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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章 少年与牙齿 我的牙齿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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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牙齿是工作以后才矫正的。
在那之前,我不敢笑。
这个毛病是从初中开始的。班里有个男生,姓周,坐在我后排,成绩不好,但嘴巴极快。有一天课间,我在走廊上晒太阳,跟同桌聊天,说到一件什么好笑的事,咧开嘴笑了。他刚好从旁边经过,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你牙齿怎么长这样?”
他语气里没有恶意,就是那种小孩子式的惊奇,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张口就说。但我还是愣在那里,嘴唇慢慢合拢,把牙齿关回嘴里。同桌没注意到,继续说着刚才的话题。我已经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
从那以后,笑的时候捂嘴。用手指挡一下,假装擦鼻子,假装托腮。熟练到没有人发现我在遮挡,熟练到我自己都忘了在遮挡。
高中的时候,有人给我起过一个外号。“小罗”。罗纳尔迪尼奥,巴西球星,球踢得好,但牙齿不太整齐。男生们在球场上喊我跑位的时候,偶尔会顺嘴叫出来。我知道他们没有恶意——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男生,谁会在乎另一个男生的牙齿整不整齐?
每个时代都有一张标准的“合格的脸”。我们那个年代,是韩流明星,是港台偶像,是飞轮海和 S.H.E。没有人说出口,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好看的人,牙齿是整齐的。
我不好看。
牙齿不齐、下巴有点后缩、笑起来嘴是歪的、额头上有几颗怎么都消不掉的痘。我对着镜子练习过很多次微笑。呲牙,露八颗,嘴角上扬——书上是这么写的,杂志上也是这么教的,但镜子里的那个人怎么看怎么别扭。后来不练了。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比对着全班同学笑还尴尬。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父亲不会关心这些,他一辈子关注的是更大的事情——工作、人际关系、哥哥的未来。母亲偶尔会念叨,说等我有出息了,带我去整一整牙。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说“等你考上公务员”差不多。牙齿和前途,在这个家,经常被放在同一个句子里。
大学毕业那年,外公走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书桌上摊着司法考试的讲义,翻到哪页就停在哪儿。窗台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我不出门,不见人。同学来电话问工作的事,我说还在考虑。舅舅托人带话,问要不要去他厂里上班,我说算了。其实既没在考虑,也没在比较。我只是躺在床上。醒着的时候看天花板,睡着的时候做梦,梦见外公骑单车带我放学,梦见我在后座上问他,“你怎么敢用河水骗他们的”。他没有回答,只是回头冲我笑。他的牙齿也不整齐。
然后醒了。天花板还是天花板。原来一个人失去方向的时候,连天花板都变成了一种质问——你今天做了什么?你明天要做什么?你还要在这张床上躺多久?
2013 年,法考成绩出来了。我查分的时候,手指放在鼠标上没有动。屏幕上那个数字不大不小,刚好够让我知道自己没戏。我把页面关掉。然后打开讲义。民事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还是那一页。
父亲确诊食道癌是在元宵节后。
那年春节,他吃东西就说噎。家里人没当回事,母亲说吃慢点,哥哥给他倒了杯水。吃年夜饭的时候,父亲夹了一块鸡,嚼了很久,咽下去的时候喉结动了两下,皱了一下眉头。我看见了。
元宵过后,我带他去了医院。穗城肿瘤医院的走廊很长,灯光很白,照在地上像一层霜。造影结果出来的那一刻,走廊里的霜好像一下子结到了所有人脸上。母亲坐在长椅上,两只手绞在一起,指关节发白。哥哥站在窗口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靠着墙站着,手里攥着那张报告单,纸边硌着手心。报告单上写着“食管中段鳞状细胞癌”。
勇舅是连夜赶来的。他是母亲的族弟,小时候家里穷,跟着外公学过几年生意,后来自己跑运输发了家。没什么文化,但做事极快,脾气极暴。他看了报告一眼:“慌什么!赶快托人转院手术!”
连夜托人,加急安排。两天后,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做了很久。从上午到下午,从三点到七点。夕阳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墙上的瓷砖染成橙红色,又慢慢褪成灰色。母亲坐在长椅上,从坐着等到靠着,从靠着等到蜷成一团。父亲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那张床单。
术后那半个月,全家人守在病房里。病房是六人间,其他五张床进进出出,只有我们这一床一直没动。母亲和哥哥睡陪护椅,白天黑夜轮流。我跟单位请了假,白天守着,晚上回家换衣服,随便吃一口,再赶回来。大家都不曾洗漱,内衣换着穿,头发油了就用帽子遮着。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熏得眼睛发酸,久了也不觉得了。
有一回母亲蹲在走廊尽头哭,声音压得很低,肩膀一抖一抖的。我想过去,哥哥拉住我袖子:“别去,让她哭完。”
护士喊换药的时候,她站起来,用袖子擦了一下脸,走进病房。父亲躺在床上,戴着氧气面罩,看到她进来,手指动了一下。她走过去,把那根手指握住。
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守夜。父亲醒了,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氧气面罩里闷闷的。
“你就是不孝顺。”
灯没开。监护仪上的绿线一跳一跳的。窗外有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远了。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
前几天,病房里只有我们一家人的时候,我说了句“大家轮流回去睡吧,分批陪护,这样白天黑夜精神都能跟得上。”我当时说这句话,是真的看到母亲和哥哥太累了。两个人眼睛凹下去的,嘴唇干得起皮,哥哥连着陪了几天,靠在墙上都能睡着。我怕他们撑不住。我也怕自己撑不住。
父亲的脸色沉下来。他没说什么,闭上眼睛。我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但在这个家,有些话,是要记一辈子的。提“分批休息”,就是不想陪了。
后来这句话,父亲又说过几次。每次家里有事,他都会翻出来,像一个旧伤疤,天一阴就疼。
我解释过。没用。
父亲出院后,母亲说旧房子风水不好,火速买了新房,火速装修。那一年家里做了两件大事:保住父亲的命,换掉住过二十多年的房子。
搬家那天,哥哥帮忙扛了最重的柜子。干完活他坐在楼梯上抽烟,忽然说:“户口本的事,我对不住你。”我没接话。他把烟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但妈那个人,你也知道。”继续一趟一趟地搬。五楼,没电梯。楼梯间里有一股霉味,墙上贴着小广告,用红漆写着“疏通下水道”。我爬到第三层的时候,腿开始发抖。
不是箱子重。是这个地方没有窗户。
我想起外公说过的话。人越怕的时候,越不能慌。
新房有我的房间,比原来大一点,窗户朝南。我把法考讲义摊在书桌上,翻到上次停下的那一页。民事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还是那一页。
窗台上什么都没有。以前放过一个空花盆,搬家的时候不知道扔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