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的平行线》梅子九月

21、第一章：四子的故事（八）二姐，三姐，我 四子的故事

　　四子的故事（八）二姐，三姐，我
　　那场大雪还未融化，爸就回来了。
　　妈的眉头也终于舒展开，脸上有了笑意，“这段时间一家人担惊受怕的，总算安静下来了，你们谁也不许再打扰你爸。”
　　可三姐安静不下来。刚考上心仪的中学，就不让上学，像热锅上的蚂蚁，爸刚回来就紧紧缠着爸，“我们还有机会上学吗？什么时候可以？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三姐上蹿下跳的样子，我看见她就头疼。
　　不上学，对我真是天大的好事。
　　所以，我们L大楼里也跟着开始热闹起来。七八十几岁的娃娃，每家都有好几个，父母们出去工作，搞运动，大小娃娃们在家，不是打架吵嘴，就是偷人家鸡蛋，把人家烟筒堵死。
　　男娃娃趁天黑不知从哪儿给大院搬回一个篮球架，那球架在后院躺了一晚上，第二天男孩们挖坑埋好后，妥妥的半个篮球场。
　　女娃们更奇特，家里堆得大白菜不吃，非去菜站捡菜叶子，说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后来菜站发现，大白菜被这群娃娃检成小白菜，人多势众，又查不出是谁。
　　这些娃娃就像一群群打不死的小强，走到哪儿掐害到那儿。
　　爸回来后的一段时间，身体恢复过来，脸上放出健康的光泽。终于有时间过问我们没学上的日子，每天干什么？
　　三姐取出一厚沓书，“这些课本全部自学完了，计划看几本名著。”
　　爸问，“看的什么？”三姐又搬出一沓书，“金星英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复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爸说，“国内的名著也要看。”
　　随后，目光转向我。
　　我提出一网兜菜叶子，“这些天，家里吃的烩菜都是我捡的，还堵过点点家的烟囱，不过后来见点点爸妈鼓捣了一下午，捣不通，我们主动上去帮忙，用麻绳捆上砖头，咚咚没几下就捣通了。但是院里丢鸡蛋的事我绝对没干过。”
　　听完，爸呲下嘴，似笑非笑，三姐一本正经地，“四子给人家堵了烟筒，又帮着人家打通，过错不算太大，但，明知道点点家里没男孩，父母上了年纪，欺弱取笑，是大大的过错。”
　　爸严肃起来，“小三懂理，说得对。”我不语。爸说“帮着捣通不算数，必须去赔礼道歉。”这次爸是真正的严肃，像包青天似的判官。
　　我们堵过烟筒的四人，那天约了时间，鱼贯进入点点家，停在门口不住地鞠躬致歉，他们一家见状后蒙圈。我们说明了原委，没想到，点点竟高兴的跳起来，“啊呀，原来是你们干的呀，真有意思。没事,没事，最后不也是你们给捣通的吗。”
　　宝贝女儿都这么宽容大度的原谅了，点点爸妈自然不能再说什么。我们出门时，一人手里拿了一只水蜜桃。
　　二姐也从学校回来，我们家也比平时热闹起来。可十八岁的二姐，这次回来，似乎变了性格，忧郁惆怅的模样，很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和妈说，“我在家待不了几天。”
　　三姐问，“难道你们学校还上课？”二姐说，“上什么课呀，教室贴封条，校门关了，只有传达室老头还在。”
　　二姐高三了，明年就考大学，不出意外，目标是清华建筑系。
　　可现在的二姐，感觉自己是要被社会抛弃的弃儿，“我一千一万个没想到，自己成无业游民，十八岁已经是成人了，既然不上学，大学考不成，那我要去三线参加国家建设去。”
　　爸妈以为二姐说地出出气，也是，眼看清华的大门即将向她敞开双臂时，却又无情的关上，何年何月是头，明年，后年，也许到老……
　　所以二姐态度坚决，“我不能游手好闲，给国家增加负担，要自食其力，我决定下个星期就走。”
　　二姐的事，惹的爸妈一晚上愁眉不展，
　　爸妈的意见是：十八岁成人了，谈两年对象，就结婚。二姐一听，“妈呀，我可不要做金丝笼里的鸟儿，我有自己远大地志向，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早早结婚生子，是多么庸俗的生活。”
　　三姐脑子活，一下把尴尬气氛拉回来，“二姐，你去了那儿，好好体验记录你艰苦奋斗的生活，到时候也写出一部小说，就叫做，远离家乡的地方。”
　　三姐说完，就和二姐相拥地哈哈笑，我也跟着笑，是那么的开心。可三姐转身就挤兑我，“四子你傻笑啥，你又没看过那本书。”我说，“我明天就开始看，不就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么。”
　　妈眼看阻止不了二姐，已经帮二姐整理带走的衣物，停下手里的活，“这本书都不许看了，你爸也是，让你们看书看得都要远走，那还了得。”
　　三姐挺挺胸，“妈你放心，我不走，父母在不远游。”
　　可是二姐按她的计划，一个星期后走了。
　　从我记事起，二姐就一直在寄宿学校上学，我与二姐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难道这就是书里所说的是一种惆怅失落的感受么？
　　二姐走了以后，三姐不再说上学的事了。我和爸妈一样的感到很奇怪，而且她人变得莫名的亢奋，每天往学校跑几趟，不是开会，就是刻腊版，印传单。回到家，就讲学校的事情。说我幼稚，12岁了，就知道看那几本过时的小人书，“嗨，还是太小，也傻，什么都不懂！”
　　旁边没别人，是在说我。
　　从小她们说我傻，直到十五岁，来了月经，才不这么说，知道我也有面子。也是十五岁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家里每年过年过节吃鸡吃鱼，母亲不厌其烦的将鱼头鸡头一层层掰开，让我吃掉里面那团白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三姐说那是补脑的，母亲说，吃什么补什么。
　　三姐在家讲学校的事，我没兴趣，三姐就给我唱歌： “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阶级读什么书，什么蔓子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吃饭了，三姐仍在亢奋中，父亲已经拿起筷子，脸黑沉，“吃饭。”
　　这次，父母亲难得统一口径，劝说三姐退出派性队伍。
　　三姐大嚷：不可能！尖锐的喊声冲上房顶，“我们的组织是保护你们的，知不知道。红联站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与坚定的打倒□□的红总站在做斗争，已经形成尖锐的对抗。我不可能退。”
　　母亲不高兴了，“哪有这样和大人说话的？”
　　三姐自知理亏，亢奋的神态和缓下来，“大串联才刚刚开始，我还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第一批错过了，这次一定要去。”
　　我看局面已定，就说，“三姐，大串联带上我吧。”
　　倏地，三姐破涕为笑，“四子，你出远门不走丢才怪，他们串联回来的，丢包丢水壶丢钱，当然也有丢人的。更可笑的是有人穿重插鞋（两只鞋不一样）就回来了，两只鞋都不是自己的，三姐说着，说着，笑得前仰后合，十五岁少年，不言愁。
　　趁三姐高兴，二姨做好饭。和子饭冒着香气，玉米面发糕铺满红枣。三姐嗅嗅和子饭，拿块发糕看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于是糊糊哈哈的连喝了两碗和子饭，二姨说，可以了，饿了两顿，不能吃撑了，三姐才停下。
　　吃得半截饭，我突然想到礼堂柳树前的书摊人，今天这雨天，他还在吗？放下碗我起身跑出去。母亲在我身后喊，“四子，不许出门。”
　　我已站在大雨中，那个人打着伞还在，正左看右看，想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我跑过去，口袋里的钢镚乱跳，身上也淋湿，迅速躲进他撑的油布伞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