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本里的春秋》爱吃西葫芦炒鸡蛋

5、第四章 黑板上的名字 我二十六岁

　　我二十六岁那年秋天，第一次走进市第三职业中学。
　　大门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漆成深绿色，有些地方已经锈了。门口传达室的大爷看了我一眼，问找谁。我说来报到。他翻了翻桌上的登记本，用手指着一行字让我签名。我签完，他看了看，说：“字写得不错。”
　　我的岗位是财务。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大学虽然学了会计，但毕业后晃荡了几年，连会计分录的借贷方向都搞不清楚。报到的头天晚上，我在家里翻了半宿《会计基础》，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财务室在教学楼二楼最尽头那间。门是铁皮包木的，关上以后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屋里一股旧账本的味道，霉霉的，混着油墨。窗户对着操场，能看见学生在跑圈。我有时候盯着他们跑，一圈一圈，觉得他们比我自在。
　　最初几个月，我连去隔壁办公室借订书机都不敢。每次都要在门口站好一会儿，把要说的那句话在心里默念几遍，才抬手敲门。有一回走了半层楼梯又折回来，因为推门的时候声音太小，里头的人没听见。我不敢再敲第二次。
　　食堂在操场另一边。中午十一点半开饭，我总是拖到十二点以后才去，那时候人少，不用排队，也不用跟谁坐一张桌子。饭菜已经有些凉了。红烧茄子的油凝成白色的膜，浮在表面。我低着头扒饭，吃得很快。
　　王璐老师是我在这所学校里最早认识的人之一。
　　她比我大几岁，教美术。办公室在我楼下。她桌上永远有一个杯子，泡着不知道什么东西——周一枸杞，周三菊花，周五胖大海。杯子旁边是一沓学生的素描作业，有些画得很认真，有些把苹果画成了土豆。
　　她注意到我大概是因为摄影。有一回在走廊上碰到，她说：“上次那个运动会视频，是你剪的？”
　　我说是。
　　“镜头挺稳。有些地方剪得挺舒服。”
　　那是很久以来，我在这个学校里听到的第一句不带任何附加意味的肯定。
　　如果没有祝校长，我大概会在那间财务室里一直坐到退休。
　　祝校长那年应该五十出头。短发，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地有声。她是那种你跟她汇报工作，她会放下手里的笔、抬起头看着你眼睛听的人。
　　有一天她来财务室查账。我把账本摊开给她看，心里七上八下的。她翻了几页，没挑毛病，合上账本，忽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喜欢摄影？”
　　我愣住了，问她怎么知道。
　　“上回学校搞活动，”她说，“我看你举着相机在那拍。姿势是对的。”
　　姿势是对的。后来我学摄影学了几年，才真正理解她这句话的分量。一个完全没摸过相机的人，举手投足间是藏不住的。而她看出来了。
　　她让我拍了几次学校会议。我拍得很烂，过曝的、跑焦的、构图歪到西山的都有。她把照片摊在桌上，一张一张指给我看：这张光线不对，这张人物表情抓得好，这张背景太乱了下回注意。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跟翻账本一样平静，既不夸，也不贬。就好像她已经默认了——我会成为一个会拍照的人。
　　“你去考个教师资格证吧。”有一天她把一沓报名资料放在我桌上，“考下来，我给你开摄影课。”
　　我说好。
　　那年我报了名，报了培训班，每天晚上骑车去上课。培训班在橘州老城区一栋旧楼的四楼，楼道灯坏了一半，上楼要开着手机手电筒。教室里没有空调，一台落地扇嘎吱嘎吱转着，吹得桌上的讲义一页一页翻。我坐在最后一排，每次都把讲义压在胳膊底下，怕风吹跑了。
　　第一次笔试是在三月。综合素质差三分。
　　查到成绩那天晚上，我在财务室坐到很晚。窗外操场上的路灯亮着，有人在跑圈，一圈又一圈。我盯着屏幕上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把页面关掉。
　　第二天，祝校长把我叫去办公室。我把成绩单放在她桌上。她看了一眼。
　　“再考一次，”她说，把一沓新的报名资料推过来，“11月还有一场笔试。你这次过了的科目成绩能保留两年，不用重考。”
　　我又学了半年。第二次考试过了。
　　拿到成绩单那天，我拿去给她看。她把成绩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很明显的笑，只是嘴角往上提了提，眼睛里有一点亮。
　　“我说你可以的。”
　　面试安排在次年一月。我对着空教室练了无数遍。讲台下面没有学生，只有四十多张空桌椅。窗帘拉了一半，阳光斜着照进来，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对角线。我对着空桌椅讲，对着黑板讲，对着窗帘讲。
　　面试那天抽到的题是“曝光三要素”——光圈、快门、感光度。这三个词我熟得不能再熟，讲得很顺。考官坐在底下，面无表情地听。我讲到光圈的时候，举了相机镜头的例子；讲到快门的时候，用手比划了一下叶片开合的速度。讲完以后，考官点了点头。就那么点了一下，我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
　　面试过了。教资证拿到手。我还没赶得及开那堂摄影课。
　　事情发生得很快。快到我至今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只记得那个下午，走廊里忽然乱了起来，有人脚步匆匆，有人在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然后有人传话，说祝校长被免了。
　　理由是财务审计。有人在账上查出了问题。
　　我不信。
　　她的账我做过。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收据存根按年装订，凭证码得整整齐齐。她签字的每一张票据都备注到了不能更细的程度——连一瓶矿泉水都写了用途。
　　但她没有解释。别人问她，她说：“清者自清。”
　　这句话我听外公说过。
　　她走的那天下午，天是灰色的，操场上的旗杆光秃秃的。她抱着一个纸箱子从办公室走出来，里面装着桌上的笔筒、几本教育学的书，还有那盆她窗台上的绿萝。我在走廊里远远站着。我想过去帮她搬箱子，想跟她说点什么。我的脚钉在地上。她看见我了，冲我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一步一步，往楼梯间走去。她的背影被纸箱子挡住了一大半，我只能看见她露出来的肩膀，端得很平。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走远。走廊很长，两边都是办公室。有老师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新来的校长很快就上任了，姓严。
　　他上任第一天开全体教工大会。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气氛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开大会，底下有人翻手机、有人打瞌睡、有人小声聊天。那天所有人都不说话，坐得端端正正。我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一支笔，纸上什么都没写。
　　严校长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响，扩音器偶尔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啸叫。他讲了很多，讲教学质量，讲纪律整顿。最后他说，要重新审核所有在职人员的资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目光扫过全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多停了半秒。
　　那时候父母托了关系，我进了教辅岗。这件事整个学校都知道。有人说我是“走后门的”，有人当着我的面说，有人在背后说。干的活杂七杂八：修电脑、做表格、拍照拍视频、运动会扛器械，哪里缺人手往哪塞。有课的老师在楼上上课，我在楼下蹲着给打印机换墨盒，满手都是碳粉。有一次下雨，操场积水，广播操改在室内。我拿着相机去拍，没有调对参数，曝光不足，拍了半天全是黑的。管广播室的孙老师看见我蹲在墙角翻照片，走过来看了一眼屏幕，说：“你这拍的什么玩意儿。”然后走了。我把相机塞回包里。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水顺着走廊的屋檐淌下来，哗哗响。
　　我跟几个同事处得也不好。也不是没试过。有回办公室聚会，我去了，坐在角落里喝饮料。他们聊学生、聊房价、聊假期去哪玩，我插不上嘴。有人讲了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没听懂。我跟着笑了一下，笑完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后来我就不去了。
　　但这里面有个我不甘心的地方。
　　我已经在拼命学了。从一无所知到慢慢上手，从修电脑都要打电话问到能独立剪一条片子，我花了好几年。
　　没过多久，严校长通知我准备试讲。
　　试讲的通知下来也很正式。教务处发了通知，盖了红章，贴在公告栏里。试讲时间定在周三下午第二节课。科目是摄影基础。教室在实验楼三楼多媒体室。我盯着那张通知看了很久。旁边有人经过，说了一句：“哟，你也讲课？”
　　试讲前那段时间，我瘦了大概有七八斤。每天早上醒来，胃里像塞了一块石头。我对着空教室练了无数遍。还是那间多媒体室，还是那四十多张空桌椅。但这次不一样。教资面试的时候，底下坐的是陌生人，讲完就散了。这次坐的是每天在走廊里碰面的人。
　　“曝光三要素”——光圈、快门、感光度。教资面试时抽到的一样的题目。
　　试讲那天下午，天气很好。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瓷砖地面上，明晃晃的。我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捏着 U 盘，等着上一节的人出来。
　　教务处的张老师喊我进试课教室，前排坐的全是各科组组长作为评审老师。严校长坐在正中间，后排摆着一部摄像机，我看不清后排来了哪些旁听老师，汗水遮住了眼睛。
　　我站在讲台上。U 盘插进电脑，课件弹出来。我张了张嘴。
　　严校长推了一下眼镜。
　　“开始吧。”
　　我说了第一句话。声音是飘的，不像自己。然后我说第二句、第三句，但说到第四句的时候，我看着底下那些人，把“光圈”说成了“快门”，把“快门”说成了“感光度”。
　　光圈内容后一页是什么？链接词是什么？接下来我要讲什么内容？
　　我停下来了。教室里安静了几秒。底下有人低声交头接耳。能听见走廊里有人走路的声音，哒哒哒，由近及远。严校长的笔尖点在桌面上，他没看我。
　　那天没有当场宣布结果。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知道答案。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我去上班，在楼道上碰见一个同事。他看了我一眼，不完全是同情，也不完全是幸灾乐祸。就是那种，“早知道了”的眼神。
　　我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坐了很久。桌上摊着那份教案，旁边是擦过汗的纸巾。
　　我爸说，“你准备了这么久。”我妈说，“他们这不就是欺负人吗？”我没拦住他们。第二天他们去了学校，进了校长办公室。
　　他们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好几个老师都在。我站在楼梯口，低着头，不知道该往哪走。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灰暗的一段日子。每天上班就像上刑场，闹钟响的那一刻就开始胸闷。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能分辨清楚的场景不多，大部分都是一团模糊的灰色。只有一个画面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放学后，教学楼空了，我从财务室出来上洗手间，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我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忽然就不想动了。
　　那段时间王璐替我在校领导面前扛过好几次。有些是我工作上的失误，我把一场活动部分素材删了，误了家长开放日的推送。她主动揽下来去跟领导解释，说她那班学生比较内向，没有事先跟学生沟通导致没好好配合，我几乎没挨什么批。有些是纯粹的人际摩擦。她从来不跟我讲她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我也从来不问。
　　她闲暇时教我剪辑。一开始教我的是基本剪辑技巧：怎么搭时间线，怎么卡节奏，怎么用画面叙事。后来我慢慢上手了，自己拍活动视频，领机器、选机位、拍完对着电脑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剪，把最动人的几秒叠在一起，生成、上传。她常说，“你手里的镜头是一扇窗户，你选择让别人从这个角度看见什么，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责任。”
　　她不争不抢，有时候她明明是对的，但她不说。有时候别人对她态度不好，她也不回嘴，下次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
　　跟着她，我的摄影和剪辑技术越来越好。后来学校很多活动的片子都是我在做。我在教务处角落那台旧电脑上，建了一个叫“学校活动”的文件夹，里面分门别类存着各个活动的素材。运动会的放在“09-体育”里，晚会的放在“04-文艺”里。每次剪完一条片子，我把工程文件也留着，想着万一以后要改。那个文件夹后来越来越大，有好几个 G。它像一个无人知晓的私人博物馆，收藏着我在那些年里所有的努力。
　　偶尔有人路过，说一句：“小何，上次那个片子拍得不错。”我就笑笑。然后继续低头干活。
　　二零二二年，疫情。
　　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学校转为线上教学，校园空空荡荡的。然后有一天，社区需要志愿者支援一线。我在工作群里看到了通知，那段话我反复看了三遍。然后给负责报名的老师发了一条私信：“我报名。”
　　发完我就把手机翻过去了。不敢看回复。
　　那个月的防护服很闷，面罩上全是雾气，呼出的热气反弹到脸上，闷得让人头晕。每次脱下来，里面的衣服能拧出水。我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跑。我想把这些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没任务的时候用手机拍摄，跑前跑后。拍物资，拍人员，拍凌晨四点的街道——空荡荡的。橘红色的路灯照着空无一人的马路，红绿灯按照固定的节奏跳，绿灯亮了，没有人过，红灯亮了，也没有车停。我在那样的街上站了好一会儿。然后举起手机。
　　我拍到同事靠在墙上睡着的画面。那天是凌晨，他在角落里，坐在地上，靠着墙壁，下巴抵在胸前，N95 的勒痕还印在脸上。没有枕头，没有毯子，就那么睡着了。
　　还有一双手的特写。那是另一双手，属于一位连续几天不停分拣物资的女老师，指关节破了皮，创可贴被汗水泡得卷了边，指尖的皮肤泡得发白、起了皱。
　　我把这些剪成了一个纪实短片。剪的时候，我特意选了《面会菜》纯音乐做背景。音乐极度温暖、平静的旋律，我反复看了很多遍那个靠墙睡着的画面，那个同事平时跟我关系一般，但在镜头里，他只是一个很疲倦的人。
　　片子发到群里的时候，很安静。过了大概十分钟，才有人回了第一条消息。
　　然后消息越来越多。
　　有人发了个大拇指。有人发了一长段话。有人说看哭了。有人默默转给了校领导，转给了区里的宣传部门，甚至转到了上级主管单位的群里。
　　孙老师也转发了。就是当年说我“拍的什么玩意儿”那位。他外套袖口磨得发白，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旧照片，是他年轻时带队拿奖的合影。他在片子底下评论了四个字：“拍得可以。”这四个字我截了图，存了很久。
　　片子流传开以后，有人提出来，说小何重新试讲的事，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
　　这一次，李老师夫妇帮了我。李老师是物理组的，戴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在黑板上画电路图从来不抖。他备课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在教案旁边画小人，小人代表学生，标注“此处可能会问”。他爱人钟老师是语文组的，批改教案时三种颜色的字迹——蓝黑红三色，红色只改关键错误。最后一页夹了一张小卡片，一笔一划写着“何老师，你可以的”。两个人都快退休了，把业余时间全花在了一个教辅岗的年轻人身上。一页一页帮我看教案，逐页眉批，连 PPT 的字体大小都帮我调了三遍，甚至模拟评审提问，从“你这堂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到“如果学生中途走神你怎么拉回来”，他们把一个教师职业生涯里可能遇到的刁难，都给我预演了一遍。
　　试讲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天还没亮透，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画了一道金色的线。我去洗手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白了不少。我对着镜子笑了一下。不是为了练习。只是忽然觉得，这次可能真的准备好了。
　　那场试讲，站在讲台上的感觉不一样。开始之前我扫了一眼台下，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评审中间坐着严校长，旁边的教务主任翻着我的教案。但这一次，评审没有让我紧张——或者说，紧张还在，但它不再支配我了。讲摄影基础的时候，我看见了坐在角落里冲我点头的李老师。她的白发在日光灯下很显眼，一下一下地，像是在给我打节拍。
　　李老师和他爱人坐在后排，钟老师在我讲到“光圈优先模式”的时候，几乎以不易察觉的幅度点了下头，但我看到了。教室后排靠门口的地方，乔霜抱着女儿坐在那里。她那天来的时候，没有事先跟我说。我后来才知道。
　　她没出声，用口型跟我说了句什么。隔着半个教室的距离，隔着讲台上打下来的日光灯，我没看清。但我猜，她说的是一句加油。
　　那场考核，我得了满分。
　　宣布成绩那天，王璐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三个字：“恭喜你。”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窗外是下午三点的阳光，照在操场上，有人在跑圈，一圈一圈，跟以前一样。
　　十几年的教辅岗，终于转成了正式授课教师。
　　那天下午，我把教务处那台旧电脑里的“学校活动”文件夹打开，把新课程的教学大纲存了进去。文件夹已经好几个G了。我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从财务室开始”。
　　晚上回到家，我给祝校长发了一条微信，告诉她，我终于当上老师了。
　　她很久没回。我想她可能在忙，或者没看到。直到晚上快十二点，手机震了一下。
　　“我一直知道你可以。祝老师为你高兴。”
　　我握着手机，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那门摄影课，我上了两年。学生不算多，但每次来的人都很认真。有一回下课，一个男生跑过来问我：“老师，你当初为什么学摄影？”
　　我想了想，说：“因为有人觉得我可以。”
　　两年后，那个文件夹已经和那台旧电脑一起留在了被撤并的校区里。但我在回忆里给它建了个备份，拷贝在我后来那台笔记本电脑里，搁在命名为“过去十年”的分区。那些画面还在，那些素材都在。也许有一天，它们会出现在另一条片子里。也许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