半放到我碗边上,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低头吃他自己的。
      我没说话,把那半块蛋吃掉了。
      面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要是最后判下来,王姐得坐几年?”
      “不知道。”我说,“非法拘禁加上贩卖人口,看证据和金额,可能不短。”
      “嗯。”他又夹了根面条塞进嘴里,嚼着嚼着忽然笑了一下,“她以前给我买过一件外套,很贵的,我参加第一个颁奖礼穿的。她说艺人得行头好,不能让人看扁了。”
      他的筷子在碗沿上轻轻磕了磕,停顿了几秒钟,然后重新夹起面条:“但这跟那件外套没关系。卖我就是卖我,外套是外套,两码事。”
      我看着他低头继续吃面的样子,阳光从遮阳棚边缘斜斜地照进来,把他一侧的头发照得发亮。他吃得认真,没有哼歌,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口一口把碗里的面吃干净,连汤都喝完了。
      放下碗的时候,他用袖子擦了擦嘴,呼出一口气,转过头看着街上偶尔经过的电动车和行人,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小林,等这事完了,你想换个工作还是继续干?”
      “继续干吧。”我说,“你三倍工资还没发。”
      他嘿嘿笑起来,是真的在笑:“发,肯定发。就是可能得分期,你也知道我这人花钱大手大脚的,前阵子刚买了双新鞋……”
      “又买鞋?你不是说限量款买不到了吗?”
      “买不到我才买别的啊。那双藏蓝色经典款,鞋底软,走长途不累脚。”他说着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破胶鞋,“比这双强多了。”
      他笑着站起来,去老板娘那儿结了账,回头冲我招手:“走了走了,回旅馆歇着,等派出所打电话。这几天估计得在县城待着,咱们找点事做——旁边那个菜市场你逛不逛?我想买点水果。”
      “你还有钱?”
      “刚才找张哥借了点,够买俩苹果。”他把手机举起来冲我晃了晃,“走不走?”
      我站起来跟上他,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并排投在灰白的地面上。街边卖水果的小贩正把一筐红艳艳的荔枝摆出来,陆景明已经凑过去了,弯腰看着那筐荔枝,跟小贩讨价还价的声音传到耳朵里,中气十足,跟三个月前在那个小黑屋里挖墙的时候判若两人。
      我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看着他在阳光底下跟人讲价,被小贩用本地话顶回来也不恼,嘿嘿笑着换了策略夸人家的荔枝新鲜。
      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和远处菜市场热腾腾的烟火气。
      我走过去,跟他一起蹲在那筐荔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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