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死者记得他》VV不在

46、被拔掉的插头 11月4日

　　11月4日上午七点四十分，闻知序收到一只写着贺临川姓名的法院信封。
　　临时身份争议凭证无法绑定固定住址，书记员便按照联系人栏把纸质通知送到闻知序所在的取证中心。信封封口完整，闻知序没有代拆，只在签收簿上注明由本人领取。
　　贺临川赶到以后，先核对裁定编号才打开。
　　“如果内容紧急，你可以拆。”他说。
　　“联系人栏没有这一项。”闻知序回答。
　　“那可以补吗？”
　　“可以。写清什么情况下可以，什么情况下不可以。”
　　贺临川把这件事记在通知背面，没有当场扩大权限。是否代收、是否代拆、是否代为回应，仍然是三件不同的事。
　　通知内容是南河公共心理服务站的设备检查。法院允许他作为身份争议相关人到场，但不要求参加。联系人只负责确保通知能够送达，不负责替他决定是否前往。
　　上午九点二十分，检查组进入南河服务站。
　　这里仍在正常接待来访者。站长姜思澄先把当天两组咨询转移到没有电子设备的房间，等最后一名来访者离开，才打开旧器材库。
　　检查组没有调阅普通咨询记录。保全令只覆盖兼容节点、安装文件和可能由设备生成的数据，不能因为同处一栋楼就查看所有来访者的心理档案。
　　第十台节点放在最里面的金属架上，外面盖着防尘布，插头被透明封存袋单独包住。
　　它已经一年半没有接通过电源。
　　设备于2040年以情绪一致性训练舱的名义送到南河。验收材料只有公共服务备案，没有医疗器械编号，也没有完整刺激参数。姜思澄拒绝让来访者试用，要求供应方补交文件。
　　供应方先说训练舱不属于医疗设备，随后又称参数涉及委员会安全标准，不能向普通心理服务机构公开。
　　“既然不能告诉我它会做什么，就不能让人坐进去。”姜思澄说。
　　委员会曾连续发来五次启用提醒。最后一封邮件警告，拒绝接入可能影响服务站年度评级。姜思澄把邮件打印出来，与设备一起锁进器材库，又在插头封存袋上写下日期。
　　2041年5月6日，供应方派人上门检修。维修人员试图重新接电，被她要求先在纸面写明刺激范围。对方没有写，设备从此没有再启动。
　　公共资产系统却一直把它标记为正常使用。
　　系统甚至为它生成了三个年度的服务统计：共完成四百一十八次训练，平均改善率百分之八十一。姜思澄每年都在统计表旁提交异议，说明设备从未启用。异议扫描件存在，汇总页面上的数字却没有改变。
　　这些数字不是伪造具体来访者的病历，而是根据设备预计容量自动填入的绩效值。它们被写进南河服务站年度报告，使一台没有插电的设备看起来持续产生效果。
　　姜思澄保留打印件，最初并非因为怀疑记忆技术。她担心虚假使用量最终由服务站承担责任，也担心未经备案的设备导致来访者受伤。谨慎、职业风险和对程序的不信任共同让她拔掉了插头，不需要事后把其中任何一种理由美化成预见全部危险。
　　技术人员拆开外壳，确认序列号属于十二台兼容节点。内置电池早已耗尽，最后一次真实连接正是2041年5月6日。没有六名载体资料，没有11月1日升级包，也没有来访者脑电记录。
　　为了读取介质，技术人员没有给整机供电，而是取下存储板，接入只能向外输出的隔离接口。设备内部还保留着二十三组厂商演示数据，人物姓名均为虚构编号，没有发现真实服务记录。
　　11月1日升级包曾三次尝试寻找这台节点，桥接日志都显示无响应。对外公布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二通过率却把它列为测试成功，进一步证明结果表没有来自真实设备。
　　并非每一台节点都成功进入人的生活。
　　这台设备没有造成已知干预，不是因为程序主动遵守边界，而是有人在看不见技术细节时选择不让它通电。
　　姜思澄仍然接受询问。她说明自己没有专业能力判断设备是否真的危险，只知道文件不完整。调查记录因此写成拒绝部署，不把她事后的判断包装成提前识破QS-7。
　　上午十一点，第十台节点完成封存，剩余两台。
　　姜思澄询问是否需要通知设备到站以来的所有来访者。技术结论显示设备没有接通过电源，调查组没有发送可能造成误解的风险警报，只要求服务站公开更正虚假使用统计，并允许任何对设备有疑问的人自行查阅说明。
　　没有发生干预，也需要被准确记录，而不是为了证明系统危险就扩大受影响人数。
　　设备背面的维修标签提供了一条新线索。2041年的上门人员还检查过一台配套移动支持设备，车辆编号YS-07。车辆由城北医疗转送车队代管，维修内容写着驾驶舱稳定模块异常。
　　这个编号与北辰案的人工驾驶车辆一致。
　　检查组没有立即联系当时的司机补充记忆。车辆先被要求停止运行，纸质行程和设备状态分别保全，司机可以重新决定是否参与询问。
　　离开器材库前，姜思澄取下插头上的封存袋，交给沈砚秋作为设备管理记录。
　　袋面没有技术术语，只有她一年半前写的一行字。
　　无备案，不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