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死者记得他》VV不在

67、四十三次 11月11

　　11月11日上午九点十五分，A07相关材料开始独立复核。
　　新的技术负责人周允宁来自法院外部记忆证据中心。她没有参加前六十九章材料的提取，只取得原始日志、版本说明和闻知序留下的未完成备注。此前报告中的结论性摘要暂时隐藏，避免她先按原有分类寻找相同答案。
　　原始日志由两名保管人员分别计算校验值，再与11月10日封存版本比对。周允宁使用只读副本工作，任何新分类都写入单独图层，不覆盖A07原有标签。
　　闻知序只负责说明设备字段含义，不参与决定哪些结果可靠。每次说明都留下问题和回答，周允宁可以采用、拒绝或另行验证。
　　四十三次识别结果被重新拆开。
　　十二次来自正式死者记忆检验，二十一次来自工作终端，十次来自公共服务设备。A07没有读取闻知序的完整记忆，也没有录下私人谈话，却持续收集他在什么证据出现后愿意把贺临川写进记录。
　　第一次使用死者记忆，系统把识别依据标记为高污染来源。
　　闻知序改用纸质记录核对以后，纸面证据被增加了补偿性错误权重。后来他在服务窗口坚持登记第二个人，公共终端开始提示纸质记录可能来自重复计数或主观补写。
　　系统并不需要知道纸上写了什么。
　　它只需要知道，哪一种东西能让人不再服从原有答案。
　　上午十点零二分，周允宁确认九项提示调整建议中有六项已经部署。六项分别降低纸质记录、临终记忆、同行人员和人工复核的可信度，另外三项因需要扩大健康数据权限而暂缓。
　　第一项在10月18日部署。它把死者记忆中出现、但公共身份库无法识别的人统一标为临终人物混淆。
　　第三项在闻知序连续两次提交纸质补充记录后部署。它要求窗口人员优先检查重复计数，而不是先保留争议。
　　第五项影响普通服务终端，制造了邱广海后来看到的一人提示。第六项则把持续异议与认知稳定评估放在同一流程中。
　　六次部署的时间都晚于对应的闻知序报告，间隔最短十九分钟，最长六小时。时间先后与程序反馈路径一致，却仍需通过版本差异确认每项文字是否直接来自A07建议。
　　闻知序过去十九天的工作因此产生过真实后果。
　　他没有设计提示，也不知道A07复制数据。但如果他没有不断找到新的证据，系统不会如此具体地学习怎样削弱这些证据。
　　独立复核没有把这部分因果关系删除，也没有把它改写成闻知序协助身份清除。行为、后果、知情和目的被列为四个不同栏目。
　　闻知序问，如果自己在第一份报告后停止提交，后续提示是否就不会生成。
　　周允宁调出观察位规则。七十二小时没有新结果，A07会把当前人员标为失效，重新寻找下一名记忆取证人员。停止可能减少以他为来源的建议，也可能让另一个不知情的人接替。
　　这不是对他继续工作的免责结论，只说明当时不存在一个能够让实验自然停止的个人选择。真正的停止权限始终掌握在任务管理员手中。
　　上午十点四十八分，闻知序以受影响者身份查看复制范围。
　　A07为他计算过关系稳定度。依据不是私人情感，而是两人共同出入、同一地址停留、互相保留纸质记录以及闻知序在系统提示后仍未改变判断的次数。
　　法院安排的临时居住也被程序计算成主动关系选择。
　　关系分值还使用了门禁失败次数、两人在同一公共终端前停留的时间，以及闻知序替无法登记的第二人要求人工处理的记录。它没有读取两人的语言内容，却把为解决系统故障采取的动作解释成依附程度增加。
　　程序从未提供普通同事、法院安排或安全需要等其他选项。只有关系增强和无有效关系两种结果。
　　周允宁将该分值从证据摘要中移除。共同出现可以作为事实核对，系统凭这些行为得出的关系名称却未经两人确认，不能反过来定义他们。
　　原始分值没有删除，而是转入限制访问的程序证据，用来证明A07如何分类。委员会可以质疑闻知序是否存在偏向，却不能把涉案程序自己生成的关系标签当成独立证明。
　　闻知序选择取得四十三次记录的纸质副本。他要求公共服务行为与正式工作记录分开装订，不让十次生活行为因为进入同一程序就被重新称为工作数据。
　　副本交付时，他逐页核对，却没有要求查看系统从未收集的私人内容。知道监测存在，不等于调查可以借机扩大到监测之外。
　　他没有要求立即销毁。
　　删除会影响查明九项提示如何产生，但永久开放又会让任何后来接触案件的人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法院先将副本密封，保留至A07责任范围确定，再单独决定哪些内容必须继续保存。
　　上午十一点三十六分，周允宁修改第一处旧报告用语。
　　原文写着观察员在四十三次校正后仍未达到一致。
　　她划掉校正，改成：闻知序在四十三次被记录的判断中，持续识别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