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通通的七》阿米Ame

12、回忆篇—1 内华达

　　内华达的白天是那种毫不客气的亮。阳光从四面八方涌进来，连空气里浮动的灰尘都被照得清清楚楚。

　　七岁的瑟兰坐在车后座，两条短腿悬在座椅边缘，随着车身的轻微晃动一荡一荡的。座椅上装着一个专门为他调整过的儿童安全带，肩带服帖地压在他小小的胸前，他低头看了看那个卡扣，又抬起头来。

　　阳光斜斜地穿过车窗玻璃，落在他脸上。

　　他伸出左手，掌心朝上，阳光穿透他薄薄的皮肤，把小血管映成淡红色的细线。手背上的绒毛被照得发亮，边缘泛起一圈柔和的金色。他慢慢转动手腕，影子在座椅的皮质表面上跟着转动。

　　"妈妈，"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带着孩子特有的那种干净的质地，"我为什么叫Seren？"

　　副驾驶座上的女人偏过头来，从后视镜里看他。她有一双和他一模一样的眼睛，灰蓝色，安静，像是装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她的目光落在镜面里那双小小的眼睛上，嘴角浮起一点温和的意外。

　　"宝贝，"她说，"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瑟兰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心重新翻过来，看着光影在掌纹之间流淌。过了一会儿，他说："可是妈妈，Jacob说我像女孩子。他说Seren听起来是女生的名字。"

　　后视镜里，女人的眉毛轻轻挑了一下。

　　瑟兰继续说："我说不是，我说Seren是星星的意思。"他把手翻了个面，让那片光落在掌纹最密的地方。"Jacob说他知道，他姐姐就叫这个名字。"

　　他抬头，从后视镜里看着母亲的眼睛。

　　副驾驶座上的女人慢慢转过头，看向驾驶座的男人。

　　她的嘴角微微翘起来，眼睛弯了一下，带着玩味。

　　"是啊，亲爱的，"她说，声音不紧不慢，带着一种故意拉长的、轻轻松松的语调，"为什么呀？"

　　男人张了张嘴，试图辩解。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目光还锁在前面的公路上，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不自觉地敲了两下。

　　"这有什么好辩解的，"他说，声音明显比刚才低了几度，"Seren本来就是……呃，就是在威尔士，它也不完全是女孩用的……"

　　"哦？"女人从副驾驶侧过身，一只手搭在座椅靠背上，歪着头看他，"不完全是？那到底是，还是不是？"

　　瑟兰在后座踢了踢腿。

　　"爸爸，"他说，"Jacob说Seren是他姐姐的名字。姐姐。"

　　男人清了清嗓子。前方公路出现一个轻微的弯道，他打了一下方向盘，车身平稳地切过去，阳光从左侧车窗滑到右侧，在车厢里转了一个半圆。

　　"Jacob的姐姐叫Seren，"他说，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那又怎么样。世界上那么多叫Seren的人，又不是只有她一个。而且——"

　　他顿住了。后视镜里，他看见瑟兰正歪着头等他往下说。

　　副驾驶的女人没说话，只是把手肘支在车窗沿上，撑着下巴，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

　　"而且，"男人深吸了一口气，"当时你妈妈说她希望你的中文名叫瑟兰的时候，我查了好几天。威尔士语里的星星，发音最接近，意思也最——"

　　"所以我是在问，"女人慢悠悠地打断他，声音带着一种温柔的、带钩子的调子，"你给一个还不知道性别的孩子，起了这个'不完全是女孩用的'名字，为什么呢？"

　　男人又啧了一声。这一次，啧的声音比上次短。

　　车内安静了三秒。内华达的风从半开的窗缝里灌进来，带着干燥的、混杂着尘土和野草的气息。

　　"因为我喜欢，"他终于说，声音有点闷，但很认真，"我就是觉得那个名字好。星星。发音也好听。和你起的瑟兰放在一起，像一对——"

　　他卡住了，思忖着一个合适的词。

　　"像一对什么？"女人问。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

　　"像一对双生花，"他说，"一个在中文里平安，一个在威尔士语里发着光。平安的光。这难道不酷吗？"

　　"酷，"女人靠回座背上说，"很酷。"

　　瑟兰从后座的儿童座椅中间探出半个身子，眼睛亮晶晶的，鼻尖上有一点被阳光晒出来的细汗。

　　"所以Seren是光？"他问。

　　"是星星的光。"父亲说。

　　"那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父亲从后视镜里看他，嘴角动了动，终于露出一个有点无奈、又有点骄傲的笑。

　　"你是瑟兰，"他说，"你是Seren。你是平安的星星。至于男生女生——那是排在后面的东西。"

　　瑟兰想了想，把身体缩回座椅里，两只小手交叠放在安全带的肩带上，抬头看着窗外明晃晃的天空。

　　"那Jacob的姐姐也是星星，"他说，"星星有很多。"

　　"对，"父亲说，"星星有很多。每一颗都不一样。"

　　车继续向前开。内华达的白天还很长，阳光照在三个人的肩头上，把影子拉成三个不同的方向。

　　然后这个世界被人猛地抖了一下。

　　瑟兰头往前冲，安全带的扣子勒进肩膀，有点疼。眼前所有的颜色都搅在一起，金色的阳光，母亲灰色的外套，父亲的白衬衫，还有窗外那些绿，全都像打翻的水彩，哗地泼出去，又哗地收回来。

　　耳朵里有一声很响的“砰”，好似隔着一层厚棉被，闷闷的，然后就不响了。

　　瑟兰闭上了眼睛。

　　警笛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蓝红色的光后来划破了长空，把一切都照得一明一灭。

　　瑟兰被抱了出来，被裹在一张银色的保温毯里，睫毛颤了颤，他迷蒙的睁开眼睛。

　　他看见了父亲的手，依然握在方向盘上，只是姿势很怪，腕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他看见了母亲垂下的黑发，像一匹散开的绸缎，遮住了她的脸。她的一只鞋子掉了，脚踝裸着，很白。

　　他嘴巴动了动：妈妈。

　　不知道说了没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他醒来，眼前的面孔一张一张地换，有的戴着眼镜，有的穿着白衣服，有的蹲下来跟他平视，嘴巴一张一合。

　　他们的声音有时候能钻进瑟兰的耳朵，有时候不能。能钻进来的时候，那些字也像隔了水，模模糊糊的，他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动得很用力，好像怕他听不见。

　　不能的时候，世界就是安静的，只有嗡嗡的蜜蜂，住在瑟兰的脑袋里，安了家，不肯走。

　　“你叫什么名字？”

　　“瑟兰。”

　　“今年几岁了？”

　　“七岁。”

　　“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瑟兰张着嘴，他想说我记得，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有人说，这孩子吓着了，过两天就好了。

　　可是两天过了，两天又过了，太阳升起来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来，他还是说不出话。

　　他被从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社工们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模糊的英文单词，夹杂着一些他听不太懂的术语：华人、英国籍、永久居民、近亲联系失败、暂时监护……

　　他似乎听到有人说起“外公”和“外婆”，说他们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电话打过去是空号。又有人说祖父在伦敦，年事已高，且并不承认这场跨国的婚姻。

　　他看着阳光略过浮尘，飘飘扬扬，他伸手去摸，抓了个空。

　　最后，所有纷杂的声音都归于一个结论：先送去儿童福利中心。

　　那是一个同样闷热的下午，瑟兰背着一个小小的、装着几件别人捐赠的旧衣服和那本湿了的涂色书的包，站在了一栋灰色建筑物的铁门前。门廊的漆有些剥落，露出底下深色的木头。院子里有滑梯和秋千，一片树叶飘落，转了一圈，落在地上。

　　福利中心的走廊总是弥漫着一股消毒水混合着廉价洗衣粉的味道。

　　瑟兰捧着书缩在墙角，蚂蚁爬过他的鞋尖，搬着时间走过。

　　某个秋天的早晨，档案被翻了出来。

　　伊丽莎白·哈珀和托马斯·哈珀坐在领养机构整洁的会客室里，手里捧着两杯没怎么动过的咖啡。伊丽莎白穿着剪裁利落的驼色羊绒衫，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没有涂颜色。托马斯则在一旁翻看着一本关于儿童心理创伤的小册子，他的领带松松地挂在脖子上，露出里面淡蓝色的衬衫领。

　　他们已经填了无数张表格，参加了十二次面谈，接受了三次家访。机构的协调员对他们说：“你们是非常理想的领养家庭——经济稳定，居住环境优越，而且你们的时间很充裕。”她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职业化的温和笑意，眼神却在他们保养得宜的面孔上多停留了一瞬。

　　他们确实有钱。托马斯是硅谷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合伙人，三年前公司被收购后，他成了一个闲散的、偶尔参加董事会的天使投资人。伊丽莎白原本是旧金山一家画廊的策展人，婚后她逐渐抽身，如今只偶尔为朋友做艺术顾问。他们在太浩湖附近有一栋带大草坪的房子，在纳帕谷还有一小片葡萄园。

　　但他们没有孩子。不是不能，而是不敢。

　　伊丽莎白的母亲在生她弟弟时遭遇了严重的子痫，几乎没能下手术台。那件事像一道暗痕，刻在伊丽莎白少女时期的记忆里。当她和托马斯讨论生育时，她发现自己无法想象自己的身体经历那样的风险。托马斯握着她手说：“我们可以有其他方式。”他从未追问过那个决定背后更深的恐惧，只是安静地接受了。他们曾经尝试过代孕，但伦理上的疑虑和一次失败的胚胎移植让他们最终决定彻底转向领养。

　　“我们不是要找一个替代品，”伊丽莎白在申请表上写道，“我们是要找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一个他可以选择我们、我们也可以选择他的生命。”

　　协调员把瑟兰的档案推到他们面前。薄薄的几页纸，贴着一张两个月前拍的证件照。照片上的小男孩头发有些长，遮住了眉毛，眼神直直地望着镜头。档案里注明了他的原籍背景：母亲是美籍华裔，已故；父亲是英国公民，已故；无直系亲属联系。语言评估显示他能听懂基础英文，但主动表达较少。

　　伊丽莎白的指尖轻轻划过照片上瑟兰的嘴角。那张小小的、抿着的嘴，让她想起自己童年时养过的一只流浪猫，也是这样的神情，安静，警惕，不轻易信任。

　　“就他吧。”托马斯在旁边轻声说，他注意到了妻子眼睫的颤动。

　　第一次见面被安排在福利中心的小花园里。阳光很好，金黄色的落叶铺满了草坪。瑟兰坐在秋千上，没有荡，只是脚尖点着地，慢慢摇晃。他穿着机构发的蓝色卫衣，袖子长了半截，遮住了手指。

　　伊丽莎白蹲下来，让自己和他平视。她没有一上来就拥抱或夸张地问好，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正的格子手帕，递过去说：“你鞋带散了。”

　　瑟兰低头看了看自己白色的运动鞋，有一根鞋带确实拖在了地上。他犹豫了一下，接过了手帕，却没有擦鞋带，而是把它攥在手心里，轻轻捏了捏柔软的棉布。

　　托马斯站在几步之外，假装在研究一棵枫树的叶子。他怕自己靠太近会让这孩子紧张。

　　那天他们一起用落叶拼了一幅画。瑟兰安静地捡着叶子，红色的、黄色的、棕色的，伊丽莎白接过他递来的每一片，认真地粘贴在纸上，托马斯在旁边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艘船。他们拼着，贴了满地的碎叶。

　　临走时，瑟兰忽然追到铁门前，把那块格子手帕还给了伊丽莎白。他仰起头，用清晰的英文说：“还给你。我记住了。”伊丽莎白蹲下来接住手帕，发现角落被瑟兰笨拙地系了一个结。她没解开，把手帕仔细叠好放进了包里。

　　三个月后，法律程序走完了最后一道手续。瑟兰被接出福利中心的那天，他只带走了那本湿过的涂色书，以及一个全新的、托马斯买给他的小火车——是红色的。他盯着红色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进了行李箱的夹层。

　　哈珀家的车很大，后座宽敞，有加热座椅和全景天窗。瑟兰被安全座椅裹住，望着窗外飞掠的松树林，一言不发。伊丽莎白从副驾驶回过头，轻轻说：“我们快到了。家里有一个房间，窗户对着湖。冬天的时候，湖面会结冰，阳光照上去像一面碎镜子。”

　　瑟兰眨了眨眼。他没有回答，但他把脸贴在了车窗玻璃上，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小片雾。

　　开车的托马斯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他踩下油门，车子平稳地驶入一条长长的私家路，路的尽头，一栋浅灰色的木屋安静地立在湖畔，屋檐下挂着一串银色的风铃，在风里轻轻碰着，发出细碎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