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澹

3、第 3 章 少爷天

　　少爷天还没亮就走了，大太太哭得撕心裂肺，抱着他不肯松手，他跪在地上给大太太磕了三个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踏出了周家大门。
　　我躲在侧门偷偷看，没有出去送他。
　　晚上我照常打更，敲到少爷住的院子外面时，我看见窗户里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灯光。
　　我手里的梆子忽然变得千斤重。
　　“笃笃笃——咣——”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我的声音在夜风里飘散，没有人应答。
　　敲完三更，我回到自己的小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枕头底下有什么东西硌得慌，我伸手一摸，摸出一个小布包。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怀表。
　　银色的表壳，带着细细的链子，打开表盖，里面的指针正滴滴答答地走着，表盖的内侧刻着一行小小的字，我借着窗外的月光仔细辨认，看清楚了那行字。
　　“长安，等我回来。”
　　我把怀表紧紧攥在手心里，表壳硌得我手生疼。
　　我鼻子一酸，没忍住哭了，我爹娘死的时候我没哭，从小到大挨了多少打骂我都没哭，可那天晚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哭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我把怀表小心翼翼地挂在脖子上，塞进衣服最里层。
　　那之后，我每天晚上敲更的时候，都会在少爷的院子外面多站一会儿。
　　梆子声在空无一人的黑夜里回响，我总盼着那扇窗户能忽然亮起灯来，然后那个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李长安，今儿个又晚了半刻钟！”
　　可是窗户始终黑着。
　　少爷走后的第一个月，来了一封信，大太太让人念给她听，信上说他已经到了，一切都好，让家里不要挂念。
　　第二个月，又来了信，说他已经加入了部队，做的是文职，不上前线打仗，很安全。
　　第三个月，信断了。
　　大太太担心得吃不下睡不着，托了好多人去打听，都毫无音讯，后来终于有人带回消息，说少爷所在的那支部队在北边交界，和家里断了联系也是常有的事，让大太太放宽心。
　　大太太表面上说着“那就好那就好”，可我看见，她每天晚上都要在佛堂里跪到半夜。
　　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把更敲得更响亮些，好像这样就能把消息传到远方去。
　　那块怀表我贴身戴着，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掏出来看一眼，表针有条不紊地走着，一圈又一圈，就像我的梆子声，每夜都停不了。
　　我常常想起少爷临走前的那句话，“等我回来，我要听着你的梆子声进家门。”
　　我在心里回答了无数遍，“好，少爷我等你。”
　　时间走的很快，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民国二十二年，战事越打越烈，苏州也遭了殃。
　　一天夜里，防空警报响了半个城，爆炸声从城东一直传到城西，震得周家老宅的窗户哗啦啦地响，大太太带着阖府上下躲进了地窖，我提着灯笼在院子里巡逻，看见远处烧起冲天的火，把半边天都映红了。
　　那场轰炸过后，好多人家连夜搬走了，阊门内外的巷子里空了一大半，每到夜晚，寂静无声，连院墙上的野猫都不见，只有我的梆子声还在响。
　　大太太病倒了，打从少爷走后她的身子就不好，这一吓更是雪上加霜，管家说，大太太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跪在佛堂外头，对着昏黑夜磕头，“少爷，您要是还活着，就给家里来封信吧。”
　　最终信没等来，大太太也走了。
　　民国二十三年腊月，大太太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咽了气，临终前眼睛始终望着门口，嘴里喃喃地念着少爷的名字。
　　我在院子里敲了一整夜的更，从一更敲到五更，一刻也没有停，雪落在我的蓑衣上、帽子上，很快就积了厚厚的一层，我的手指冻僵了，梆子都快要拿不住，可我还是不肯停。
　　我想，少爷要是还活着，他一定能听见的。
　　大太太的丧事办得很冷清，树倒猢狲散，下人们走的走，散的散，偌大的周家老宅，最后只剩下几在周家做了一辈子活的老人，管家劝我走，说这宅子怕是保不住了，你一个年轻后生，何苦守在这里。
　　我摇摇头，还是不走，说：“我答应过少爷的。”
　　管家叹了口气也头走了，他走的时候站在大门口看了我一眼，说：“长安啊，你这孩子，太死心眼了。”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没告诉管家，我答应少爷的不只是守住这个家，我更答应过要等他回来。
　　民国三十四年，我们打赢了，日军投降了。
　　小报郎穿街过巷，边跑边喊:“胜了！我们胜了！”
　　那天苏州城里的鞭炮响了整一天一夜，我提着灯笼站在巷口，看着满街欢庆的人群，心里头热得发烫。
　　仗打完了，少爷该回来了吧。
　　我回到老宅，把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少爷的房间我这些年一直打扫着，被褥每年都要拿出去晒几回，就想着他回来的时候，推开房门，一切都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书桌上的书还是原来的样子，墨盒里的墨早就干透了，我隔些日子就会往里面加点水，窗台上放着他从前最爱用的那只青瓷茶杯，杯沿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是他有一回喝茶的时候不小心磕的，少爷还非说是被我吓的。
　　我站在那间空旷的屋子里，对着那扇透着曙光的窗户，轻声说了一句：“少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可惜没有人回答我。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支队伍来了，我不太懂那些，只知道苏州城里又换了天，街上的旗子换了颜色，巡警换了一拨人，市面上倒是比从前安稳了些。
　　我每天站在大门口望着，盼着哪一天会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周家宅子门口。
　　少爷应该会穿着军装，戴着军帽，风尘仆仆地走进来，然后站在石阶上，冲我笑一笑，说：“李长安，你的更敲得还是那么响。”
　　为了这个念想，我每天晚上敲更的时候，都会特意绕到门口去，使劲儿地敲，使劲儿地喊，好像这样就能把他喊回来。
　　那年冬天，真的有人来了。
　　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个子都很高，跟少爷差不多，两人脸上都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他们站在周家大宅的门口，打量着那块蒙了尘的匾额，又打量着门前的石狮子。
　　我当时正在院子里扫雪，听见敲门声，丢下扫帚就跑过去开门。
　　门一打开，我看见那两身军装，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请问……”我的声音在发抖，“你们是……”
　　那个高个子的军人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让我害怕的东西：“你是周珩的家人吗？”
　　“我是……我是他家里的护院，”我攥紧了手里的门闩，“他人呢？他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