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洒南都》周景熙

9、喷油部的苦与乐 黄大龙

　　黄大龙在永丰玩具厂喷油部干了快三个月了。
　　三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从生手变成熟手，也足够让一个人看清一份工作的全部面貌。黄大龙现在闭着眼睛都能喷出一个合格的零件来，手稳得像机器，喷出来的漆层均匀、光滑、没有流挂。拉长阿强不止一次在早会上表扬他，说他进步快，让大家向他学习。
　　但表扬归表扬，活还是那些活，日子还是那些日子。
　　每天早上七点半进厂，八点上班，坐在喷油台前，拿起零件，喷漆，放下，再拿起零件，再喷漆，再放下。一个零件接着一个零件，一分钟一个，一个小时六十个，一天五百多个。同样的动作，重复几百遍、几千遍，枯燥得像在服刑。
　　最折磨人的不是枯燥，是油漆。
　　喷油部的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油漆味，天那水、香蕉水、各种稀释剂的味道混在一起，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人裹在里面。黄大龙刚来的时候被熏得头疼、恶心、吃不下饭，现在虽然习惯了，但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
　　刘师傅告诉他，喷油部的老员工大多数都有职业病——咳嗽、气喘、皮肤过敏，有的人干了几年，鼻子都闻不出味道了。
　　“那你怎么还干？”黄大龙问。
　　刘师傅苦笑了一下：“不干怎么办？家里两个娃要吃饭，老婆身体不好，我不干谁干？”
　　黄大龙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辈子在田里刨食，腰累弯了，腿累瘸了，也没说过一个苦字。
　　穷人家的男人，没有资格说苦。
　　喷油部有二十多个人，分成三条生产线。黄大龙在第二条线，跟他同一条线的有十几个人，大部分是从湖南、四川、广西来的，广东本地的反而少。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口音五花八门，但相处得还算融洽。
　　拉长阿强是广西人，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鬼精鬼精的。他是从底层干起来的，对工人不算太苛刻，但对产量抓得很紧。每天早上开工会，他都要报一遍当天的任务量——“今天目标一千八百个，干不完不许下班。”
　　一千八百个，意味着每个人平均要喷两百个左右，手慢的根本完不成。
　　黄大龙手快，一天能喷三百多个，在组里排前三。阿强对他很满意，有时候会多给他派一些好喷的活——大件的、平整的、好上手的。那些难喷的、小件的、细节多的，就派给手慢的人。
　　这让黄大龙想起在老家的时候，村里人常说的那句话：手艺好了，到哪儿都吃香。
　　跟他关系最好的工友是一个叫李国华的湖南人，比他大两岁，也是初中毕业出来打工的。李国华长得黑黑壮壮的，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说话大嗓门，性格豪爽，是个热心肠。
　　“大龙，我跟你说，喷油部不是久留之地。”李国华一边喷漆一边跟他说，“我来了快一年了，最近老咳嗽，晚上咳得睡不着。我想好了，干到过年就不干了，换个厂。”
　　“换什么厂？”黄大龙问。
　　“不知道，反正不干喷油了。”李国华说，“我有个老乡在电子厂，说那边干净多了，没味道。工资还高，一个月两百多。”
　　黄大龙没接话。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喷油部不能久待，但不是现在。现在他需要钱，需要尽快攒够一笔钱，不管是寄回家还是做别的用，钱是硬道理。
　　还有一个工友叫赵胖子，真名叫赵德明，四川人，胖乎乎的，一顿能吃三大碗饭。赵胖子干活不快，但人缘好，喜欢讲笑话，车间里要是没了他，气氛就沉闷很多。
　　“你们知道吗？我昨晚做梦，梦到我妈给我炖了一锅红烧肉，那个香啊，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赵胖子一边干活一边说，“结果一睁眼，口水流了一枕头，红烧毛都没看到。”
　　大家都笑了，连平时不怎么说话的阿珍都抿着嘴笑了。
　　阿珍是喷油部为数不多的女工，广西人，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轻声细语，干活很细心。她负责质检，检查喷好的零件有没有瑕疵。黄大龙喷的零件，她很少挑出毛病来。
　　赵胖子老是拿黄大龙和阿珍开玩笑，说他们俩是“金童玉女”。黄大龙每次都笑笑不接话，阿珍脸红红的，低着头不说话。
　　其实黄大龙对阿珍没什么想法。他心里有一个人，但那个人不是阿珍。
　　那个人是黄红鸾。
　　但黄红鸾现在在梁大军的大排档帮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偶尔在村里碰上了，说几句话，也都是些家常话——“吃了没？”“最近忙不忙？”“注意身体。”
　　黄大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黄红鸾。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太熟悉了，熟悉到分不清那是亲情还是别的什么。
　　他不想想这些。想这些太费脑子，不如多喷几个零件。
　　十一月底，黄大龙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那天下午，阿强把工资条和装钱的信封发到每个人手上。黄大龙拿着信封，手心出汗了。他走到角落里，拆开信封，把钱数了一遍。
　　一百八十块，一分不少。
　　他把钱攥在手里，感觉那些钞票是烫的。这是他这辈子挣到的第一笔正式工资，是他用三个月的汗水换来的。
　　他想起三个月前，在平阳镇的时候，他爹塞给他五十块钱，说“出门在外，没钱不行”。五十块钱，他爹攒了多久？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百八十块，在他家，够一家六口吃好几个月的。
　　下班后，黄大龙去了邮局。
　　固戍村的邮局很小，只有一间门面，一个窗口，一个工作人员。黄大龙排了十几分钟的队，轮到他的时候，他从信封里抽出一百块钱，递给窗口里的人。
　　“寄回粤北，平阳镇。”他把地址写在纸上，推过去。
　　工作人员接过钱和地址，算了一下汇费，说：“汇费一块。”
　　黄大龙又掏出一块钱递过去。工作人员给他一张汇款单，让他填。他一笔一划地填着，手有点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激动。
　　他爹收到这一百块钱，会是什么表情？会笑吗？会哭吗？还是像往常一样，什么表情都没有，默默地把钱收好？
　　他想象不出来。
　　出了邮局，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洒在地上。路边的小摊贩还在吆喝，炒粉的锅铲声、叫卖的吆喝声、录音机里的歌声混在一起，嘈杂而热闹。
　　黄大龙在大排档吃了碗炒粉，加肉的，一块钱。他吃得很慢，细细地嚼，想尝出这碗炒粉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其实没什么不同，但他觉得今天的炒粉特别香。
　　也许是因为他寄了一百块钱回家。
　　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南都这个地方，终于站住了脚。
　　吃完饭，他没有马上回铁皮房，而是在村里转了一圈。他走到周少婷的时装店门口，店已经关门了，灯还亮着，透过门缝能看到周少婷在里面整理衣服。他没有敲门，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又走到梁大军的大排档门口，大排档还开着，有几个工人在吃饭。梁大军系着围裙在炒菜，锅铲上下翻飞，火光映在他脸上，红彤彤的。黄红鸾在旁边切菜，刀起刀落，动作利索了很多。
　　黄大龙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黄红鸾抬起头看到了他，朝他笑了笑。他也笑了笑，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回到铁皮房，梁少武和周剑已经睡了。铁皮房现在只有他们三个人住了，空了很多，也冷清了很多。梁大军搬走了，黄红鸾也搬走了，铁皮房里少了两张铺，显得空旷了不少。
　　黄大龙躺在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皱巴巴的报纸，又看了一遍。
　　报纸已经旧得发黄了，边角都卷起来了，有些字迹模糊了，但那则新闻还在。他看了无数遍，几乎能背下来了。
　　“南都经济特区，面积三百二十七点五平方公里，东临大鹏湾，西连珠江口，与香港隔海相望……”
　　三百二十七点五平方公里。他不知道那是多大，但他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他的一席之地。
　　虽然只是一张铁皮房里的一块木板，但那是他的地盘。
　　他把报纸折好，放回枕头底下，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要上班。
　　后天，还要上班。
　　以后的每一天，都要上班。
　　但他不觉得苦了。
　　不是因为他习惯了苦，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希望。
　　那一百块钱寄回家了，他爹会高兴，他娘会高兴，弟弟妹妹会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这就够了。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