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渡》淡志栖世

2、南边有海，海里有刀子 被骗黑工厂

　　大巴车晃了整整一夜。

　　我靠着窗户，脑袋随着车身的颠簸一下一下磕在玻璃上，半梦半醒。旁边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一上车就开始打呼噜，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车厢里什么味儿都有，泡面、脚臭、汽油味，混在一起往鼻子里钻。

　　天蒙蒙亮的时候，车停了。司机扯着嗓子喊：“终点站到了啊，都把东西拿好！”

　　我揉了揉眼睛往外看。不是海。是一片灰扑扑的城乡结合部，路边全是低矮的自建房，墙上贴着各种招工广告，“电子厂包吃住”“高薪诚聘”“月入过万”。那些字用的都是大红字，印在白纸上，贴得满墙都是，像一道道没愈合的口子。

　　我拎着行李袋下了车。袋子里就两件换洗衣服和三百块钱，三百块钱是我爸临行前塞给我的，用橡皮筋扎着。他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钱。我推了，他又塞回来，塞了三回，我才收下。

　　车站门口人来人往，拉客的、叫卖的、等人的，乱哄哄一片。我正站在那儿分不清东南西北，一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凑了上来。他长得精瘦，颧骨很高，笑起来满嘴黄牙，眼珠子滴溜溜转，一看就是精明人。

　　“小伙子找活干不？电子厂，包吃住，一个月五千起，加班另算。身份证带了没？”

　　他把“五千”两个字咬得特别重。五千块钱，在我还背着十几万债的那年，这就是救命钱。

　　我点了点头。

　　他咧嘴一笑，露出更多黄牙：“行，跟我走。先交点押金，三百块，办工牌用。入职满一个月退你。”

　　三百块，正好是我兜里的全部。我心里咯噔一下，犹豫了一下。我爸说穷家富路，我妈说城里骗子多要长心眼。可我看着花衬衫那张笑脸，想着五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想着那个十七万的窟窿，最后还是把手伸进了兜里。

　　“行。”

　　花衬衫收了钱，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明天早上八点去这儿报到，找王主管。”

　　他拍了我一下肩膀，转身就消失在人群里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拿着纸条找到了那个地方。是一条窄巷子深处的一间民房，门口连个招牌都没有，就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劳务派遣”四个字。我推门进去，屋子里乌压压坐了二十来号人，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外地人，有男有女，脸上的表情跟照镜子似的——又紧张又期待。

　　一个剃着板寸头的男人坐在桌子后面，叼着烟看手机。我把纸条递过去，他没接，抬了抬下巴让我一边等着。等了快一个小时，人都到齐了，他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名单，开始点名。

　　点完名，他带我们上了一辆破面包车，塞了十一个人进去，座都坐不下，有人蹲在过道里。车窗关不严，风往里灌，带着一股死老鼠的味道。面包车开了四十分钟，在一个偏得连导航都搜不到的郊区厂区停下来了。

　　“到了，富士联。先试工一个礼拜，包吃住，考核过了转正。”

　　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厂区。围墙不高，上面缠着生锈的铁丝网。厂房的铁皮顶棚塌了一块，门卫室窗户碎了一角，用硬纸板糊着。我心里凉了半截，但想着来都来了，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一个礼拜，成了两个月。六十天，一天没歇。

　　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流水线上焊电路板，车间的灯是苍白的日光灯，照得人脸都是青的。有人被焊锡烫了手指头起了泡，你得上；有人困得站着都能睡着从流水线边摔下去磕破了下巴，你也得上。宿舍是十二个人一间，上下铺，被褥发黑发潮，天花板上挂满了蛛网。有人半夜哭醒了喊妈，有人喝醉了砸东西骂街。我睡上铺，每天夜里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遍遍想那十七万人民币的窟窿，想我妈被我卖掉的金镯子在夜色里闪了一下，就再也不亮了。

　　第一月底发工资，我拿到手的是一千一。我找到那个板寸头，把工资条拍在他桌上，他说餐费、住宿费、管理费，一项项扣完，就是这个数。第二个月，八百三。我说这不合理，他说你可以走。我说把押金退我，他说你干满半年才退。我站那盯着他，两只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可他身后站着三个跟他一样剃板寸头的男人，叼着烟，冷眼看着我。我知道我打不过，我知道我打了就彻底白干了。

　　我没打。

　　六十天后，我被清出了宿舍。理由是我的身份证过期了，不能再用了。我跟他说我身份证才办两年，没到期。他眼皮都没抬，说在这儿，我说过期就过期。他把我的行李袋从二楼扔下来，散了一地，两件旧衣服滚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沾满了烟蒂和嚼过的槟榔渣子。脏了没关系，兜里还剩几个硬币，哗啦一声滚进下水道里。

　　我蹲在厂区外面的马路牙子上，浑身没一点力气。一个路过的工友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说你被黑了。然后走了，连根烟都没给我留。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座立交桥底下。身下垫着捡来的硬纸板，风从四面灌进来，冷得我缩成一团。远处有车来车往的声音，头顶的桥面被碾得轰隆隆响，像什么东西在持续地塌方。我把身上唯一一件厚点的衣服盖在胸口，闭上眼睛，闻到的全是汽车尾气和尿骚味。

　　饿了，翻过三个垃圾桶，最后在一个快餐店后门的塑料袋里捡出来一盒剩饭。米粒已经硬了，肉片冻成一坨，我用手抓着往嘴里塞，塞到一半忽然停住了。

　　眼泪毫无征兆地砸下来，砸在那盒剩饭里，砸出一个个小坑。

　　我十六岁出门那年跟我爸说，等我五年，我给咱家盖三层小楼。我现在二十了，蹲在一座名字都不知道的南方城市的立交桥底下，吃垃圾桶里的剩饭。

　　我爸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缩在桥洞最里头的一堆纸板里，嘴唇冻得发紫。电话响了，是我爸的号码。我接起来，使劲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

　　“爸。”

　　“潮生，在那边咋样？吃饭了没？”

　　“吃了，刚吃完。这边伙食不错，顿顿有肉。”

　　“那就好，那就好。你妈让我问你，那边冷不冷？天气预报说南方也降温了。”

　　“不冷，爸。我穿得厚实着呢。”

　　“行，那就行。你在外面别亏待自己，缺钱跟爸说。”

　　“不缺，爸。我在这边挺好的，你跟我妈放心。”

　　“好，好……”

　　他顿了顿，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我攥着手机，蹲在桥洞底下，把拳头塞进嘴里，咬得死死的，哭得像一条被人踹断腿的野狗。眼泪流进嘴里，又咸又腥，带着一股铁锈味。

　　第二天，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这回我没哭，声音很平。

　　“爸，我在这边挺好的，吃饱穿暖，你放心。”

　　我爸在电话那头说了声好，也说不了别的。他和我一样不会说话。我们父子在电话两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挂掉了。

　　桥洞下第四天，我遇到了黑中介的第三道坎。板寸头来了，带了两个人，开门见山，这个桥洞也是他们承包的，想继续睡可以，抽三成。什么时候挣到我满意的路费他们不管，先交钱，按天算。不交？揍一顿，把行李袋里那件厚衣服扔进河里，看你还睡不睡。

　　我脱了那件厚衣服，穿着短袖站在腊月天的冷风里，牙槽咬得咯咯响。

　　我说，行。我交。

　　七天，身上最后的几块钱剃得干干净净。换你们给我七天时间，别来烦我。

　　他们在桥洞外面的路灯下亮钞票，笑，走了。

　　我没走。

　　那些日子我想找事做，没人用我。码头、建材市场、土方工地全被他们那一伙人捏着，我是被他们点了名的，哪个老板敢收？谁收谁就是跟他们过不去。有个洗车店的老头瞅了我一眼，说你是个被人盯的黑户吧？真可怜。扔给我十块钱钢镚，去买个热包子吃。我拿着那十块钱，路边蹲了一刻钟，包子铺前面站着三个板寸头的人，正等我走过去。

　　我没包子吃。

　　但我做了一件事。我揣着之前干活时偷藏的一部旧手机——烂得边框全掉了的杂牌机，躲在河堤底下，一条条录音。板寸头每天下午会在桥洞附近的茶摊上蹲着，招人、收钱、分赃，嗓门大，带着方言，吹牛，那些话从我耳朵灌进去，从这台破手机的小孔里存成数据。我录了七日。每天挨饿扛冻，我像条狗一样蜷在那滩烂泥里，屏着呼吸，听他把话翻来倒去说清楚。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些桥洞里的人会反抗，更没想过有个连厚衣服都穿不上的傻小子会卧薪尝胆卧到河堤烂泥里去。

　　第八天，冷雨从傍晚开始落，落到后半夜，打在纸板上噼里啪啦响得像放炮。我从桥洞里爬起来，浑身发抖，嘴唇乌紫。我把那件被雨水打湿的行李袋扛在肩上，沿着来时的路一步步走了回去。

　　走了六个小时。

　　天亮的时候，我站在长途汽车站的售票窗口。面前还剩五个硬币，不够买半张票。我攥着那几个硬币站在那儿，排在后面的人催，快点儿，没钱站一边去。

　　这时候我妈来电话了。

　　“潮生，你爸这两天老做噩梦，跟我说梦见你饿着了……”她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哭过，压着。“没事，儿子挺好的。别听你爸的，他老糊涂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电话这头站了半分钟，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石头。车站在晨光里安静了几秒钟，远处有长途车摁喇叭，闷闷的。

　　“等儿子忙完这阵子就回。”我说，“妈你多保重。”

　　我没敢多讲。挂了电话，攥着五个硬币，窗口的售票员没再催我。她看了我一眼，问我要去哪儿。我说了一个地名。她说差三十五，你后面排着。一个穿迷彩服的老乡，掏出五十块拍在台面上，没看我，对窗口说，给他买。

　　我说，哥，我回头还你。他摆手，说不用还，我儿子也在外面，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买张票。

　　我拿着那张车票上了车，车门关上的瞬间，我隔着灰扑扑的车窗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城市。肮脏的河，密集的自建房，歪斜的电线杆和满墙的招工广告，那是混凝土做的丛林，没给人留一点退路，连桥洞都不属于你。我把它刻在脑子里，告诉自己，我得回来。

　　一定得回来。

　　到家那天，腊月三十。

　　村口的老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像老人的手指。我妈站在那棵树下，穿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袄，佝偻着腰朝路口张望。风把她的花白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好像没感觉，就那么站着，像一棵更老的树。

　　我远远看见她，脚底下忽然迈不动了。

　　两个月，我瘦了整整三十斤。颧骨凸出来，眼眶凹下去，裤腰大了三指，用一根布条勒着。我走到她面前，她没认出我。

　　“妈。”我喊了一声。

　　她愣住了。她凑近了看我，眼睛眯起来，浑浊的眼珠在我脸上扫了好几遍。然后她忽然抬起手，摸我的脸。她的手粗糙得像一块树皮，硌着我的颧骨，硌着我凹下去的眼窝。

　　“潮生？是潮生吗？”她的声音抖得厉害。“怎么……怎么瘦成这样了……”

　　我说不出话。她就那样摸着我的脸，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把把我的头按在她肩膀上，哭了起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闷在嗓子眼里使劲压着却压不住的声音，她整个人都在发抖，像一只护崽子的老母鸡。

　　“没事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她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我爸闻声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我。他也愣了好长时间，然后转身进了灶房，在门口蹲下，使劲抽烟。我听见他跟隔壁老三说，声音不大：“别喊他，让他先吃饭。”

　　晚饭是我妈做的鸡汤，鸡是家里下蛋的老母鸡。她把它杀了，炖了一大锅，汤上浮着一层黄色的油花，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把鸡腿夹到我碗里，又夹了另一只，然后是翅膀，然后是鸡胸。碗里堆成了小山，我没客气，狼吞虎咽，吃到最后捧起碗把汤底全灌进嘴里。

　　我爸一直没说话，看着我吃。等我放下碗，他把烟掐了，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忽然一把把我抱住。

　　这是我第一次看我爸哭。他肩膀一抽一抽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很低很闷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他的手臂收得很紧，像要把我揉进骨头里。

　　我也哭了。

　　我们父子俩就这么站在灶房门口，抱在一起哭。我妈在旁边抹眼泪，嘴里骂骂咧咧的：“哭什么哭，人回来了还哭，老东西……”

　　晚上我躺在小时候那张木板床上，墙缝里塞着旧报纸，窗台上放着几本当年没念完的课本，封面落满了灰。院门外有人说笑，点鞭炮，噼噼啪啪，别人家在过年。我妈煮的那锅鸡汤还在灶上，已经凉了。明早她会把它烧热，让我再喝一碗。后天呢？我是不是又要走了？

　　我爸敲门进来了，手里拿着那张三层小楼的图纸。我收在枕头底下的。他什么也没说，把图纸搁在我手上，又出去了。

　　我盯着那张图纸，盯了很久。

　　纸已经皱了，边角泛黄，折叠的地方起了毛边。上面是我十六岁那年用铅笔画的样子，线条歪歪扭扭的，一楼客厅、厨房，二楼卧室，三楼露台，露台上还画了两盆花。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给爸和妈。”

　　那一晚我躺在木板床上，月光透过窗格子落在地上，一格一格的，像铁栅栏。

　　我没睡。我在想一件事。

　　我走了两千多公里，被人骗得一分不剩，睡桥洞，翻垃圾桶，饿脱了三十斤相。我差点死在南方那座破城。可我活着回来了。

　　我想起那个桥洞。每一晚我都在纸板上蜷着，河风从脚底灌进来，头顶的立交桥被货车碾得轰隆隆响。有一回我睁开眼，看见头顶的桥板裂缝里有一小片夜空，只看得见一颗星，很暗，几乎要灭。

　　那颗星像我爸的眼睛。

　　我把被子往上拽了拽，闭上眼。

　　我得回去。不是明天，不是后天。在家待五天。我只待五天，然后回去，把那群王八蛋拉下马。

　　年初五，破五。鞭炮声还没停，年味还没散，村里的红灯笼在晨风里摇摇晃晃。天不亮，我穿上了我妈缝补好的那件旧棉袄，兜里揣着我爸卖掉两只猪崽换的三百块钱，站在村口。

　　风从田野上刮过来，冷得刺骨。我妈和我爸站在那棵槐树底下，谁都没说话。车灯从远处的雾里亮起来，大巴摇摇晃晃开过来。

　　我妈忽然上前一步，把一个塑料袋塞进我手里。里面是六个煮鸡蛋，用盐水泡过，壳上还沾着灶灰。

　　“鸡蛋趁热吃，凉了就腥了。”她说。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我了，可她还能往我手里塞鸡蛋，就像十六岁那年一样。

　　“妈，等我回来。”

　　她点了点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像被风吹皱的湖水，一起就散了。

　　大巴车关上门，司机摁了喇叭，把路上的鞭炮纸屑碾过去、碾碎。我坐在窗边，攥着那袋鸡蛋，一颗一颗数着，直到车子开出很远很远，远到村口那两道人影看不见了。

　　我不会再被人踩在脚底下了。

　　我把最后一颗鸡蛋攥在手心里，外壳被我捏出一道裂纹。

　　南方，你等着。

　　年初七，我搭上一辆晚上发车的绿皮火车，站票，靠着车厢连接处晃了一夜。窗外的夜色黝黑，铁轨哐当哐当的声音把我颠醒好几次。天亮时列车穿过一条很长的隧道，从黑暗里钻出来，满目都是南方低矮的丘陵。我抓了抓头发，把酸痛的腰靠在铁壁上，心里盘算那三百块钱能撑多久。

　　到了。我踏进那座城的时候，街景没什么变化。桥洞上回我铺的纸板早被清理干净，像从没有人睡过一样。厂区外头招工广告又换了一批，红底黄字，新鲜得扎眼。我找到之前认识的一个工友叫小孟，当保安，人老实，就是声带受损讲话很轻，一看见我从大门外来，愣了一下。他领我进岗亭里，关上门，拿打火机给我点烟。灯光昏昏的，他嗓音沙沙的，说潮生你怎么又回来了？那帮人还在，天天有人被骗来，上个月有个江西来的年轻人被打断两根肋骨躺了半个月才走。小孟问我要不要先躲一阵。我说不躲。

　　“你帮我办件事。”我把兜里的纸条拿出来，上面写着十几个名字。“我来这儿不是躲的。”

　　小孟抽了口烟：“你什么意思？”

　　“我要找人。帮我一个个找，还在这座城的，不管睡在哪个桥洞，我都找出来。”

　　他看着我，小孟那双习惯于低垂的眼睛睁大了些，咳了一下，半天说，你疯了？

　　我没接话，弯下腰，绑紧鞋带。我听见河对岸那片茶摊的吆喝声隐隐约约传过来。板寸头还在，那条舌头还在吹牛。我摸了摸兜里，三百块钱还剩二百出头，够一些烟，够几碗面，够活着干这一仗。

　　老子不走了。该还账了。

　　第一天，板寸头在街上撞见我，叼着半截烟瞪了我五秒钟，像看一只翻来覆去打不死的蟑螂。他歪着嘴，让我赶紧滚，揍你揍轻了。我没回嘴。第二天我出现在街对面早点摊，啃包子，跟他隔街互视。他没理我，啐了口唾沫。第三天他推开桥洞那片纸板，又看见我。我开始在桥洞附近收人，不打架，只递烟。“被坑过吗？”“工钱拿到了吗？”一问一答，我把那些眼睛还亮着的人一个个捞起来，在河边一个小棚子里挤着，算账，录指纹，比对转账记录。那是人心。我给他们买两块钱的馒头，他们说潮生你是不是傻子。我说不会太久了，再等一下。

　　傻子的笔记密密麻麻。一个月后，我带着二十三个人去劳动仲裁庭立案，那摞材料厚得像本字典。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接过材料翻了几页，抬头看了我一眼，愣住了。

　　“你是法人？”

　　“不是。”

　　“你们公司的？”

　　“都不是。我们都是被坑的。”

　　她沉默了，说材料先留下，需要核实。

　　等待的两个礼拜，我每天早上去劳动局门口坐着，太阳晒，蚊子咬。腿被咬得全是包，挠破了，流黄水，结痂，再挠破，我看着那些结了痂的伤口，想起板寸头脸上的肥肉，觉得自己比他有耐心。我买了一本书，叫《劳动法》，字多，我有点读不懂，就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小孟有时候下夜班过来，给我带个茶叶蛋。他蹲在我旁边，看我在书上画的那些红杠，说，潮生你上学那会儿要这劲头，早考大学了。我说，那不一定，逼到份上才行。

　　开庭那天早上，是个阴天。我带着二十三个人，骑着从二手市场淘换来的破自行车，从桥洞出发。有人车链子掉了，有人轮胎没气，我们就推着走，走了三站路。到了劳动局门口，我把衣服拽平，门牙掉了半颗的工友老郭站我身后，身板挺得笔直。门口有人抽烟，看见我们这群人乌压压走过来，烟头掉地上。

　　板寸头也来了，还是叼着烟，后面跟着两个剃板寸的男人。他看见我，眯了眯眼，走过来压低声音跟我说：“小子，你今天怎么来的，待会儿怎么爬出去。”他嘴里的烟味喷在我脸上，我冲他笑了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那道门。

　　庭上，我没让板寸头把话说完。

　　“你说你给我们找了工作，包吃住，是不是真的？”

　　“那当然——”

　　“是不是你扣了我七百块押金？”

　　他转脸对仲裁员笑：“这个是正常——”

　　“桥洞是你承包的吗？你他妈一个中介凭什么承包立交桥？你收我住宿费是不是你？”

　　他不再笑了。

　　我掏出了那张皱巴巴的SD卡。里面是七天的录音。仲裁员接过去，屋里安安静静，板寸头嘴角的烟掉了。卡插进去，他那个大嗓门在法庭音响里炸开，满口黑话，扣钱、抽成、撵人，像一盆脏水泼在他自己脸上。录音很长，长的足够他闭嘴。他在椅子上动来动去，脸白得像放了血。

　　二十三个人，每一个人都站出来了。老郭指着板寸头说，你吞我两千块工钱，我儿子开学的学费是借的。他把存折从怀里掏出来拍在桌上，存折边缘磨得发白。小孟手上捏着一摞转账单，声音很轻，但不怕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他都记了。每一个转账交易，每一次押金扣款，都对着人。我背后站着这帮被白吃白咬了两个月的人，他们的拳头攥着，没有砸出去，而是搁在桌上，敲了敲正义的门。

　　仲裁结果下来了。我们赢了。拖欠的工资和押金，一笔笔算清，十万多块。

　　那天板寸头从大厅出来，脸黑得拧出水。我在门口等他。他步子慢下来，看向我，眼睛里的光变了几变，最后头一低，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我回头目送他走出两扇玻璃门，在阳光底下消失了。他招了半年工，骗了不知多少人，从没能体面地走完这段路；我现在让他走了。

　　我站在台阶上，胸口那一口闷了六十天、闷了四个月的恶气终于从嗓子里顶上来了，腿忽然有些发软。小孟过来扶了我一下。远处码头方向有汽笛声，低沉沉地从河岸边传过来。我望着那条灰蓝色的江，感觉空气里那些阴沉的东西，终于散开了一点。

　　但我不知道的是，真正的考验还没来。

　　那些在码头上等船的人，在桥洞外面看我打官司的人，在茶摊上还叼着烟的混子们——他们会长成日后另一片海。而我很快会认识另一群人。他们的船在码头泊着，发动机轰轰作响，把头是个说话像打雷的大胡子，脾气硬，可眼神干净。

　　南边有海。海里有刀子。可也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