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理寺验尸那些年》愤怒的咕咕嘎嘎

44、暗流涌动 土

　　土地神没有回答，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

　　沈墨转身走出了城隍庙。

　　接下来的日子，沈墨表面上安分了许多。他每天按时去衙门点卯，按时处理郑文彬交给他的案件，按时写验尸报告，按时回家。他不跟人提起离魂散的案子，不跟人提起名录，不跟人提起那些死者的名字。

　　但他没有停止查案。

　　他白天处理公事，晚上翻看旧案卷。他把大理寺过去五年的案卷全部翻了一遍，把那些“因病而亡”“意外身故”“自行走失”的案子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跟名录上的名字比对。

　　他找到了七个吻合的案子。

　　七个被判定为“因病而亡”的死者，他们的家属都曾经报案说死者死得蹊跷，但官府没有立案。沈墨查了这些死者的背景，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生前都跟名录上的某个人有过节。

　　有的人是被上司欺压的小吏，有的人是被丈夫虐待的妻子，有的人是被债主逼债的穷人。他们死了之后，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官府说他们是病死的，他们就是病死的。没有人追问，没有人怀疑。

　　沈墨把七个案子的案卷单独拿了出来，锁在公房的暗格里。

　　他还不能动这些案子。名录上的那些人，他现在一个都动不了。他们比他大，比他有权，比他有势力。他一个小小的从六品司直郎，动不了他们。

　　但他可以等。

　　等他们犯错，等他们露出破绽，等他们互相撕咬。

　　沈墨知道，那些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因为利益结合在一起，也会因为利益分崩离析。赵文清倒了，钱万财倒了，王世充倒了——他们一定在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互相推卸责任。

　　总有一天，会有人撑不住，会有人开口。

　　沈墨等着那一天。

　　……

　　冬天越来越深了。

　　京城的冬天比顺德府冷得多，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走路，连小贩的叫卖声都少了。沈墨在大理寺的公房里生了一个炭盆，炭火噼啪地响着，但热气根本存不住，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仅有的那点温暖也带走了。

　　他裹着棉袍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案卷，手里握着笔，但一个字也没写。他的目光落在案卷上，心思却不在上面。

　　他在想大理寺卿。

　　那位老者自从王世充的案子结束后，就没有再单独召见过他。每次在衙门里碰见，老者只是淡淡地点个头，目光从他脸上扫过，像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但沈墨注意到，老者看他的时候，眼睛里有一样东西——警惕。

　　不是敌意，是警惕。像一个猎人发现自己的陷阱里关进了一只还不该出现的猎物，他在观察，在评估，在决定要不要扣下扳机。

　　沈墨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需要更小心了。

　　大理寺卿姓杜，名维庸，六十三岁，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四十年。他从一个县丞做起，一步一步爬到正三品大理寺卿的位置，经历的風浪比沈墨吃过的盐还多。这样的人，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沈墨查过杜维庸的底细。他的履历很干净，干净的像一张白纸——没有贪污记录，没有结党营私的记录，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他的政绩考评年年都是“优”，他的同僚对他的评价都是“勤勉”“清廉”“刚正”。

　　一个在官场混了四十年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干净？

　　沈墨不信。

　　他开始暗中调查杜维庸的过往。

　　他查了杜维庸在各地任职时的案卷。杜维庸做过三任知府，分别在江南、湖广和京城附近。沈墨通过大理寺的关系，调来了这三地过去二十年的案卷，一份一份地翻。

　　翻到第五天的时候，他发现了第一个疑点。

　　杜维庸在江南任知府期间，当地有一个富商被人毒死了。案子报到府衙，杜维庸亲自审理，最后以“意外中毒”结案。但沈墨注意到，案卷里的验尸报告极其简略，只有寥寥几行字，连中毒的种类都没有写清楚。

　　而那个富商的妻子，在案子了结之后不到半年，就改嫁给了当地另一个富商。那个富商，跟杜维庸有过生意往来。

　　沈墨在案卷上画了一个圈。

　　不是证据。但这是一个方向。

　　他继续查。

　　第二个疑点，在湖广。

　　杜维庸在湖广任知府期间，当地有一个官员被人举报贪污。案子报到府衙，杜维庸负责审理。查了三个月，最后以“证据不足”结案。那个官员被调任他处，后来升了官。

　　而那个官员，现在是刑部侍郎——杜维庸的顶头上司之一。

　　沈墨在案卷上又画了一个圈。

　　第三个疑点，在京城附近。

　　杜维庸任顺天府尹期间，当地有一个案子——一个女子被人杀害，凶手是当地一个富家子弟。案子报到府衙，杜维庸判了凶手“误杀”，只判了三年徒刑。

　　而那个富家子弟的父亲，是杜维庸的同科进士。

　　沈墨合上案卷，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几下。

　　三个疑点。三个案子。三个被杜维庸“从轻发落”的人。

　　那些人跟杜维庸是什么关系？他们有没有给杜维庸送过钱？送过多少？沈墨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个在官场混了四十年的人，不可能没有把柄。

　　那些把柄，就藏在这些案卷里。

　　沈墨把三个案卷的抄本锁进了公房的暗格里，跟名录放在一起。

　　他开始查杜维庸的家人。

　　杜维庸有一个儿子，叫杜文成，三十出头，没有做官，而是在京城开了一家古董铺子。铺子不大，但生意很好。沈墨查了铺子的账目——当然不是真实的账目，是公开的、给人看的账目。但沈墨注意到一个细节：杜文成的铺子里，经常出现一些极其珍贵的古董，有些甚至是宫廷里才有的东西。

　　一个普通的古董商，怎么可能弄到宫廷里的东西？

　　除非——有人送给他。

　　谁送的？那些想让杜维庸办事的人。

　　沈墨把杜文成的铺子地址记了下来。

　　他开始在铺子周围蹲守。每天下了衙门，他就换一身普通的衣裳，戴个斗笠，在铺子对面的茶馆里坐着，点一壶最便宜的茶，一坐就是几个时辰。

　　他观察进出铺子的人。

　　第一天，没有什么异常。来的都是普通的客人，买些普通的古董，进进出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第二天，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五十多岁，穿着绸缎长衫，戴着貂皮帽子，看起来很有钱。他走进铺子的时候，没有像其他客人那样在柜台前看货，而是直接走到了后堂。杜文成亲自出来迎接，两个人进了里屋，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