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寄》Hickey君瑞

4、年后

　　年关前后的上海是两座城。
　　一座在南京路。橱窗里的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就不再熄了，永安百货的墙面上挂满红底金字的春联，留声机反复放《恭喜恭喜》。穿旗袍的太太们在鸿翔时装公司门口排队取定做的过年新衣，队伍从店里一直排到人行道上，她们不急，过年最大的事就是穿得好看。小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手里举着糖葫芦，糖衣化了黏糊糊地蹭在大人头发上，大人也不恼，过年不骂孩子。
　　另一座在苏州河以北。闸北的棚户区腊月里最怕下雪，铁皮屋顶撑不住积雪的重量，每年冬天都有几间塌掉。虹口的弄堂里没有留声机，只有煤球炉的硫磺味混着晾不干的衣服在寒风里滴水。过年这里也是热闹的，但热闹是另一种——哪家男人又喝多了在打老婆，哪家外地人收拾包袱回老家之前被房东堵在门口要欠了三个月的租，哪家小孩捡了半个没炸完的炮仗高兴得像捡了金元宝。
　　陆止衡的年属于第一座城。他生在静安寺背后那条安静的巷弄里，长在法租界的梧桐树下，念书在徐汇。
　　江屿白的年不属于任何一座。他在第二座城里长大，如今住进了第一座城的顶楼，但过年的时候，两座城都跟他没有关系。
　　——
　　除夕一大早，陆止衡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他翻了个身摸到话筒，顾绍珩的声音冲出来：“起来了伐？快点过来！我妈炸春卷了，荠菜馅的，你最欢喜的那种！凉了就不好吃了！”
　　“几点了。”陆止衡的声音还是哑的。
　　“快七点了！你再不来我要全部吃光了！”
　　电话那头远远传来沈砚卿的声音，不紧不慢：“你吃不光的。阿姨炸了一整锅，你只吃了两根。”
　　顾绍珩回头喊了一句“你怎么又帮他”，又转回来催他，“反正你快来，再晚一点你们家那些亲戚全到了，你还跑得出来？”
　　陆止衡挂了电话，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窗外那棵枇杷树已经高过了二楼的窗台，枝丫上停着两只麻雀，歪着头往屋里看。再过两个钟头，这栋宅子就会被人填满——二叔、三叔、大姑妈、几个堂哥表妹，还有几个父亲那边的远房亲戚，年年除夕把客厅和后天井坐得满满当当。他是长房独子，必须在场。
　　他穿上拖鞋，推开房门走到楼梯口，往下看了一眼。
　　陆德厚蹲在后天井里，手里握着那把旧扫帚。天井的青砖地佣人一大早已经扫过了，干干净净。但他还是蹲在那里，把扫帚贴着砖缝慢慢走一遍。扫帚柄磨得发亮，是陆广生用过的。陆广生当年在静安寺门口卖煎饼的时候，认识了摆摊卖豆浆油条的顾有余，两个人年纪相仿，摊位挨着，互相帮衬，后来各自盘下了铺子。两家的交情从那一代开始，传了三代。
　　“阿爸。”陆止衡站在楼梯上叫了一声。
　　陆德厚抬起头：“小顾来催了？早点回来，?二叔十点钟到。”
　　“晓得了。”
　　陆止衡回房间洗了把脸，换了件深灰色的羊绒衫，推开老宅的木门。陆家和顾家的宅子挨在一起，占了大半条巷弄，出了前门就是一条安静的私巷，巷口两棵老法国梧桐落尽了叶子，枝丫伸向冬日的天空。
　　这里没有别的人家，最近的邻居在巷子另一头。所以除夕的早晨，这条巷弄安静得只听见风吹树枝的簌簌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鞭炮响。
　　正走着，就听见顾家那扇朱漆木门吱呀一声开了。顾绍珩已经站在门口等了，手里端着个搪瓷盆，里面装着刚出锅的春卷，盆底还垫了张油纸。
　　“侬哪能介慢的啦！”顾绍珩一边喊一边往这边走，“我等你等得春卷都快要凉忒了！”
　　陆止衡走过去，从盆里拈了一根春卷咬了一口。外皮酥脆，荠菜馅鲜嫩。两个人站在巷弄里，就着冷风把那盆春卷分着吃。顾绍珩边吃边说自己今天要陪他爸去给几个老客户拜年，下午才能回来。陆止衡说晚上来吃年夜饭。
　　“晓得了。”顾绍珩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你今年是不是心里有事？我看你胃口没以前好。”
　　“还好。”
　　“还好就是不好。”顾绍珩盯着他看了两秒，没有再问，端着搪瓷盆回了自家院门。
　　除夕夜的家宴在陆宅的宴客厅里摆开。一张红木圆桌坐了十几个人，桌上铺着大红织锦桌布，压着转盘。冷盘先上——熏鱼、白斩鸡、四喜烤麸、马兰头拌香干、醉蟹——每道菜的量不多，但摆盘精致，是上海大家族的做法，讲的是样样到场，不讲量大实在。
　　陆家的亲戚按辈分依次落座。二叔坐在陆德厚的左手边，三叔坐在右手边，大姑妈把表妹按在她旁边的椅子上，表妹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对满桌的喧闹充耳不闻。几个堂哥在另一桌，已经开始互相倒酒，大堂哥站起来要给二叔敬酒，二叔摆摆手说先让大哥说话。所有人都在等着陆德厚说两句。陆德厚站起来，举起一杯高粱烧。
　　“今年老规矩，先敬阿爷。”他对着墙上陆广生的遗像举起杯子。遗像上的陆广生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得笔直，嘴角微微上扬，像在忍着笑。
　　满桌碰杯。二叔紧接着站起来敬了陆德厚一杯，三叔又敬了二叔一杯，大姑妈又敬了三叔一杯，敬酒的顺序像一串多米诺骨牌，每块骨头倒下的角度都是早就排好了的。
　　几个堂哥在另一桌划拳，大堂哥输了三局，二堂哥让他喝，他说等会儿要开车不能喝，三堂哥说“你不是换奥迪了么，奥迪的刹车好”。
　　陆止衡坐在长房独子的位置上，端着酒杯轮了一圈。二叔问盛安今年的利润率，三叔问珠城那个项目的开盘时间，大姑妈问“有没有处对象”。
　　他一一答了——利润率稳定、三月份开工、在谈呢。
　　大姑妈又说“你年年讲在谈也没见带回来一个”，他笑着点头说明年。他母亲在旁边替他夹了一筷子熏鱼，轻描淡写地把这个话题盖了过去。
　　亲戚们在客厅里分成了几摊。二叔和三叔坐在沙发上谈香港的股市，大姑妈拉着母亲在餐厅里说话，几个堂哥在前天井里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大堂哥在说新奥迪一箱油能跑几百公里，二堂哥说明年想换宝马，三堂哥说你们两个都别争了，日本车才是未来。
　　陆止衡陪二叔聊了几句，又陪大堂哥聊了会儿车的油耗，然后站起来走到后天井。
　　陆德厚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手边搁着一杯茶。和宴客厅那边的喧闹相比，后天井是另一个世界。蜡梅开得正盛，冷香在空气里浮着。井沿上那盆水仙也开了，白瓣黄心，在月光下微微泛着荧光。
　　陆止衡在旁边那张藤椅上坐下来。父子俩并排坐着，谁也没有开口。过了很久，陆德厚问了一句：“今年公司哪能？”
　　“还可以。珠城那个项目明年三月动工。”
　　“跟明州合作的那个？”
　　“对。”
　　陆德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发现茶凉了，又搁回去。他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说：“?爷爷当年在静安寺门口卖煎饼，一日天卖脱一百只就算好生意了。到了我手里，五金建材批批发发，也算做出过点名堂。现在侬做房地产，动不动几千万的账——侬走的这条路，我已经看不太懂了。”
　　这是陆德厚这辈子第一次对儿子说“看不太懂”。不是认输，是承认。承认儿子已经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陆止衡侧过头看了父亲一眼。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五金店，指着满墙的螺丝和铰链一个一个教他认名字。那时候他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懂得最多的人。现在父亲说看不懂了。
　　“阿爸。”他开口，又停了一下，“我有个合作方。明州的，人很硬。我看不懂他，但我想帮他。”
　　陆德厚没有马上回答。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井里的蜡梅。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还是用上海话，声音很轻：“帮人勿要图回报。但是要看准人。”
　　“看准了。”
　　陆德厚没有再说话，闭上眼睛。天井里安静了很久，只有风穿过蜡梅枝叶的簌簌声。
　　同一时刻，江屿白坐在办公室。
　　他面前摊着一份档案。大房那边吃里扒外的银行流水，温以宁昨天下午送来的，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他桌上，说“给你拜个早年”。他把文件按时间顺序一页一页排在桌面上，每一笔有问题的转账都用红笔圈出来。
　　他拿起手边那只青瓷茶杯，想去续水，站起来又坐下了。茶已经凉透了。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上次陆止衡碰过这只杯子——不是碰，是把两只茶杯并排放在一起。他的那只釉色更暗，自己的这只更润，因为浸了太多年茶。他当时没有解释。此刻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他发现那个画面一直没走。
　　他不想回家，回去也是一个人。他朝地下车库走去。
　　温以宁打了个电话过来。她那边很吵，麻将牌哗啦啦地搓着，有个男声在喊“碰碰碰不要动我的牌”，夹杂着小孩的尖叫声和春节联欢晚会的背景音。
　　她问他在哪，他说办公室。
　　她的声音先是拔高了半拍，然后迅速压下来。
　　“除夕你一个人坐办公室？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除夕。”
　　“你吃饭了没。”
　　“吃了。”
　　“吃了什么。”
　　“馄饨。”
　　馄饨还在冰箱里冻着。阿姨放假前包好的，荠菜猪肉馅，保鲜袋扎得紧紧的，在冷冻室最里面那格搁了整整一周。他没去煮。
　　“那我挂了。明天项目部又不营业，你早点回去睡觉。”
　　“嗯。”
　　“明年。”她那边爆竹忽然炸开，她停顿了一下，等炸完，才说下去，“我是说过了十二点之后的那一年——别老是工作了。听到没有？”
　　“听到了。”
　　挂了电话，他把面前那份档案合上。大房吃里扒外的银行流水，每一笔有问题的转账都用红笔圈出来。他把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好，装回档案袋，锁进保险柜。站起来，拿起椅背上的大衣，关了灯。
　　走廊很长。从办公室走到电梯间要六十步。电梯的红色数字从三十七层一层一层往下跳。走出旋转门，外面飘起了很小的雪。干雪，被风刮着擦过脸。
　　他裹紧大衣，抬头看了一眼这栋大楼，第三十七层的窗户是黑的。整栋楼只有大堂亮着灯，保安一个人坐在前台后面看春晚，声音开得很小。
　　陆止衡是在吃完那碗素面之后开始想这件事的。
　　年夜饭的最后一道照例是素面。白水煮的，不放盐，连葱花都不搁。每人只盛小半碗，爷爷留下的规矩——每年除夕吃半碗白水面，就不会忘本。他把面吃完，汤也喝干净，放下筷子。
　　他回到房间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翻开翻盖，在通讯录里找到江屿白的号码。手指在拨号键上停了两秒。他没有拨出去。除夕夜十一点半，打电话说什么——说新年快乐？说合作顺利？说今晚的素面太淡？都不对。
　　太冒昧了
　　他把手机搁在桌上，走到窗边。弄堂里有人在放烟花，红色的绿色的，炸开又灭掉。远处静安寺的钟声已经敲完了，一百零八下的余韵在夜风里慢慢散尽。
　　他在窗前站了很久。枇杷树的枯枝在月光下把影子投在弄堂的青砖地上。小时候他爬过这棵树，顾绍珩在下面喊“你下来你爸要打你了”，他偏不下来，最后是他妈拿着春卷站在树底下说“你下来吃一口”，他就下来了。他想起那会儿顾绍珩还在念高中，瘦得跟猴似的，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满静安寺转，在新华书店蹭空调。那时候过年，他最期待的是初五放鞭炮和顾家阿姨的春卷，而不是盛安的年报和珠城的地价。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还是拿起了手机。不是打电话，是发短信。打完一行，删掉。又打一行，又删掉。最后发出去的只有四个字：新年快乐。
　　主持人开始倒数了。
　　“十、九、八、七——”
　　江屿白把收音机音量调低了一格。女主持人喊得很卖力，声音又尖又亮，像是把一整年的力气都攒到了这最后十秒。他没跟着数。他把车停在公寓楼下，熄了引擎，但没有下车。
　　“六、五、四——”
　　车窗外面，陆家嘴方向有烟花升空，金色的火星在夜空里炸开，隔着玻璃听不到爆炸声，只看见光一层一层地散，又一层一层地灭。
　　“三、二、一——新年快乐！”
　　收音机里炸开《春节序曲》的旋律，唢呐和锣鼓一起响。他把收音机关了。安静重新涌上来，只剩下发动机冷却时偶尔发出的咔咔声，和远处零星烟花的闷响。他靠在驾驶座上，看着挡风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收音机液晶屏上跳成“00:01”。他想，现在是新的一年了。他和陆止衡认识的时间，横跨了两个年份——1999年的冬天和2000年的冬天。其实只是几个月的事，但说“我们前年认识的”和“我们去年认识的”，听上去差了很远。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想这个。
　　然后手机响了。不是电话，是延迟了几分钟的短信。陆止衡发来的，四个字：新年快乐。
　　他盯着这四个字看了一会儿。没有称呼，没有署名。他回了四个字：除夕快乐。不是新年快乐——短信发出的时候还是旧年，他不能在旧年说新年好。陆止衡也许注意到了，也许没有。这个人什么都在看，但看了之后从不说破。
　　陆止衡又发了一条：“还没睡？”
　　他回：“没，刚到家。”
　　发完又觉得刚到家这个表述有点微妙——暗示自己也刚从外面回来。他希望陆止衡顺着问一句刚从哪里回来，又希望他不要问。
　　陆止衡没问。他回的是：“我也是，亲戚刚散。”
　　江屿白看着这条消息，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说刚到家，陆止衡说亲戚刚散。两个人都在告诉对方：我在家里。但陆止衡的家是三代同堂的静安老宅，有堂哥在天井里抽烟，有大姑妈每年问处对象了没。他的家是冰箱里冻了几天没煮的荠菜馄饨，和一套只有一个人住的公寓。
　　他把手机搁在副驾驶座上，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大衣下摆被掀起一角。他锁了车朝电梯间走去。电梯间的日光灯管嗡嗡轻响，他按了上行键，靠在墙壁上等。手机又震了一下。
　　陆止衡：“珠城那个项目，春节后市规划局有个沟通会，初八下午两点，你要不要一起？”
　　他靠在电梯间的墙壁上，把这条消息看了两遍。第一遍看时间地点，第二遍看措辞。“要不要一起”，不是“请贵司派人参加”，不是“届时请江总出席”。不是公文，是邀约。用工作做幌子的邀约，既不越界又不必被拒绝。这个人连靠近都靠近得这样体面。
　　电梯到了，门打开。他走进去，按了三十七层。数字往上跳。
　　他回：“规划局那边年前给的修改意见我看过了，是绿化率的那条吗？”
　　陆止衡：“对，绿化率那条他们咬得很死。我让秦昭找了市绿化委的人问了，说是新规，所有珠城的新项目都要提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没得商量。”
　　他回：“百分之三十的话，地面停车场要缩掉三分之一。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地面加地下双层，缩了地面之后地下要多挖一层，成本加两百万左右。”
　　陆止衡：“两百万能解决就不是大问题。我觉得可以先把方案按百分之三十改一版，初八带去给规划局看。他们通过了我们就按新方案走，通不过再拿老方案跟他们磨。”
　　他靠着电梯轿厢的扶手栏杆，手指在手机壳的侧面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回了一个字：“好。”
　　电梯到了三十七层。门开了，走廊里很安静，应急灯的光把大理石地面照出一层薄薄的反光。他走到公寓门口，掏钥匙，开门，脱大衣，挂上衣帽架。冰箱里有冻了几天的荠菜馄饨，他没去煮。他给自己倒了杯水，在沙发上坐下来。
　　客厅很安静。落地窗外是上海的夜景，东方明珠亮着红色的灯，黄浦江上有一艘夜航船慢慢驶过。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暗了，又按亮，把那几条短信又看了一遍。最后一条是陆止衡发的：“早点休息。初五我去明州附近办事，顺便把绿化委的文件带给你。你不用专门等我，我到了给你电话。”
　　他看着“顺便”和“不用专门等”这两个措辞，嘴角动了一下。陆止衡每次用“顺便”的时候，都不是顺便。在恪园用公筷是“习惯”，在茂名南路说八宝鸭要炖四个钟是“好东西都慢”，除夕夜说开车转转是“消食”，现在送个文件也是“顺便”。
　　他回了两个字：“好的。”
　　然后他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的不是今晚。是八年前的夏天。
　　一九九一年七月，北京。全国高中生物理竞赛，考场设在海淀区一所大学的旧教学楼里。上海代表队住在学校附近一家中档酒店里，苏州代表队住在学校招待所。他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人认识他。别人都三五成群去食堂吃饭，他一个人带着母亲给他装的搪瓷碗，打了两个馒头和一份炒青菜，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吃。操场上有男生在打篮球，穿白色短袖，运球过人的时候鞋底在水泥地上磨出尖锐的声响。
　　考试成绩是在礼堂公布的。先从第三名开始念，然后是第二名。
　　第一名有两个——并列。评委念出“陆止衡”和“江屿白”的时候，他坐在后排靠走道的位置，没有动。旁边的人开始鼓掌，他也跟着鼓了两下。然后他站起来，从侧门走了出去。
　　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北京的夏天很干，蝉鸣从梧桐树冠上压下来。他靠着墙，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碰到母亲给他缝在口袋内侧的红布条——保平安的，出门前她偷偷缝的，没告诉他。他捏着那块布，想，回去怎么跟母亲说呢。说拿了金奖？那她又要去跟邻居说了。她每次说的时候，腰都比平时直一点。
　　颁奖仪式结束后他走得很快，穿过人群，穿过礼堂的侧门，穿过操场。身后有个声音喊了一声——“同学！”他没回头。他走出校门，上了回招待所的大巴。
　　后来那张成绩单他一直留着，从虹口带到江家，带到明州顶楼的办公室。他在颁奖台上没抬过头，不知道旁边站着的人长什么样。他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他知道的只有陆止衡的卷子上其实也写了四个字。不是由此可证，是“假设成立”。两道满分答卷被并排贴在公告栏上的那几天，一个说假设成立，一个说由此可证——像隔着一层纸提前拟好了应对的句子。
　　他睁开眼睛。客厅里很安静，窗外黄浦江上的那艘船已经驶出了视线。他把水杯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抽屉最里面找出一个旧笔记本。封皮已经磨得发白，书脊裂了一道口子。他翻开。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物理竞赛成绩单复印件——一九九一年，全国高中生物理竞赛，第一名：陆止衡、江屿白，并列。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窗外远处又有烟花炸开，很小的一朵，在夜空里闪了一下就灭了。他关了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回了卧室。
　　同一时刻，陆止衡躺在他静安老宅的床上，盯着天花板。
　　他也在想那张公告栏。他那年十七岁，站在海淀区那所大学的老礼堂外面。公告栏上贴着两张满分答卷。左边是他的，步骤清楚，每一步都标了公式来源，最后一行写着“假设成立”。右边是另一个人的。同样的最后一道力学题，同样的满分，但那个人用了一条他从没想到的辅助线。字迹清瘦，每一步都极短，没有废字。最后一行写了四个字：由此可证。
　　他当时站在那里把那四个字看了好几遍。不是因为答案，是因为说话的方式——这个人连交卷都不肯多说一个字。他推开门去看颁奖时，满场人潮涌动，穿过人群想去找那个人，只看到一个背影——瘦，穿着洗到发白的蓝布外套，裤腿短了一截，脚上是一双回力鞋。他在校门口喊了一声“同学”，那个背影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他躺在酒店房间里翻来覆去，楼下有人在放烟花，他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脑子里还在转那道辅助线。他想的是，这个人如果做数学能省六步，如果做别的呢？这念头只占了他十七岁那年暑假的几个夜晚，但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被大学、辞职、做盛安、挤进地产前十的这些年压到了记忆的最底层。直到秦昭把那份档案放在他的桌上，他把那张旧照片翻过来，背面一行极小的钢笔字——1991年，北京。
　　他在黑暗里翻了个身。弄堂外面的鞭炮声已经歇了，倒是远远的哪家除夕晚睡，收音机还开着，传来极细的弦子声。他想起今晚给江屿白发的那几条短信。
　　新年快乐，还没睡，绿化率，成本核算，顺便带文件。
　　他给每一句私人的话都套了一层公事的壳——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本能。八年前他在公告栏前没有追到的那个人，如今在明州跟整个世界对着干，用更沉默的方式，写更短的答句。
　　他还是不肯多说一个字，但他开始回他的短信了。
　　新年快乐，除夕快乐，好的。
　　这几条加起来也没有十个字，但每一句都带着留门的痕迹。他闭上眼睛。不知道初八见面的时候，那个人会不会还像除夕夜短信里一样对他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