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霸凌者相继死亡后》D空冥

22、童之意的自白：从孤立到审判 我叫童知意

　　我叫童知意。

　　今年二十六岁。再过几个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在二十七岁生日之前被执行死刑。

　　我不觉得害怕。事实上，当法官念出“死刑”两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很久没有体会过的东西——轻松。

　　就像是一根绷了十几年的弦，终于断了。

　　我想趁我还有时间，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不是为了辩解，不是为了求同情，更不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什么警示。我只是想在自己彻底消失之前，把这些年的来龙去脉理一遍——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小时候是个很奇怪的小孩。

　　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不太会跟人打交道的小孩。我不太会看别人的脸色，不太会揣摩别人话里的意思，别人跟我开玩笑的时候我常常当真，别人认真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又常常以为是玩笑。

　　我妈说我小时候特别爱笑，见谁都笑。邻居阿姨夸我长得好看，我笑得眼睛弯成月牙；路上遇到一只流浪猫，我能蹲在那儿跟它说半个小时的话，边说边笑，像个傻子。

　　后来我就不怎么笑了。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的。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所有人都不理我了。不是那种“今天心情不好不想跟你说话”的不理——是那种你走过去他们就安静、你一转身他们就窃窃私语的不理。

　　我试着主动跟他们说话。我把妈妈给我买的零食分给他们，他们接过去，说了声谢谢，然后转头就跟别人说说笑笑，把我晾在一边。我课间主动凑过去想加入他们的游戏，他们说“人够了”，然后继续玩，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回家问我妈，妈说“可能是小朋友闹别扭，过两天就好了”。我等了两天，一周，一个月——没有好。反而越来越糟了。

　　后来我才知道，班里有人在传我的闲话。说我爱出风头，说我喜欢在老师面前表现，说我假清高，说我家穷还非要装阔气。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我家虽然不算富裕，但也绝对不算穷，我也没有在老师面前刻意表现过什么。但这些话就这么传开了，越传越离谱，越传越难听。

　　我曾经试图解释。我找到其中一个传话的同学，问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她看了我一眼，翻了个白眼，说“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你干嘛只找我？”

　　我噎住了。

　　是啊，不是她一个人说的。是所有人都在说。我要找谁？我要跟谁解释？

　　没有人愿意听我解释。

　　四年级的时候，有三个人主动来找我做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叫郑雨桐，一个叫孔曼菱，一个叫康念薇。她们是班里最早开始发育的那一批女生，个子比我高，胆子比我大，说话做事都比我们这些还在玩橡皮泥的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她们来找我的那天，我正在操场的角落一个人坐着看蚂蚁搬家。郑雨桐走过来，蹲在我面前，笑眯眯地说：“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我当时的感觉，大概就像是一个在沙漠里渴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瓶水。我几乎是感激涕零地跟着她们走了。

　　那段时间是我小学阶段最快乐的日子。她们带我一起跳皮筋，一起分享零食，一起放学回家。我以为我终于有了朋友。我以为那段被孤立的苦日子终于过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是来套话的。

　　她们每天都会问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你爸妈是不是经常吵架？”“你爸爸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你有没有偷过家里的钱？”“你是不是不喜欢某某某？”我当时太小了，听不懂那些问题的恶意，只觉得这些问题有点奇怪，每次我都会追着她们问“什么意思呀”，她们被我追问得不耐烦了，就说“算了算了，随便问问”。

　　然后第二天，她们又会来问新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们把我的回答拿去做了什么。我只知道，渐渐地，学校里开始流传一些关于我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说我爸妈要离婚了，说我偷过家里的钱，说我嫉妒班里的某某某所以在背后说她坏话。

　　那些话不是我说的。至少，不是我在“说”的意义上说的。但我确实在她们的诱导下回答过那些问题，而那些回答被她们剪裁、拼接、添油加醋之后，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

　　我去质问她们。郑雨桐一脸无辜地说：“我们什么都没说啊，你听错了吧？”孔曼菱在旁边帮腔：“就是，我们是你朋友，怎么会说你坏话呢？”康念薇则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我那时候太小了，看不懂那丝笑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懂了。

　　那丝笑的意思是：我们就是在说你坏话，但你抓不到我们的把柄。

　　五年级的时候，肢体暴力开始了。

　　最开始是一些小动作。有人路过我的座位的时候“不小心”撞我一下，有人在我的椅子上倒了一点水，有人把我的课本藏到讲台下面。我去找老师告状，老师说“你有证据吗？”我没有。那些人做得太隐蔽了，每一次都像是意外，每一次都没有目击者。

　　后来事情升级了。

　　有一天放学后，我被几个人堵在了学校后面的小巷里。为首的是一个比我高一个头的男生，我不认识他，但他显然是被人叫来的。他手里拿着一根烟，吸了一口，然后把燃着的烟头按在了我的左臂上。

　　我疼得尖叫起来。

　　他笑了。旁边几个人也笑了。

　　我回到家，我妈看到我胳膊上的烫伤，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不小心碰到的。我不敢告诉她实话——我怕她去学校找老师，然后那些人变本加厉地报复我。

　　但那不是最后一次。

　　后来我又被堵了好几次。有时候是烟头，有时候是脚踹，有时候是扇耳光。他们学聪明了，不打我的脸，不打显眼的地方，专挑那些被衣服遮住的位置下手。这样我就算去告状，也拿不出证据。

　　有一次，他们往我的座位旁边倒了一堆垃圾——果皮、纸屑、吃剩的方便面盒子，汤汤水水洒了一地。班主任来上课的时候看到了，皱着眉头问是谁干的。没有人回答。班主任看了看坐在那堆垃圾旁边的我，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童知意，你自己打扫一下。”

　　我说不是我弄的。班主任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写满了“我不想管这件事”的厌倦，然后说：“不管是不是你弄的，你坐在这个位置，你就应该保持清洁。把地扫了。”

　　我扫了。

　　我蹲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那些果皮纸屑，旁边有人捂着嘴偷笑。我没有哭。我已经学会了不在人前哭。

　　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不说话，不社交，不惹事。早上第一个到教室，把前一天被人弄乱的桌椅摆好，然后坐下来看书。下课了就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找我麻烦。放学铃一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不和任何人同行。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安静、足够隐形，那些人就会放过我。

　　但透明人也逃不掉。总有人会在你安静的时候，专门跑来戳你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会反抗。

　　那年冬天，有人在放学后把我堵在了厕所里。三个人。两个按着我的肩膀，一个端着一杯不知道从哪里接来的拖把水，从我头顶浇了下去。

　　水是冰的。十二月的自来水，冰得刺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下来，灌进我的领口，浸透了我的毛衣和棉袄。我浑身发抖，牙齿打颤，但我没有哭。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她们笑够了，走了。

　　我一个人在厕所里站了很久。等到身上的水不再往下滴了，我才走出去，骑上自行车回家。一路上风吹在身上，冷得我几乎握不住车把。

　　到家之后，我妈看到我湿漉漉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骑车掉进水坑里了。她骂了我两句粗心，让我赶紧去洗澡换衣服。

　　热水冲在身上的时候，我终于哭了。

　　但我没有发出声音。

　　小学毕业那天，我站在校门口，看着那块写了六年校名的牌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结束了。

　　我以为上了初中，换了环境，一切就能重新开始。

　　事实证明我错了。

　　初中开学第一天，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低调。不要出风头，不要引人注目，不要和任何人走得太近。安安稳稳地读完三年，然后考一个好高中，离开这个地方。

　　刚开始的两个月，一切还算顺利。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我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可以在上面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

　　但我忽略了一件事——性格这种东西，不是换一个环境就能改变的。

　　我骨子里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那些年在小学积累的愤怒和委屈，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我压下去了，压在了心底最深的地方。我以为它们不在了，但其实它们一直在那里，像一颗定时炸弹，等着某个导火索来引爆它。

　　导火索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初一上学期，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具体是为了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关于小组作业的分工，她说我偷懒，我说她没有分配清楚，两个人吵了几句。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炸了。

　　我掀了桌子。

　　桌上的书本、文具、水杯哗啦啦地撒了一地。教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那个和我吵架的同学。她张着嘴，瞪着眼睛看着我，像是看到了什么怪物。

　　我自己也愣住了。我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不敢相信这是我干的。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不好惹”的人。不是因为我真的有多厉害，而是因为那次掀桌子的举动，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有病、有暴力倾向。没有人敢再轻易招惹我，但也没有人愿意接近我。

　　我再一次被孤立了。

　　但这一次的孤立，和小学那次不一样。小学的时候我是被动的受害者，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这一次，我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是我掀了桌子，是我把所有人都吓跑了。

　　我开始频繁地和别人发生冲突。一言不合就拍桌子，两句话不对就摔东西，三次劝不住就动手。我被请了无数次家长，写了无数次检讨书。我妈问我为什么老是惹事，我说不出口。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小学经历了什么，她会难受。

　　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难道我要说“我在小学被人欺负了六年，所以我现在看到任何人对我态度不好我就会失控”？听起来像借口。连我自己都觉得像借口。

　　初二那年，我学会了收敛。

　　不是因为我脾气变好了，是因为我发现打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打完人之后，我还是得回到那间教室，坐在那些人对面，忍受他们的目光。而且，每次打完架之后，我都会在夜里失眠，反复回想自己当时的举动，觉得自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所以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说话，不社交，不惹事。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透明人。

　　但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是不愿意放过你。

　　初二上学期，李知夏开始在年级里传我的黄谣。

　　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跟她无冤无仇，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但她的嘴巴一张一合，一些我从未做过的事情、从未去过的场所、从未认识的人，就被编造成了栩栩如生的故事，在年级里流转。

　　她说我跟校外的混混有来往。她说我周末去网吧跟男生约会。她说我写过那种信。她说有人在校门口见过我上陌生人的车。每一个细节她都描述得活灵活现——时间、地点、人物的长相穿着，说得好像她亲眼看见了一样。但我知道她没有。因为那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是别人不知道。那些故事听起来太真实了，真实到没有人会去质疑它的真假。人们只需要一个谈资，而李知夏恰好提供了一个足够劲爆的。至于它是真是假，没有人在乎。

　　那段时间，我走在走廊里，能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目光粘在我身上。那种目光不是小学时的厌恶和嫌弃——是一种更恶心的东西。是打量。是揣测。是一些男生脸上挂着的那种意味深长的笑。

　　我没有去辩解。因为我知道，黄谣这种东西，你越辩解，它传得越凶。你跳出来说“我没有”，别人会觉得你心虚；你置之不理，别人会觉得你默认了。无论如何，你都是输家。

　　我只能忍着。

　　与此同时，余承舟在传另一件事。

　　他说我有精神病。说我小学的时候就进过精神病院，说我脑子有问题，说我发病的时候会打人、会胡言乱语、会做出一些正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说得信誓旦旦，好像他亲眼见过我的病历本一样。

　　这个说法和李知夏的黄谣形成了一套完美的组合拳——一个证明我“私德败坏”，一个证明我“精神不正常”。两者加在一起，我就成了一个既疯又荡的形象。一个完美的、可以被任意对待的对象。

　　我开始在课桌上发现一些“惊喜”。有人在上面刻字——那个外号，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有人在我的课本封面画一些侮辱性的涂鸦。有人往我的水杯里倒墨水，我喝了一口才发现，满嘴都是苦涩的墨汁味。我冲到厕所吐了半天，吐出来的水都是蓝黑色的。

　　我没有告诉老师。因为我知道告诉老师的结果是什么——老师会问“谁干的”，没有人会承认，然后老师会说“我知道了，我会调查的”，然后就不了了之。这套流程我已经太熟悉了。

　　我也没有告诉我妈。她那时候身体不好，我不想让她操心。

　　我也没有告诉我哥。他在外地工作，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

　　我就这么一个人扛着。每天早上去学校，坐在那张被人刻满了字的课桌前，翻开那本被人画满了涂鸦的课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初二下学期，那个外号开始传开了。

　　它像长了腿一样，在年级里悄悄地蔓延开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叫，但我总能在各种地方听到——走廊里两个女生擦肩而过时的窃窃私语，厕所隔间外压低声音的嬉笑，操场上三五成群的人看到我走近就忽然安静下来的默契。它像一只无形的手，无处不在，却永远抓不住。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知道那是在叫我。我一直以为那是别人——直到有一天，我坐在前排，听到后面两个女生在小声说话，其中一个说：“那个外号说的就是她。”

　　我回过头，问她们：“你们在说我？”

　　她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摇头，说没有没有，你听错了。

　　但我知道我没有听错。

　　那个外号像一只寄生虫，吸附在我的名字上，跟着我走过初二下学期的走廊，跨过初三的门槛。它没有随着时间消散，反而越长越大，越来越沉。到初三的时候，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外号了——它变成了一种许可，一种“可以对她做任何事”的许可。

　　那些曾经只停留在背后的窃窃私语，开始变成迎面而来的攻击。

　　一开始是粉笔头。上课的时候，坐在后排的人会趁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掰下一截粉笔头朝我扔过来。有时砸在我的后脑勺上，有时落在我的肩膀上，有时弹在我的课桌上，发出清脆的“嗒”的一声。我回过头去看，没有人承认。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课，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后是纸团。揉得紧紧的，硬邦邦的，砸在身上的时候有种钝痛感。有人把纸团塞进我的书包里，有人把它扔进我的抽屉里，有人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它扔在我的座位上，我一坐下，正好压在屁股底下。我打开那些纸团，里面写着各种各样的话——有些是那个外号，有些是更脏的字眼，有些画着侮辱性的涂鸦。我看完之后把它们撕碎，扔进垃圾桶，然后继续上课，面无表情。

　　再然后是水瓶。不是装满水的——是空的，塑料的，砸在身上不疼，但声音很大。啪的一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刺耳。老师会停下来问“什么声音”，没有人回答。没有人会承认。我也不会指认，因为指认的结果往往是老师问“你有证据吗”，而我永远没有证据。

　　我学会了不回头。粉笔头砸在后脑勺上，我不回头。纸团落在脚边，我不低头。水瓶滚过桌面掉在地上，我不伸手去捡。我就那么坐着，目视前方，好像那些东西砸的不是我，好像那些声音与我无关。

　　但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在乎就停止。

　　他们只会因为你不在乎而感到无聊，然后换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让你在乎。

　　初三那年，我哥报了警。

　　我哥比我大十四岁。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半大的少年了，与其说他是哥哥，不如说他更像是我的半个父亲。他上大学之后去了外地工作，一年也回不来几次，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礼物，会问我过得好不好，会在我妈骂我的时候替我挡两句。

　　那年他放假回来，看到我的状态不对劲。我瘦了很多，脸色很差，眼睛底下全是青的黑眼圈。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最近学习压力大。他不信。他太了解我了。

　　他追问了好几天，我终于扛不住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从小学三年级的孤立，到四年级的被套话，到五年级的烟头和垃圾，到六年级的冷水，再到初中的黄谣、精神病传言、外号、粉笔头、纸团、水瓶。我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像是倒一桶积了太久的脏水。

　　我哥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报警。”

　　我说没用的，没有证据。他说不管有没有用，先报了再说。

　　他报了警。

　　警察来了。他们找了几个同学谈话，没有人承认。所有人都说“没听说过”“不知道”“可能是误会”。警察又找了班主任了解情况，班主任说“这个学生确实比较孤僻，和同学关系不太好，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警察问我有没有证据。我说没有。那些话都是私下传的，没有人会当着我的面说；那些东西都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砸过来的，我从来没有当场抓到过任何人。

　　结论是：够不上校园霸凌标准。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警察对我说的话。他说：“小姑娘，我们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没有证据，我们没办法立案。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及时告诉我们，好吗？”

　　好。当然好。但是下一次呢？下一次我被人堵在厕所里泼冷水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先准备好录音笔？下一次有人拿烟头烫我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先找一个目击证人？

　　我哥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用力按了按，说了一句：“以后有事，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说好。

　　但我没有告诉他的是——从那一刻起，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警察不行。老师不行。大人不行。法律也不行。

　　这个世界是不会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如果你想要公道，你只能自己动手。

　　这个念头在我心里生了根。但它沉睡了很久，因为它需要一个合适的土壤才能发芽。

　　高中三年，我不想多说。

　　那是一段灰白色的时光。我把自己埋在书本里，用学习来填满所有的时间。我没有交朋友，没有参加任何课外活动，没有和任何人产生任何多余的交流。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上课、做题、考试、排名。

　　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填了法医。

　　为什么选法医？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给过很多答案：因为就业前景好，因为分数线合适，因为我对医学感兴趣。那些都是真话，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全部的真相是——我想拥有一种力量。一种让我站在那些人对面的力量。法医是鉴定者，是证据的解读人，是司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我成为了一名法医，就没有人敢再随随便便地欺负我。因为我知道他们身上所有的秘密，我知道如何让一具尸体开口说话。

　　这是一种很扭曲的想法，我知道。但在那个时候，它就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

　　大学五年，我过得很平静。

　　法医学的专业课很难，但我学得很好。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生的敏锐——我能从一具尸体上读出别人读不出的信息，我能从一道伤口判断出凶器的形状和角度，我能从骨骼的断裂方式推断出撞击的方向和力度。老师们都说我有天赋，同学们也都愿意跟我一组做实验，因为我的操作永远是最规范、最准确的。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了陆星辞。

　　他是我实习期间认识的。那时候他刚从刑警学院毕业不久，分配到市局刑侦支队，而我正好在那个辖区做法医实习。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案发现场——一桩入室抢劫杀人案，我跟着带教老师出现场，他是第一批到达的刑警。

　　我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戴着手套，蹲在尸体旁边，正在和另一个刑警讨论案情。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法医的人来了？麻烦看一下尸体上的伤口，初步判断一下凶器。”

　　他的语气很公事公办，没有多余的热情，也没有刻意的冷淡。就是那种很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语气。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很长，但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一起出现了很多次现场，一起熬过很多个通宵，一起在解剖室和会议室之间来回奔波。他不忙的时候会请我吃夜宵，我也不忙的时候会帮他整理卷宗。我们从同事变成朋友，从朋友变成恋人，一切都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正直、善良、有责任心，对工作认真到近乎偏执，对身边的人温柔到近乎笨拙。他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他会在加班到凌晨的时候，默默地给我带一份热腾腾的馄饨。他会在出完现场之后，不顾疲惫地送我回家，只因为“这么晚了不安全”。他会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都不问，就那么安静地陪着我坐一会儿。

　　和他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温暖的一段时光。我甚至一度以为，过去的那些事情已经被我彻底放下了。我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个爱我的人，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公寓。我可以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辈子。

　　但有些东西，不是你以为它不存在了，它就真的不存在了。

　　去年秋天，我在医院门口偶遇了邓柏舟。

　　他穿着白大褂，挂着主任医师的胸牌，从门诊大楼里走出来，身边跟着一群实习生，前呼后拥。他看起来意气风发，事业有成，受人尊敬——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一样。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扬长而去。

　　那一刻，我心底深处那个沉睡了多年的念头，忽然苏醒了。

　　我回到家，打开电脑，开始查他的资料。他的住址、他的家庭、他的工作单位、他的作息规律、他的社交账号。我像一个专业的侦查员一样，一点一点地收集着关于他的信息。

　　然后我开始查其他人。张予笙、钱景明、陈栩安、李知夏、余承舟——初中那六个人，我一个一个地搜。还有郑雨桐、孔曼菱、康念薇——小学那三个人，我也一个都没有落下。

　　我发现他们都过得很好。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开了公司，有的成为了当红明星，有的移民国外。他们在各自的社交平台上晒着幸福的生活——旅行、美食、聚会、升职、结婚、生子。评论区里全是赞美和羡慕，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对另一个人做过什么，更没有人记得那个被他们毁掉的童年。

　　我看着那些照片，看着那些笑脸，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可以活得这么好？凭什么他们可以忘记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凭什么法律不能制裁他们，时间不能惩罚他们，道德不能约束他们？

　　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半夜里被那些噩梦惊醒？

　　那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直到盖过了我所有的理智。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策划。

　　这一年里，我白天依然是那个专业、冷静、靠谱的法医童知意。我正常上班，正常出现场，正常写鉴定报告，正常和同事们开玩笑。没有人看出任何异常。

　　到了晚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研究每一个目标的习惯和弱点，规划每一起行动的路线和时间，准备每一种需要的工具和材料。我用我的专业知识来确保每一处细节都不会出错——我是法医，我知道警方会怎么勘查现场，我知道他们会提取哪些物证，我知道什么样的痕迹会被注意到，什么样的痕迹会被忽略。

　　我利用了所有我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东西，来实施这些谋杀。

　　说来讽刺——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法医学，原本是为了帮助死者说话，为了还原真相，为了维护正义。但到头来，我用它来做了一件完全相反的事情。

　　我没有后悔。

　　第一个人是邓柏舟。

　　他是医生，救过很多人，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好人。但我知道他怕什么——他怕打针。从小就怕。体检抽血都能吓出汗来。初中那会儿有一次体育课受伤，校医要给他缝针，他吓得脸色发白，死活不肯，最后还是贴了个创可贴了事。

　　所以我选择用针来杀他。

　　一万根医用缝合针，我从不同的医疗器械公司分批购买，每次买的数量都不大，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踩点，摸清了他家的布局、他妻子的出差规律、他藏备用钥匙的习惯。

　　行动那天晚上，我戴着手套和鞋套，从他家门口的花盆底下取出备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他一个人在家，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看书。他看到我的第一眼，没有认出我来——毕竟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过面了，我的变化很大。

　　我说：“邓柏舟，好久不见。”

　　他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头，像是在回忆我是谁。在他想起来之前，我用准备好的钝器击打了他的后脑勺，他晕了过去。

　　我把他的手脚绑在椅子上，然后剖开他的胸口，拿出那包针，一根一根地扎进他的心脏。

　　他中途醒了一次。他看到自己胸前的景象，发出了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恐怖的叫声。但很快，他又晕了过去。我继续扎。一万根针，我扎了大约四十分钟。

　　他死于心脏破裂合并失血性休克。

　　我在现场留下了一个Doom标记。代表极致的报复，也代表我的名字。

　　第二个人是张予笙。

　　她是邓柏舟的初中同学，也是当年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她喜欢高高在上地俯视别人，喜欢操纵舆论、掌控局面。她家有钱，从小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对任何人说话都是一副颐指气使的语气。

　　她最大的爱好是喝酒。每周至少要去酒吧三四次，每次都喝到半夜才回家。这个习惯给了我很大的便利。

　　我跟踪了她半个月，摸清了她常去的几家酒吧和她的饮酒习惯。然后我选了一个周五的晚上，在她常去的那家酒吧里，趁她去洗手间的间隙，在她放在桌上的酒杯里加入了过量的镇静剂。

　　她回来之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二十分钟后，她开始感到头晕，以为是喝多了，让朋友扶她去了洗手间。在洗手间的隔间里，她失去了意识。

　　我伪装成一个好心的路人，把她扶出了酒吧，扶上了我的车。没有人怀疑——在那种地方，喝醉的女人被朋友带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把她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里，她因为药物过量而死。

　　她在死前短暂地清醒过一次。她看着我，眼神迷蒙，似乎想说什么，但她的舌头已经不听使唤了。她只能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音节。

　　我没有等她说完。

　　第三和第四个人是钱景明和陈栩安。

　　他们是模范情侣，从初中就开始谈恋爱，一直谈到大学毕业、工作、同居。所有人都羡慕他们的感情，说他们是天生一对，说他们一定会白头偕老。

　　但我知道他们的秘密。钱景明在外面有女人，陈栩安也知道，但他装作不知道。他们维持着表面的恩爱，实际上各怀鬼胎，谁也不信任谁。

　　他们喜欢在人前扮演模范情侣的样子，那我就成全他们——让他们永远在一起。

　　我选择在他们同居的公寓里动手。那天晚上，我趁他们熟睡之后，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他们的房门。我手里握着一根钢钎——这是我专门找人定制的，长度和重量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

　　我先走到床边，看了看他们的睡姿。钱景明仰面躺着，陈栩安侧卧着，脸朝着他的方向。两个人的距离很近，近到我可以一箭双雕。

　　我举起钢钎，对准了两颗心脏连线的中点，然后用尽全力刺了下去。

　　钢钎贯穿了钱景明的胸膛，穿过床垫，刺入了陈栩安的背部。两个人的身体同时抽搐了一下，然后同时不动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钟。

　　我在现场留下了两个Doom标记。一个在钱景明的胸口上，一个在陈栩安的胸口上。

　　第五个人是余承舟。

　　他最爱嚼舌根。初中三年，他传过的谣言比我吃过的饭还多。“精神病院”那个说法就是他传开的——他到处跟人说我有精神病，说我进过精神病院，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好像他亲眼见过一样。

　　我选择用他的舌头来杀他。

　　我把他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勒住了他的脖子。他挣扎得很厉害，但我的手法很专业——我知道勒多久会让人失去意识，勒多久会让人死亡，勒到什么程度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他死后，我把这些年他造过的谣、传过的话，打印出来，一张一张地贴在他的尸体上。让所有人都看看，他那张嘴都说过些什么。

　　然后我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第五个Doom。

　　第六个人是李知夏。

　　她最爱造黄谣。初中三年，她编了多少关于我的故事，她自己都数不清。她和余承舟是一对完美的搭档——余承舟负责散播“精神病”的版本，她负责散播“私生活混乱”的版本。两个人一唱一和，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既疯又荡的形象。

　　我让她死在一个最屈辱的姿态里。

　　我用同样的手法——机械性窒息——结束了她的生命。然后我撕开了她的衣服，在现场制造了性侵的假象。让所有人都看到她最害怕被看到的样子。

　　但我也给了她最后的体面。在写尸检报告的时候，我在报告中清楚地写明：死前没有实质性的性侵行为。那些痕迹是死后伪造的。

　　这是我作为法医，给她最后的仁慈。

　　第七个人是郑雨桐。

　　她是小学三人组的主心骨。

　　这一点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在表面上，孔曼菱是最强势的那个，康念薇是最精明的那个，而郑雨桐看起来最不起眼——她不爱说话，不爱出风头，总是站在另外两个人的身后。

　　但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在背后推动的。孔曼菱动手之前，会先看一眼郑雨桐的眼神。康念薇动嘴之前，会先等郑雨桐点头。她从不亲自出面，但她控制着一切。

　　我挨的那些打、那些骂，有一半是她点的头。

　　她胆小，怕担责任，所以永远让别人冲在前面。但她以为躲在后面就干净了？不是的。那些被她怂恿出去的人，手上沾了血，她的手上一样沾了血。

　　我让她一个人死在黑暗里。打晕，一刀刺入心脏，干净利落。没有人在她前面挡着了。

　　第八个人是康念薇。

　　她是三个人里知道得最多的那个。在那个我们还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她已经懂得很多成年人才懂的东西——尤其是性方面的知识。她喜欢炫耀那些知识，喜欢用那些东西来编故事、造话题。

　　她造的那些谣言，比李知夏的更脏、更具体、更难听。李知夏只是编一些模糊的故事，而她能把时间、地点、人物、细节都编得有模有样，让你听了都觉得是真的。

　　我让她死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东西里——活埋。

　　我把她带到郊区一片荒地，那里有我提前挖好的坑。我把她推进坑里，然后一铲一铲地把土填回去。她在坑底尖叫、哭泣、求饶，声音越来越闷，越来越小，直到完全消失。

　　她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知识，救不了她。

　　第九个人是孔曼菱。

　　她是三个人里最爱美的那个。每天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头发要梳得一丝不乱，衣服要穿得整整齐齐，指甲要做成精致的款式，连袜子都要搭配好颜色。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邋遢和狼狈。

　　她也是最谨慎的那个。她搬到了顶楼公寓，装了防盗门和监控摄像头，进出都小心翼翼。她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了。

　　但她忽略了一个细节——她有睡前喝一杯温牛奶的习惯。

　　我趁她下楼取快递的时候，潜入了她家，在她放在厨房的牛奶里加了东西。她喝完牛奶之后，在睡梦中陷入了深度昏迷，然后用枕头捂住了她的口鼻。

　　她死在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自己家的床上。安安静静的，像是睡着了一样。

　　在她右手手腕内侧，我用针刺入，留下了最后一个Doom的标记。

　　九个Doom。九个人。全部完成了。

　　在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做一件很分裂的事情——白天验尸，晚上杀人。

　　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就是事实。

　　那些死者的尸体，有一部分就是我亲手检验的。我站在解剖台前，手里拿着手术刀，面对着那些我亲手杀死的人，写下了一份又一份的鉴定报告。我在报告里详细描述了伤口的形态、深度、方向，分析了致死的原因和过程，给出了专业的鉴定意见。

　　没有人怀疑我。因为我是童知意，是东海市公安局最优秀的法医师之一。我的报告永远是最规范的，我的结论永远是最可靠的。没有人会把“连环杀手”和“法医”这两个词联系到同一个人身上。

　　这种感觉很奇妙。我站在光明的一面，审视着自己在黑暗的一面留下的作品。我既是艺术家，又是批评家。我既创造了那些伤痕，又解读了那些伤痕。

　　有时候，我会在写完一份鉴定报告之后，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白天握着手术刀解剖尸体，晚上握着凶器结束生命。它们是同一双手。它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

　　只不过，一个在规则之内，一个在规则之外。

　　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暴露的。

　　不是因为我不够小心，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得足够多，总会留下痕迹。我只是没有想到，最先发现这些痕迹的人，会是陆星辞。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了。他太不会撒谎了——或者说，他在我面前从来不撒谎。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的语气，我都能读懂。

　　“是不是查到我身上了？”我问他。

　　他说“是”的时候，声音干涩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那一刻，我心里没有恐惧，没有慌张，只有一种终于来了的释然。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从小学三年级的孤立，到四年级的被套话，到五年级的烟头和垃圾，到六年级的冷水，到初中的黄谣、精神病传言、外号、粉笔头、纸团、水瓶，到报警之后的不了了之。我告诉他那些年我经历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做了哪些事情，我是怎么做的。

　　他一动不动地听完了全部。

　　他的表情是一片空白。不是冷静，是空白——像是他的大脑拒绝处理这些信息，像是他的情感系统在那一瞬间彻底宕机了。

　　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说：“因为我害怕。我怕告诉你之后，你会用你现在看我的这种眼神看我。”

　　他愣住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用什么眼神看我。但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种不认识的眼神。像是他忽然发现，自己认识了四年的人，其实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没有怪他。因为我确实是他不认识的那个人。他认识的那个童知意，是一个专业、冷静、善良、温柔的法医。他认识的那个童知意，会在加班到凌晨的时候给他带馄饨，会在周末窝在沙发里和他一起看电影，会在下雨天撑一把伞等他下班。

　　而真实的童知意，杀了九个人。每一种死法都是精心设计的，每一个Doom都是亲手刻下的。

　　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的两面。他爱的那一面是真的，我隐藏的那一面也是真的。

　　做完笔录的那个晚上，他没有把我送去警局。

　　他让我好好睡了一觉，让我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早饭，然后才带着我去了警局。

　　那是我这辈子睡得最安稳的一个觉。可能是因为我终于不用再隐瞒了，可能是因为我终于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也可能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在他身边安然入睡的机会了。

　　第二天早上，他做了早餐。煎蛋、粥、小菜、煎饺，比平时丰盛了不少。我们面对面坐着，安安静静地吃完了那顿饭。谁都没有说话。

　　吃完饭，我洗了碗，擦了手，转过身对他说：“走吧。”

　　他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审讯的过程很顺利。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没有隐瞒，没有修饰，没有为自己辩解。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我站在被告席上，安安静静地听完了全部内容。法官问我有没有异议，我说没有。法官问我需不需要辩护，我说不需要。法官问我有没有最后陈述，我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剩下的，交给法律。

　　法庭宣判那天，我听到法官念出“死刑”两个字的时候，我笑了。

　　那不是嘲讽的笑，不是挑衅的笑，也不是绝望之后崩溃的笑。那是一种释然的笑——像是一个背负了太重的东西走了太久的人，终于走到了终点。

　　不管这个终点是什么——我都走完了。

　　现在我坐在牢房里，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我不知道那一天具体是哪一天。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下个月，也许是明年。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陆星辞。我知道他一定很难受——他不是一个善于处理这种事情的人。他太正直了，太善良了，他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人偏偏是他爱的人。

　　但我不担心他会做傻事。他不会的。他是陆星辞，他会按照他相信的方式活下去。他会继续当他的刑警，继续抓坏人，继续维护他心中的正义。

　　也许很多年以后，他会遇到另一个人，过上另一种生活。也许他会把我忘了。也许他不会。

　　我希望他忘了我。

　　我的人生，从一个被孤立的小女孩开始，到一个被审判的连环杀手结束。

　　中间有过短暂的温暖，有过片刻的幸福，有过我以为可以重新来过的错觉。但那些东西，终究只是错觉。有些人的命运，从她十岁那年被烟头烫伤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

　　我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是违法的，是不可原谅的。法律已经给了我应有的惩罚，我接受这个惩罚，没有任何怨言。

　　我只是想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不是为了辩解，不是为了求同情，更不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什么警示。

　　我只是想在自己彻底消失之前，把这些年的来龙去脉理一遍——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叫童知意。

　　今年二十六岁。

　　我是一个连环杀手。

　　我也是一个曾经渴望被爱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