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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封建大爹 又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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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烧了两天两夜。她的意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混沌，翻来覆去，不得安宁。清醒的时候她能看见周嬷嬷的脸，听见窗外的鸟叫声，感觉到稀粥从喉咙滑下去的温热。混沌的时候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无穷无尽的光怪陆离在眼前闪过，像坏掉的投影仪一样不停地切换画面。
那些画面是前世的记忆。
有些很清晰。比如他——林昭——第一次写出一段能跑的代码时的那种得意。那年他大一，刚学编程，写的是一个计算斐波那契数列的小程序。屏幕上绿色的“BUILD SUCCESSFUL”亮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有些画面是模糊的。比如办公室里永远亮着的、白惨惨的日光灯，照得所有人脸色发青。格子间的隔板是灰色的，上面贴满了便利贴。他的工位在最里面的角落，背对着窗户，面朝着三块显示屏。那个位置他坐了四年，从初级程序员做到高级程序员，从月薪八千做到月薪两万五。但工位的格局从来没变过。他不在乎坐在哪里，不在乎窗外的风景，不在乎茶水间新换了什么牌子的咖啡豆。他只在乎代码能不能跑通，项目能不能按时交付，bug能不能在天亮之前修完。
他记得那些凌晨两点的办公室。中央空调早就关了，整层楼只有他和另外一些苦命人工位上方的灯还亮着。键盘的敲击声在空旷的办公区里回响，嗒嗒嗒嗒。桌上永远有一杯凉透的咖啡，旁边是吃了一半的外卖——有时候是黄焖鸡米饭，有时候是牛肉面，他不挑剔，能填饱肚子就行。外卖APP上他的常用订单有七个，轮着点，一周刚好不重样。同事们都管他叫“铁人”。
还有一些画面是人。
他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在老家的县城里开了一家小超市。父亲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出了车祸，走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她长大，靠着那间小超市供她读完了大学。他工作以后就每个月往家里打三千块钱，从不拖欠。母亲每次打电话来都是那几句话：“吃了吗”“别太累了”“有对象了没”。他的回答也永远是那几句：“吃了”“不累”“没有”。
还有那些女朋友们。他用了“那些”这个词，因为不止一个。
第一个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同班的女生，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他们在一起两年，大四那年分的手。原因——那个女生说：“你永远觉得你是对的。但我不是你的下属，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他当时不理解——在他眼里，很多时候确实是那个女生做事的方式有问题，效率低、不规划、太情绪化。他是在帮她啊。
第二个是工作以后认识的，一个做UI设计的姑娘，圆脸，也很爱笑。在一起一年半。分手的原因也差不多。那个姑娘有一天加班回来很累，撒娇说“你抱抱我嘛”。他正在改代码，头都没抬，说了一句“你自己要学会调节情绪，不要总依赖别人”。那个姑娘当场就摔了杯子。碎了一地，水溅到了他的拖鞋上。他刚想说什么，那个姑娘已经抓起包冲出门了。
最后一个——也是他死前最后一个——是一个做产品经理的女生，姓方。长头发，说话慢条斯理的，看起来脾气很好。他们在一起八个月。方姑娘走的时候说：“林昭，你是个好人。但我跟你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谈恋爱的感觉。”说完，方姑娘拎着她的小行李箱走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声。
那之后，林昭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愣愣地坐了一个小时。然后加了三天三夜的班。猝死了。
这些记忆在发烧的两天里反复地回放，像是有人按了重播键。她分不清自己是林昭还是沈令仪——前世和今生的界限在高烧中变得模糊，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装进了错误容器的灵魂，容器的形状和大小都不对，灵魂在里面挤来挤去，到处碰壁。
第三天早上，烧终于退了。她是被一阵鸟叫声吵醒的。
清脆的、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从窗纸外面传进来。阳光透过窗纸，在屋子里投下一片淡黄色的光晕。窗纸上那些补丁的影子也映在墙面上，一块一块的。她眨了眨眼睛。视线比前几天清楚了一些——身体恢复了元气，不再像之前那样连看东西都费劲。
周嬷嬷趴在床沿上睡着了。老妇人花白的头发散落在枕边，嘴微微张着，发出轻微的鼾声。她的手还攥着一条帕子，还是湿的，大概刚给她擦过额头。
“嬷嬷。”她轻声叫了一声。
周嬷嬷“嗯”了一下，猛然惊醒。老妇人一看见她睁着眼，连忙凑过来：“姑娘醒了？渴不渴？饿不饿？还烧不烧？“
“不烧了。”她说，声音比前两天有力气了一些。
周嬷嬷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终于退了啊……姑娘啊，你可吓死老奴了……”
“嬷嬷。”她打断了周嬷嬷的絮叨，“我想喝水。”
“哎，老奴去倒。”
周嬷嬷起身去倒水。趁这个功夫，她试着坐了起来，这一次比前几天容易多了。水是温的，装在一个粗瓷碗里。她两只手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
“嬷嬷，”她喝完水，开口问，“府里有几位姑娘？”
周嬷嬷对她的问话并没有起疑——三岁的孩子问东问西都是正常的。在说了小孩子大病一场之后，有时候会忽然懂事一些，这也是有的。
“府里一共三位姑娘。大姑娘是二房周姨娘生的，今年七岁了。二姑娘是府里的太太亲生的，今年六岁。姑娘您行三。”
“还有哥哥弟弟吗？”
“有一位大少爷，是太太生的，今年九岁了。还有一位二少爷，是原来的钱姨娘生的，今年五岁。”
“钱姨娘呢？”
周嬷嬷的脸色暗了一下：“钱姨娘……三年前没了。”
“怎么没的？”
“说是急病。”周嬷嬷的语气里有一丝不自然，“走得急，没几天人就没了。”
她没有追问，但在心里画了一个问号。“老夫人呢？老夫人在府里吗？”
“在的。老夫人住在正院的松鹤堂里。”周嬷嬷说到这里叹了口气，“老夫人年纪大了，不大管府里的事了。平时都是太太管家。”
“姑娘病的时候，老奴托人去正院禀报过。但老夫人那边……说是身子不爽利，不便见客。至于太太那边，倒是派人来看了一眼，就是那天送点心的张妈妈。”
老夫人可能是真的不舒服，也可能是不想趟这趟浑水。柳氏派人来，估计是确认一下她这个庶女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那嬷嬷，”她又问，“我娘……是怎么走的？”
“夫人是去年冬天开始不好的。”周嬷嬷压低了声音，“本来就是小毛病，受了些寒，咳嗽了几日。按说吃几副药就好了。可太太请来的大夫说是体虚，开了一堆补药。夫人吃了那些补药，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到了开春就……就起不来了。“
她听得很仔细，面上却只做出一副懵懂的样子，偶尔“嗯”一声，像是在听故事。
“夫人走的时候，”周嬷嬷的眼圈又红了，“拉着老奴的手说，让老奴好好照顾姑娘。夫人说……说她这辈子什么都可以忍，就是放心不下姑娘……”
小病变重病，补药越吃越差。要么是那个大夫医术不精，要么是有人在大夫和药上做了手脚。但这些都只是猜测。没有证据，什么都是空谈。
“嬷嬷。”她说。
“嗯？”
“以后你跟我说话，不用避着。”
周嬷嬷愣了一下：“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的事，比嬷嬷以为的多。”她斟酌着措辞——不能太直白，否则一个三岁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会把人吓死。她用了更迂回的方式：“我病的时候，梦见了好多东西。梦里有个人教我说话，教我想事情。烧退了以后，我觉得脑子里清楚了很多。”
周嬷嬷张着嘴看了她半天。“姑娘……是开了慧了？”
“也许吧。”她没有否认。“开了慧”这个说法在古代并不是没有先例——民间一直有小孩子大病一场之后忽然变聪明的传说。周嬷嬷显然更愿意相信这个解释。
“那……姑娘往后要老奴做什么，只管说。”周嬷嬷的语气变了，多了一丝郑重。
她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她一边养身体，一边从周嬷嬷口中收集信息。她学会了用三岁的孩子能有的方式提问——断断续续地、带着孩子气的好奇。比如她会指着窗外问“那是什么地方”，会看着周嬷嬷做针线的时候随口问“太太住在哪个院子”，会在吃饭的时候问“府里的饭都是谁做的”。
周嬷嬷一一回答，有时候还会主动补充一些。
通过这些信息，她在脑子里慢慢描画出了侯府的全貌。
宣平侯府占地不小，前后三进院子。最前面是外院，有门房、会客厅、男仆的住所。中间是正院，老夫人住在这里的松鹤堂。正院东西两侧各有跨院，东跨院是侯爷和太太的住处——也就是继母柳氏的院子。西跨院原来住的是二房的周姨娘和大姑娘。
她住的地方在最北面的后罩房，是侯府最偏僻的角落。原来生母住在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小丫鬟帮忙打理。生母死后，那个小丫鬟也被调到别处去了。现在整个小院里只有她和周嬷嬷两个人。
周嬷嬷还告诉她，侯府的下人分好几个等级。最上面的是太太身边的大丫鬟和管事嬷嬷，穿得好、吃得好、月钱也高。中间的是各房各院里当差的普通丫鬟婆子。最下面的是粗使婆子和打杂的小厮，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
而她们这个小院——准确地说，是她和周嬷嬷——连最下面那一等都不如。周嬷嬷的月钱已经两个月没发了。管事的说“账上紧，等等再说”，这一等就等到了现在。后罩房。她在心里苦笑了一下。后罩房在大户人家通常是给下人住的。
她又从周嬷嬷那里打听到了一些关于柳氏的事。柳氏出身中等世家，嫁进侯府已经十多年了。侯爷的原配——也就是沈令仪名义上的嫡母——在沈令仪出生前两年就病故了，柳氏是继室。继室的身份比原配矮一截，但柳氏手段了得，进门不到三年就把管家权牢牢握在手里。府里的老人私下都议论“太太是个厉害角色”，但没人敢在台面上说半个不字。
至于侯爷沈崇山，周嬷嬷的评价很含蓄：“侯爷是个做大事的人，后宅的事不太过问。”
养了五六天之后，她的身体好了许多。她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这具身体。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在床上做简单的伸展。三岁孩子的肌肉力量和协调性都有限，她必须一点一点地建立身体之间的连接。周嬷嬷看见她在床上折腾，以为她在玩，还夸她“精神了”。
“姑娘今天气色好了些。”周嬷嬷给她梳头的时候说。梳子是一把旧木梳，齿缝磨得很光滑。周嬷嬷的动作很轻，一缕一缕地把她细软的头发梳通。
她对着铜镜看了看自己。铜镜模模糊糊的，照不出清晰的影像，但能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一张小小的、圆鼓鼓的孩子的脸，皮肤很白，两颊因为消瘦而微微凹陷。
她开始认真对待每一顿饭。周嬷嬷端来的稀粥和咸菜，她一口不剩地吃完。甚至开始主动要求加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