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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阳雨 悲剧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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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时候到哪里的?”老鼠般的目光在我的眼球上蠕动。
“我们活动课一上课就过去了。”奥黛丽死死地揪住我的校服外套。她害怕了?
接下里,在警官大叔迟迟未来之际,我们先被极其严苛的我们的班主任审讯了一番。奇怪的是,我对那些荒谬惨淡的事实已经毫无印象,现在的我的脑海里,那些即将剥落的妆容,那些兴奋却怀疑的面孔,那些雨点,在普照的阳光下如精灵般张开翅膀的雨点,却以像素点的形式反复张开闭合,张开闭合,永不停歇。
“你杀的?”回到教室后,一个人问我。
“不是--”我掏出作业,十分烦躁地扯开笔盖。“那是奥黛丽杀的?”
“你什么意思?”我愤愤道,还想骂人,但班主任已经翩然而至。
她卖了一通关子,挤眉弄眼地宣布放假,又神经兮兮地警告大家不要乱说话。
奥黛丽和我被要求留下。
我们和阴沉的老校长,和和气气微笑的班主任,还有陈老师的伴侣在教室里等候警官的审讯。
也许是教室里大人居多的缘故吧,他们开始无视我们这两个本不应该听到那些的学生聊了起来,但用的是方言。
“陈老师我今天都没碰到他,昨天人还是好好的。”校长的脑袋先巨大的圆南瓜,上面长者稀疏的白色蒲公英。
“陈老师这个人哦,办事情很负责很认真的啊!”这话说完,班主任看了看陈老师的伴侣,是专门说给她听的。
称她为什么好呢?受害者可以吗?她在呼呼作响的吊扇下疲惫地哭着,空气里充盈着不知价格的香水味,窗外的日光逐渐黯淡。
这个场景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髓里,像一行行奔腾的代码,它毫无规律地把我带到了过去和今天,却把奥黛丽留在了那个沉闷的下午。
“你和你妈说过了吗?”她偏过头看我。
“说过了。”
“同学过来一下。”
很认真严肃的谈话,我们也做了诚恳的回答。
当安静的房间里只剩警官沙沙书写的声音时,奥黛丽用不大不小的嗓音说道:
“那张明细单......您要看看吗?”
我掏出手机,警官和我加了个微信。显然,他凭借着职业敏感,对这张明细单很有兴趣,换言之,很有方向。
怎么开始下雨了?被放逐出学校的时候,我们躲在旧书店里,在破旧的书卷里,我们好像一下子变得很老,和我现在一样老。
雨点淅淅沥沥像平淡的钢琴曲。
接下来的事情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陈老师的死却和学校有很大的关系。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场景。从他死的那一刻开始,他的音容笑貌,社会地位,就不再出现在我的眼眶。我歇斯底里的眼角不断吐出恐惧的泡泡。
班主任和校长反复叮嘱我们不要走漏风声,却不知不觉向我们松了口。
也许恐惧和不安需要向人分担,于是我和奥黛丽逐渐被卷入了疑惑的中心。
回家后,兴奋不已的妈妈和津津乐道的爸爸欢迎着惊魂未定的我。我觉得自己像一朵从下雨天的朽木中长出的,被浇透的木耳,周围是嘶嘶的闷闷的雨声。他们在向我说话。
浓稠粘腻的晚饭过程里,我明白了两件事情。一,陈老师死了挺好,他不是好人。二,陈老师自己是不想死的。
“没想到只放一天假,这个周末还要补课”,奥黛丽朝我说,“老陈死不瞑目啊。”有人接话。
但很快,大家意识到不应该开死人的玩笑。一切如常。
时间会把心情卷走,但当放学时警官大叔找我时,我知道,我的时间在变长。
“就是前天早上”,我的嘴唇好干,我的头发稀稀拉拉地耷落,不像正派人士,“九点多,一个实习老师放到我们班的。”
他油油的,友好沉静的脸朝向我,他背后,校长和班主任像猫一样狞视着我。我说错了什么?
“然后陈老师就过来让那个实习老师把纸拿走了。”我克制住舔嘴唇的想法,在经过同意后离开。
奥黛丽靠在教室的门框上等我,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很想和我说话。
我朝她走去。我们的距离,只有三段小臂,但班主任轻轻插入,叫走了奥黛丽。奥黛丽用眼神告诉我不用等她。
如果能回到过去,人总是有这样不成熟的想法,我一定会追上去,告诉奥黛丽别听杨老师的,我们走吧,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总之不要继续在北校停留,去哪都行,繁花遍地的热那亚,还是利古里亚的蓝色的海岸线,还是让人疲倦想哭的摩洛哥,都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只要我侧过脸还能看到你圆圆的脸庞,只要蓝色清晰的遥远天空下你还在那里,只要冷冷的风吹过你还能把脸埋在围巾里,我们就不要在这样荒唐地待下去。我们一起逃走吧。虽然你不是小卡尔曼,我也绝非唐·何塞。但,牵起我的手,我们离开吧。现在的我用尽力气全心全意地祷告着。
但我傻乎乎地一个人离开了,留下了她一个人。
第二天我被同学告知奥黛丽有些不舒服,没来学校。那时我还以为是梅雨季淹没了她。后来她一直没来,班主任软软地告诉我奥黛丽休学了,等她调整好了随时可以来上学。
那段时间,我和警官大叔的见面比和奥黛丽的联系更加频繁。我问奥黛丽为什么不来上学,就算再累再烦我都会一直陪着她。她偶尔回我几个字,懒懒的不想理我。再后来,我才知道她根本没有吃那年夏天的杨梅,西瓜,刨冰,诸如此类。
奥黛丽永垂不朽地驻足在那泊闪闪发光的育德湖中,她的灵魂比破晓的池水更加清澈,她的脸庞比清晨的群山更加柔和肃穆。
陈老师的死一直像不散的薄雾飘散在北校,奥黛丽的死就像柔柔的阳光,丁达尔效应,大家都觉得真相该水落石出了,至少北校高层觉得是这样。
在躯体化症状出现之前,我仍然参加着北校组织的无聊事宜。晨会上,我无意识地听着无足轻重的通报批评和评优评先,奥黛丽的名字突然像一粒小石子一样滑进了我的耳道。
“相信同学们也听到了关于我校的几则谣言......”
装模作样的哀悼,顺理成章的推诿,莫名其妙的关联。目眦尽裂,可以这么形容。我燃烧得像是要在那个周一挥发了。班主任一直在用眼神警告我。我回以低头和默不作声。
奥黛丽的遗书在舒缓的晨光里被校长朗诵。
“......我对不起陈老师......我不应该拿着那张明细单质问他......我不知道......”
很有戏剧效果,原本昏昏欲睡的学生睁开惺忪的眼皮,依仗他人的痛苦刺激自己的清醒。
“我投河,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解脱,也很自私......”
校长到底念了多久?他还有班主任到底截取了多少?篡改了多少?错译了多少?
我漫无目的地听着,但我的血管发烫。好像奥黛丽只是一个陌生人。我不认识她。
“最后,希望我的母校北校越来越好,希望我的家人健康”,校长停了一下,“希望我的朋友维塔亚不被这些事干扰,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
他们看着我。四面八方的目光审判着我。很多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岌岌无名的律师,就算在再庄正严肃,牵扯到再高金额的法庭里,我都再没有感受到那种目光。因为我知道,在法庭上,我的靠山是成系统的法律,我是能够反驳的律师。但在那个晨会上,我毫无防备,我是被剥夺呻吟权力的生灵,我只能咽下他们给我的世界上最恶心的惩罚。他们要用奥黛丽困住我。
他们群山般的目光笼罩着我,我这才发现陈老师的伴侣也来了,她冷峻地看着我。
我现在依旧清晰地记得那种无力感觉。心跳很快,头皮像键盘般跳动,血管快被撑破。我的感官明显过载了。
可我那时动弹不得,四肢发麻,他们以为我怕了。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并着奥黛丽的双份勇气,我的原计划是不管不顾地冲到台上结结实实地扇校长几个巴掌,在光天化日下戳破一切粉饰,粉碎一切谎言,我要他们向奥黛丽道歉,我要他们头破血流,摧折心肝,像我一样生不如死。
但我没有那么做。
那时我第一次躯体化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