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死者记得他》VV不在

68、关系不能作证 11月11

　　11月11日下午一点四十五分，认知安全委员会申请限制闻知序继续作为技术证人。
　　委员会提出两项理由：闻知序是A07未经告知的参与者，对程序结果具有个人利益；他与贺临川存在持续关系，后期判断可能受到情感影响。
　　独立保管人没有反对第一项。
　　闻知序已经退出A07材料的技术签发，相关结论也在由周允宁重新核查。问题在于，这种冲突是否应当追溯到他处理过的全部死者记忆，并使此前工作失去效力。
　　委员会代理人提交A07关系稳定度分值。
　　代理人没有主张分值本身等同事实，而是认为它至少说明闻知序的后期判断需要更严格审查。委员会特别质疑11月5日以后形成的四项记录，因为两人当时已经共同居住。
　　周允宁指出，四项记录中两项由法院技术人员独立提取，一项是贺临川本人签署的有限掌纹许可，另一项才包含闻知序的专业判断。把四项全部称为他的判断，会再次混淆材料来源。
　　法院没有接收其结论，只允许提交底层事实：两人共同居住、共同出入，并多次在身份冲突发生后使用纸质记录。临时居住由法院安排，纸质记录又是系统无法正常登记贺临川后的替代方式，这些事实不能自动证明亲密程度。
　　代理人询问贺临川是否把闻知序列为临床安全联系人。
　　贺临川的代理人拒绝回答。
　　安全联系人属于治疗安排，建立于11月9日晚，晚于本案绝大多数检验工作。除非委员会能够说明它与某项具体结论有关，否则不能仅为证明关系而调取临床文件。
　　委员会没有提出具体关联，只表示这可能证明两人互相信任。
　　法院认为，信任可以影响证言评价，却不是打开全部临床安排的通行证。委员会已经知道两人共同居住、共同调查和互相保存纸质材料，足以提出交叉询问，不需要取得治疗文件来重复证明。
　　法院接受拒绝，没有把不回答写成默认存在或不存在。
　　下午两点二十九分，周允宁提交初步复核。
　　闻知序第一次HLC异常报告产生时，A07尚未记录到任何持续关系。报告来源是一段依法固定的死者记忆，人物识别当时也未依赖贺临川本人陈述。
　　后续十二次死者记忆检验中，八次有设备日志或现场物证独立支持；两次只能确认人物出现，不能确认行为；另两次原本就被闻知序标为不足采用。
　　周允宁随机复核了其中三次读取的退出记录。闻知序都在离开连接后先完成时间、地点和自我身份确认，再核对人物，没有发现为了让贺临川出现而延长读取范围。
　　她也指出一处需要修正的地方：第十九次异常报告中，闻知序把连续出现写成持续跟随，后者包含行为目的。旧报告将改回连续出现，并保留修改痕迹。
　　独立复核不是只替闻知序证明正确，也要找出他实际使用过的过度表述。
　　关系可能影响评价，需要披露，却无法解释第一份报告为什么出现，也不能让那些独立物证消失。
　　法院作出分项决定。
　　闻知序不得再作为A07机制的独立专家，可以作为受影响者陈述自己经历的提示、复制和工作限制。涉及死者记忆的方法问题，由周允宁复核后共同说明；涉及他亲自看到、记录或操作的事实，仍可接受询问。
　　委员会可以质疑具体判断，不能用关系二字一次排除全部材料。
　　闻知序随后确认，自己愿意就工作步骤接受询问，也保留对个人生活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贺临川的代理人作出相同确认。两人没有被要求为证明证词可信，给当前关系选择一个超出案件需要的名称。
　　下午三点十七分，听证结束。
　　贺临川在走廊里问闻知序，是否需要自己搬出临时住处。
　　“如果我们不再共同出现，他们至少少一项理由。”他说。
　　闻知序看着他手里的纸质诉讼袋。那只袋子从只有三份文件，变成了如今几乎无法合拢的厚度。
　　“第一份报告出现的时候，系统还不知道我们会住在同一个地方。”闻知序说，“搬走不会改变那一点。”
　　“会改变以后。”
　　“以后不需要由它替我们预先回避。”
　　贺临川没有把这句话当成拒绝搬走。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
　　“那是你想让我留下，还是只是不接受它的算法？”
　　闻知序停了片刻。
　　“两件事不冲突。”他说。
　　这不是在听证记录里作出的回答。走廊没有人要求他们说明关系，也没有终端根据停顿时间计算可信度。
　　法院没有要求两人分开，临床安全安排也仍然有效。是否共同居住可以重新选择，却不该为了让系统更容易相信他们而选择。
　　回到临时住处时，值守人员更换了纸质登记表。新表多出关系一栏，选项只有亲属、工作人员和其他。
　　闻知序没有替贺临川填写。贺临川在自己的那一行勾选其他，又在旁边写了共同居住。
　　值守人员没有要求他改成系统能够识别的关系，直接把表收进文件夹。
　　走到门禁前，系统照旧只登记闻知序。
　　他刷开门，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停在门内等。
　　他站在门外，和贺临川一起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