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声，声音的声》海枯石烂

8、 声声不归，榴树独寒 姥姥哭了

　　姥姥哭了很久很久。久到灵堂里追悼会的流程都往后推了，司仪站在旁边不敢上前催，只能尴尬地来回踱步。久到有人陆续离开了，有人小声议论着离开了，有人摇着头离开了，把这一家子的悲恸关在了身后那扇门里。

　　哭声渐渐小了。

　　姥姥放下捂着脸的手，眼睛红得像兔子，脸上全是泪痕，像干涸的河床上的纹路，一道一道的。她的拐杖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在了地上，她没有捡，就那么佝偻着腰坐在那里，像一座被风化了很多年的石像。

　　她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看向灵柩的方向。

　　水晶棺里，林声安安静静地躺着。化了妆的脸看起来比活着的时候还要生动一些，嘴角微微上翘着，像是在做一个好梦。姥姥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像很远很远的星星，微弱得随时会熄灭，但还没有灭。

　　“声声，”她轻轻地说，声音沙哑而温柔，和刚才那个声嘶力竭控诉一切的老人判若两人，“声声，姥姥带你回家。姥姥带你回老家。咱们不住这里了，咱们回姥姥那去，姥姥院子里还有石榴树呢，今年结了好多果子，裂了口子的那种最甜，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她说着说着，声音又碎了。

　　“姥姥给你摘石榴吃啊。”

　　姥姥的声音最后低了下去，低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低到像是说给水晶棺里的那个女孩听的，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低到像是某种古老的、代代相传的誓言，一个保护不了自己孩子的老人，对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孩子，许下的最后一个承诺。

　　“姥姥在，姥姥永远在。”

　　告别厅外面，十一月阴沉沉的天压得很低很低，铅灰色的云层一动不动地铺满了整个天幕。风很大，把院子里的枯叶卷起来又放下，放下又卷起来，发出簌簌的声音，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但每一个音节都像是叹息。

　　一辆三轮车停在殡仪馆门口，车斗里铺了一层旧棉被。

　　那是姥姥来的时候坐的车。

　　也是她要带林声回去的车。

　　姥姥最终没能把林声带回老家。

　　按照当地的殡葬规定，遗体火化后，骨灰可以由家属带走。但王秀兰在最后一刻发了疯一样地扑上去，死死抱住骨灰盒不放，怎么都不肯让姥姥带走。两个女人在殡仪馆的走廊上撕扯在一起，一个说“她是我的女儿”，一个说“你不配当她的妈”。林声的爸爸站在一旁，双拳紧握，指节泛白，嘴唇翕动了半天，最终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们分开，姥姥被表姨搀着退到走廊的尽头，王秀兰抱着骨灰盒蹲在墙角，哭得像一只被踩断了腿的母兽。

　　最后骨灰盒被王秀兰带走了。

　　姥姥站在殡仪馆的大门口，看着那辆载着女儿和外孙女骨灰的车子消失在路的尽头，很久很久没有动。表姨劝了她好几回，说天冷了，回去吧。她不说话，就那么站着，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像一蓬被霜打过的枯草。她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了，站在十一月的水泥地上，凉的。但她说她感觉不到凉。她说心里更凉。

　　“她声声要是跟我走，不至于连个坟都没有。”姥姥后来跟邻居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是愤怒，是空洞。一种过了头的、哭不出来的、像被掏空了一样的空洞。“她妈要把她葬在他们那边，一个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声声活着的时候就没在那里住过一天，死了倒要去那里长眠。这叫什么事呢。”

　　她说“长眠”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抽搐了一下，像是在咀嚼一颗很苦的药，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姥姥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

　　天很冷，院子里没有别人了。舅姥姥来送过午饭，她没吃，放那了。碗里的面条坨成一团，上面浮着一层油，凉透了。姥姥就那么看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石榴树，树枝在风里轻轻地晃，像一个老人在招手。

　　她忽然想起林声小时候在这棵树下等爸妈的样子。那时候她才那么小一团，搬个小板凳坐在树下，两条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端端正正的，像一个乖得不得了的小学生。她等啊等啊，等得头都歪了，等得眼睛里那一小团火慢慢地灭了，灭了又亮了，亮了又灭了，反反复复的，像一盏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灯。

　　姥姥那时候总是在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她。不是不想出来陪她，是出来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能说什么呢？说“别等了，你爸妈今天不会回来”吗？她说不出口。所以她只能躲在窗子后面，看着自己的外孙女一个人坐在石榴树下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看着看着，自己的眼泪就下来了。

　　“声声啊声声，”姥姥抬起头看着石榴树的枝桠间露出一小块灰蒙蒙的天，声音很低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姥姥对不起你。姥姥没能把你留住。姥姥太老了，姥姥没用了。”

　　石榴树枝晃了晃，没有回答她。

　　在县城那边，林声的骨灰被暂时寄存在殡仪馆的骨灰堂里，等着来年清明入土。王秀兰说要买一块最好的墓地，要大，要朝南，要种上花。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像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像是要证明自己不是不负责任的母亲，像是要用钱把十八年的亏欠一下子填平。

　　林声的爸爸没有说话。他从殡仪馆回来之后就没怎么说过话。他把自己关在五金店后面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林声的东西。林声的东西很少，少得让人心酸。几件洗得发白的校服，两双旧鞋子，一个书包，书包里除了课本和作业本，什么课外书都没有。她的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纸上抄着一段话，字迹工工整整的，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写上去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我的人生就像一株长在墙角的草，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活是活着，但从来没有真正地活过。”

　　纸已经被揉得很皱了，上面有干了的水渍，可能是眼泪。

　　林声的爸爸把那张纸捧在手里，指腹一遍遍地摩挲着那些字迹。他的嘴唇一直在动，但旁边的人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好像是在叫“声声”，又好像是在说“对不起”。也许两种都是。

　　几天后，姥姥收到了一样东西。

　　那是林声在去世前最后一个月攒下的一笔钱。她从很微薄的生活费里一点点省下来的，省得很辛苦，早饭常常只吃一个馒头，午饭不打菜，就着家里带的咸菜下饭。同桌张琳琳后来回忆说，有一次看到林声兜里揣了一个鸡蛋，掏出来的时候蛋壳已经碎了一半，她小心翼翼地剥着，把碎了的蛋壳一片一片地揭下来，最后那个鸡蛋被她吃了很久，一小口一小口地，像是在吃什么了不得的珍馐美味。

　　张琳琳说这话的时候哭了。她说她那时候还嘲笑过林声，说她这个穷酸样，一看就是没人管的孩子。她说她不知道林声会死。她说她要是知道，她绝对不会说那些话。

　　姥姥收到的那笔钱不多，一共两百三十块。很多是五块十块的，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橡皮筋扎着。钱里面夹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姥姥，这是声声攒的钱，给您买件新棉袄，冬天的风太凉了，您穿暖和点，别冻着了。声声。”

　　姥姥把那叠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指甲都嵌进了掌心的肉里。她没有哭，她哭不出来了。她只是把那张纸条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看了很久很久，看到太阳从东边挪到了西边，看到院子里的石榴树的影子从这头移到了那头。

　　“傻孩子，”姥姥终于开口了，声音干得像冬天的枯叶，一碰就要碎，“姥姥不要新棉袄，姥姥要你。姥姥什么都不要，姥姥就要你。”

　　石榴树的影子又长了一些，长到了姥姥的脚背上，像一只无声的手，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脚面。

　　到了晚上，姥姥做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她拿起电话本，翻出一个存了很久但从来没有拨过的号码。那是王秀兰的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那头传来王秀兰沙哑的声音：“喂，哪位。”

　　“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

　　“秀兰啊，”姥姥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失去外孙女的老人，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水面上什么都看不到，水面下什么都有，“妈问你一句话，你答心里话。”

　　“妈……”

　　“声声活着的时候，你真心疼过她没有？”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足足有十几秒，长到姥姥以为电话断了。然后她听到了女儿在电话那头压抑不住的哭声，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被捂住了嘴巴的、闷闷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像有什么东西在一口一口地咬着她的肉，咬一下，她抖一下，咬一下，她抖一下。

　　“我问你话呢。”姥姥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妈……我疼过……我真的疼过……她是我生的，我怎么不疼她……”

　　“你疼她，你疼她你会把她丢在一个又一个别人家？你疼她你会几年不回去看她一次？你疼她你会买了小两码的衣服还说她胖？你疼她你会在她被人欺负的时候连个人影都没有？秀兰啊，你告诉我，你这叫疼吗？你们管这叫疼吗？”

　　王秀兰在电话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知道会这样”。姥姥听着她在电话里哭，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撇，撇成一个很苦很苦的弧度。

　　“你不知道会这样？”姥姥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纹，像一面沉默了很久的墙终于出现了第一条裂缝，“声声五岁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这样？声声七岁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这样？声声十一岁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这样？声声被老师骂被同学笑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这样？秀兰，你不是不知道会这样，你是不想知道。你不想知道你的女儿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日子，因为你知道以后你就会难受，你就会愧疚，你就没办法心安理得地在外面过你的好日子。所以你不看，不听，不问。你把眼睛闭上了，把耳朵捂上了，把嘴巴闭上了，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以为你不看不想，那些事情就不存在了吗？！”

　　姥姥的声音终于上来了，像烧了很久的火终于蹿出了灶膛，烧得又旺又烈。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喉咙里发出一声又一声粗重的喘息，每一声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拖上来的。

　　“声声她懂事的太早了，懂事的太让人心疼了。她那么小的一个人，就知道往自己身上揽错，就知道替你们找台阶下，就知道把自己的委屈咽到肚子里。衣服买小了她说自己胖，被人欺负了她说没关系，你们不回来她说你们忙。她把所有的好都给了你们，把所有的苦都留给了自己。你们知不知道她最后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她谁都没说！她一个字都没说！她把所有的眼泪都咽下去了，咽到肚子里，烂在肚子里，烂到肠子里，烂到骨头里，烂到再也咽不下去了，烂到只有死才能解脱了！你们知不知道！”

　　电话那头的王秀兰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只剩下一声声破碎的、喘息般的哀嚎。

　　姥姥说了很久，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变了形，变得嘶哑而低沉，像风声穿过一片干枯的芦苇荡，呜咽着，叹息着。电话那头的哭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可能是哭累了，可能是把眼泪哭干了，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了。

　　“秀兰，”姥姥最后说了一句，那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轻得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你把我的声声还给我吧。你把我的还给我吧。我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孝心，不要你以后有多后悔多痛苦。你把我的声声还给我，我不计较任何事。她活过来，我什么都不计较。”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姥姥等了很久，电话那头始终没有声音。

　　她慢慢地把电话挂了。

　　窗外开始下雨了，十一月的冷雨，又细又密，打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谁在低声地说话，反反复复地说着什么，但听不清楚。石榴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雨中摇晃着，有几滴雨水从枝头滑落，落在树下的泥土上，渗进去了，不见了。

　　姥姥慢慢地、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冷风裹着雨丝扑在她脸上，凉凉的，湿湿的。她伸出手去接了一把雨水，那水在她的掌心里聚了小小的一洼，然后顺着她粗糙的指缝一点一点地流走了。

　　像时间。

　　像声声明明攥在手心里，却怎么也留不住的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