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渡》淡志栖世

1、那栋没盖起来的楼 少年辍学立

　　我爸五十三岁那年才有了我。

　　村里人都说，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我妈四十五岁怀的我，那时候村里的妇女主任吓得够呛，说高龄产妇太危险，劝他们别要了。我妈谁的话都没听，躺在床上保了七个月的胎，把我生下来了。

　　八斤三两，白白胖胖。

　　我爸抱着我，手抖得跟筛糠似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后来我妈念叨了一辈子。他说：“老子这辈子，够了。”

　　那年我爸五十三，我妈四十五。在村里，这个年纪，人家都当爷爷奶奶了。

　　我的名字是我爸翻了三个月字典取的，叫陈潮生。他说，钱塘江的潮水，生生不息，谁也别想拦住。

　　他是信这个的。

　　我记事以后，家里的院墙还是土坯的，一到下雨天，墙角就往外渗水。我妈拿盆接着，滴滴答答的声音能响一夜。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看着那堵墙，半天不吭声。

　　有一回，村长家的儿子结婚，我爸带我去喝喜酒。村长家盖了三层小楼，贴了白瓷砖，门口还蹲着两尊石狮子，红漆大门，气派得不行。院子里摆了十几桌，我爸被安排在靠门最偏的那一桌坐下。

　　吃到一半，有人过来敬酒，是村东头的老刘。他瞥了一眼我爸，端着酒杯笑着说：“老陈，你家潮生以后出息了，你也盖这么一栋。”

　　我爸站起来跟他碰了一下杯，笑着点点头，什么都没说。

　　回家的路上，他喝了点酒，脚步有点飘。我扶着他，走过村里那条土路，路两边的人家大都亮着灯，有的还是土坯房，有的已经翻新了砖房。村长家那栋三层小楼立在那儿，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像是另一个世界。

　　我爸忽然停下来，指着那栋楼，转过头看着我。

　　“潮生，你以后给爹也盖一栋。不用三层，两层就行。再贴白瓷砖，气派。”

　　他声音不大，但咬字特别清楚，像是在说一件郑重其事的事。

　　那年我八岁。我看着他被烟熏黄的手指和他眼角的褶子，使劲点了点头。

　　“爸，我给你盖三层。”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是我爸第一次跟我说“以后”，也是最后一次。

　　后来他就再也没提过盖楼的事。可我记住了，像刻在骨头上一样，记住了。

　　初中那年，我念不下去了。

　　不是笨，是穷。那时候学费虽然不多，但每个星期住校的生活费，我妈要从口粮里抠。周三吃两份素菜，周四就只能啃馒头。有一回我回家拿生活费，推开灶房的门，看见我妈在吃剩了不知道几顿的红薯叶子。

　　我当时没进去，站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我回了学校，把书包收了，跟我班主任鞠了一躬，走了。

　　那年我十六。

　　走的那天，我跪在爹妈面前磕了三个头。

　　“爸，妈，等我五年。五年之内，我给咱家盖一栋三层小楼，让全村人都看看，你俩这儿子没白疼。”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眼泪也是抖的。

　　我爸坐在门槛上，使劲抽烟，一口接一口，烟头的火光在他脸上一明一灭。他抽完一根，把烟屁股摁在地上，站起来把我拉起来。

　　他没说别的话，只说了两个字：“去吧。”

　　我妈红着眼眶给我收拾了两件换洗衣服，用塑料袋装着，又在里面塞了三个煮鸡蛋。她把我送到村口，朝阳刚升起来，把土路照得金灿灿的。

　　“到了城里别惹事，吃不饱就回来，妈还能种地。”

　　我背过身去，没敢回头看她。我听见她在后面喊：“鸡蛋趁热吃，凉了就腥了！”

　　那辆去省城的大巴车摇摇晃晃开了六个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鸡蛋在手里攥了一路，到最后也没舍得吃。

　　省城，我来了。

　　到了省城我才知道，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村娃，想找份工作有多难。

　　我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跟一堆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挤在一起，等着雇主来挑人。有人来问，年龄小的不要，没经验的不要，个子矮的不要。我那时候一米七出头，偏瘦，往那儿一站，跟个小鸡仔似的。

　　第四天，一个叫老周的人来了。

　　老周是个泥瓦匠头儿，粗短身材，四十来岁，手粗得像砂纸，笑起来一脸褶子，说话瓮声瓮气。他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手指头最后点到了我。

　　“这个，看着机灵。”

　　旁边有个小子不服气，说他有经验。老周回头看了他一眼：“我要没经验的，好教。”

　　就这一句话，我的命改了。

　　工地上的日子，一开始真不是人过的。

　　第一天搬砖，我的手套磨破了四个洞，手心全是血泡。晚上回到工棚，我拿针把血泡挑了，疼得龇牙咧嘴。旁边的工友在打牌骂娘，声音大得能把房顶掀了，我捂着耳朵，想家想得睡不着。

　　老周是个好人。他不打牌，不贪杯，活干得细，带人也耐烦。他教我怎么看水平尺，怎么调砂浆，怎么切砖不崩角。我年纪小学得快，两年不到，他手里那些活儿我全能上手。

　　老周端着个大茶缸子，喝了一口茶叶水，说：“潮生，你小子是吃这碗饭的料。可惜没念书，念了你比谁都有出息。”

　　我笑了笑没说啥。心里想的是，我不用念书，我也能有出息。

　　两年后，老周把我推荐给项目部。老板看我活儿利索，说话清楚，让我试着带一个班组，独立承包一栋商品楼的贴砖和内墙粉刷。

　　那年我十九岁，手底下七个人，干的第一个工程，三个月完工验收，一次通过。老板多给了两千块的红包，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你小子行啊，有前途。”

　　我把红包揣进兜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公用电话亭里，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带着笑。

　　“妈，我挣钱了。过年给你们买新衣服。”

　　我妈在电话那头笑了好一会儿，说：“别乱花钱，攒着，攒着。”

　　那年过年，我给我妈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给我爸买了一台二十一寸的长虹彩电。

　　我爸摸着彩电的包装箱，手抖得停不下来。他蹲在那儿，摸了得有半根烟的工夫，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儿出息了……我儿出息了……”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笑着骂他：“老东西，没见过电视似的。”

　　那个年，是我们家过得最好的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爸把电视搬到堂屋正中央，把全村的邻居都喊来看春晚。他红着脸，到处给人递烟，好像电视是他自己挣来的。

　　那一刻，我觉得那栋三层小楼，就在眼前了。

　　可是天不遂人愿。

　　第二年刚入秋，建筑行业就开始下行了。工地的活越来越少，开发商的款越来越难要。我带着班组干完最后一个工程，给老板打电话，那边永远在通话中。去项目部堵人，大门紧闭，门口贴着一张盖了红章的通知，大意是资金周转困难，尾款分批支付。

　　分批支付，我后来才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你等着吧。

　　工人们跟着我干了大半年，到了年底，眼巴巴地等着发工资回家。我咬着牙，给他们每个人把钱算清楚，一分不差。没钱怎么办？借。我找老周借了三万，找同乡借了两万，又去信用社贷了五万。

　　不够。

　　这七个工人的工资，加上材料商的尾款，拢共十七万多。

　　我站在信用社门口，看着手里那沓借条，天灵盖发凉。

　　后来是我爸打电话来，我才知道，我妈把陪嫁的金镯子卖了。那镯子传了三代人，她戴了四十多年，手腕上被磨得发亮的那一块，颜色跟别的不一样。我爸把存了十年的养老钱取了出来，用报纸包着，寄给了我。

　　我把那些钱捧在手里，一沓一沓的，全是一块两块、十块二十块攒出来的。

　　那天晚上工棚里的人都走完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水泥地面上落了一层灰。我看着那沓钱，眼前全是我爸佝偻的背，和我妈戴着金镯子的那只手，她逢人就亮出来，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现在没了，全没了。

　　我忽然抬手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然后又抽了一个。

　　抽了得有二三十个，抽到嘴角出血，抽到手发麻。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我爸。

　　“潮生，钱够不？不够爸再想想办法。”

　　“够了爸，够了。”我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够了就好。钱没了再挣，我儿别累着。”

　　顿了一下他又说：“你妈让你别惦记，镯子早该卖了，留着又不能下崽。”

　　我握着手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挂掉电话，我蹲在工棚的角落里，哭得像个孙子。

　　那一年，我十九岁。

　　我以为这顶多是老天爷绊我一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给我热热身。

　　那年回家，我什么都没带。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我爸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等着我。腊月天的风像刀子一样，他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缩着脖子朝路口张望。看见我的那一瞬间，他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了。

　　“回来了？冷吧？快回家，你妈炖了鸡。”

　　他接过我手里空瘪的行李袋，顺手掂了掂，什么都没问。

　　回家的路上，经过村长家那栋三层小楼。它还是老样子，白瓷砖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反着光，特别刺眼。我爸低着头，拽着我快走了几步。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月光很白，把院墙的影子拖得老长。我爸从屋里出来，在我旁边蹲下，递过来一根烟。

　　“爸，我……”

　　“别说了。”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火光映在他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你爹我这辈子，被人笑话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你只要好好的，比啥都强。”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盖楼的事，不急。”

　　他说完就进屋了。

　　院子里只剩我一个人。我把那根烟抽完，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然后我回了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三层小楼的图纸，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折好，重新塞了回去。

　　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陈潮生，你这辈子，就算跪着，也得把那栋楼给爹妈盖起来。

　　那年我虚岁二十。身上背着十七万的外债，兜里揣着一颗咽不下的心。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又坐上了大巴。

　　这次是去南方。听说那边有海，海里有鱼，捕鱼挣钱快。我没犹豫，买了票就走。

　　可我真没想到，这趟火车，只是老天爷给我上的第一课。

　　火车上的那双眼睛，我这辈子忘不了。

　　——那一年，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