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曾经的自己》食野师爷

7、 第7章 最后的理想

　　医院的大门敞开着，像一个永远吃不饱的巨兽的嘴巴，吞进一个又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吴为走进大厅，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刺鼻，冰冷，像一把看不见的刀，割开他的鼻腔。他站在大厅中央，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的急匆匆，有的慢吞吞，有的哭，有的面无表情。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个词：不幸。只是不幸的方式不同，有的写在脸上，有的藏在心里，有的还没来得及写。

　　他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上的按钮。电梯门打开，里面挤满了人，他挤进去，站在最角落，背靠着冰凉的金属壁。电梯在四楼停了，他走出来，沿着走廊往前走。走廊很长，灯管白得刺眼，照得地面像结了冰。他走到病房门口，透过玻璃窗，看到了父亲。

　　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上扎着留置针，胸口贴着心电监护的电极片，床头的监护仪上跳动着绿色的数字和波形。父亲的眼睛闭着，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呼吸急促而微弱。母亲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头低着，肩膀在微微颤抖。

　　吴为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没有推门。他怕。他怕看到父亲睁开眼睛，看到他，问“你怎么来了”。他怕父亲问他工作的事，问他为什么不在少年宫上班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总不能说“我被开除了，因为我举报了主任猥亵女学生，没有人信我，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不能这么说。父亲听了会气死，或者会哭，或者会从病床上坐起来，拔掉管子，说“我不治了，我没脸见人了”。

　　他推开门，走进去。

　　母亲抬起头，看到他，眼睛红了。她的眼睛肿得像桃子，眼袋深得能夹住一枚硬币，头发乱糟糟的，几天没洗，油腻地贴在头皮上。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松垮垮的，露出锁骨下面一片褐色的皮肤。她的手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泥土的痕迹，那是来医院之前在菜地里干活留下的。

　　“儿啊。”母亲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玻璃。

　　吴为走过去，蹲下来，握住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冰凉，粗糙，骨节粗大，掌心的老茧硌着他的手。他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握着他的手，带他去镇上赶集，给他买糖葫芦。那时候母亲的手是暖的，软的，像棉花。现在，这双手变成了砂纸，变成了石头，变成了时间的证据。

　　“妈，爸怎么样了？”他问。

　　“医生说，”母亲吸了吸鼻子，“脑溢血，出血量不大，但位置不好，压迫了神经。要马上做手术，不然……”她没有说下去，但吴为知道“不然”后面是什么。不然会瘫痪，不然会变成植物人，不然会死。不然之后的可能性太多了，每一个都比“不然”本身更可怕。

　　“手术费的事，”吴为说，“我来想办法。”

　　母亲看着他，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流下去，滴在手上，滴在床上，滴在地板上。她哭得很安静，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直流，像关不紧的水龙头。

　　“你一个人在外面，”母亲说，“吃了多少苦，妈知道。你爸的病，不该让你扛。”

　　“妈，你说什么呢。”吴为站起来，把母亲的头揽进怀里。母亲的身体很瘦，瘦得像一把柴，骨头硌着他的胸口。他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抱着他，把他的头按在胸口，说“不怕，妈在”。现在，轮到他说“不怕”了，但他自己都不信。

　　父亲的手指动了一下。吴为低头看，父亲的眼睛还闭着，但眉头皱了一下，像是在做一个不好的梦。他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在田里中暑了，倒在地上，他和母亲把他抬回家。父亲躺在床上，也是这样闭着眼睛，眉头皱着，嘴唇干裂。他蹲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说“爸，你醒醒”。父亲没有醒。后来母亲用湿毛巾敷在额头上，过了很久，父亲才睁开眼睛，看到他，笑了，说“没事，爸就是累了”。

　　现在，父亲又累了。但他不知道，这一次，他还能不能醒过来。

　　吴为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窗户开着，风灌进来，带着夏天的热气和汽车的尾气。他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看着那些名字。他已经打了两轮电话，借到了九千四百块。九千四百块，离八万还差七万零六百块。他还要打多少电话？他还能打给谁？他翻了一遍又一遍，发现已经没有可以打的人了。该打的都打了，不该打的也打了。有的人接了，有的人没接。有的人借了，有的人没借。有的人说“对不起”，有的人说“最近也困难”，有的人说“我帮你问问”，然后再也没有消息。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靠在墙上。墙凉凉的，贴着他的后背，像一块巨大的冰。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那种平静的空白，是那种被掏空了的空白，像一间被搬光了家具的房子，四壁空空，连回声都没有。

　　“吴老师？”

　　一个声音从走廊那头传来，很小，像老鼠叫。他睁开眼睛，循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个女孩站在走廊的另一头。她穿着病号服，蓝色的条纹，宽大得像一面旗。她的头发散着，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她看起来像一个纸人，风一吹就会倒。

　　吴为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她。是雨桐。不，是小敏。林小敏。那个少年宫的女学生。那个在主任办公室里低着头说“没有”的女孩。那个在公交站牌下用眼神说“放过我”的女孩。

　　“小敏？”吴为走过去，脚步越来越快，“你怎么在这？你怎么了？”

　　小敏低下头，没有说话。她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吴为看到她扶着墙的手在发抖，手指细得像鸡爪，指甲上没有涂颜色，干干净净的，但指甲缝里有白色的东西，像粉笔灰，又像是什么干了的液体。

　　“小敏，你说话啊。”吴为的声音急了。

　　小敏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没有泪，没有光，只有一种空洞。那种空洞他见过，在少年宫的走廊里，在校长办公室里，在公交站牌下。那种空洞不是天生的，是被挖走的。被人挖走了眼睛里的光，挖走了脸上的表情，挖走了声音里的温度，只剩下一个壳，一个会呼吸的壳。

　　“吴老师，”她的声音很小，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

　　她没有说完，走廊尽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小敏！你去哪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妇科门诊的方向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病历本，脸上全是汗。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起球的毛衣，脚上是一双旧皮鞋，鞋跟磨歪了。她跑到小敏面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像是怕她跑了。

　　然后她看到了吴为。

　　她的眼睛瞪大了，嘴巴张开了，脸上的表情从焦急变成了惊讶，从惊讶变成了警觉，从警觉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她认出了他。也许是从少年宫的家长会上，也许是从小敏的嘴里，也许是从某个她说不清楚的地方。她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那个“多管闲事的吴老师”。

　　“你是……”女人盯着他，“你是少年宫那个老师？”

　　“是。”吴为说，“我是吴为。”

　　女人没有说话。她看了看吴为，又看了看小敏，又看了看吴为。她的嘴唇在抖，手也在抖，病历本在她手里哗哗地响。她深吸了一口气，拉着小敏，走到走廊的角落，离其他人远远的。吴为跟过去。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女人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吴为能听到，但里面的东西很重，重到像一座山，“你是不是知道钱建国对小敏做了什么？你说！”

　　吴为看着她，点了点头。

　　女人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无声地流泪，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的哭。她蹲下来，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小敏站在旁边，低着头，没有看她，没有安慰她，没有说“妈，别哭了”。她只是站着，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布偶。

　　吴为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说“别哭了”，但他说不出口。因为如果他是这个女人，他也会哭。不，他会哭得比她更厉害。他会哭到没有眼泪，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站不起来。

　　女人哭了很久。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有的人看一眼，加快脚步走了。有的人停下来，犹豫了一下，也走了。没有人过来问“你怎么了”，没有人过来说“需要帮忙吗”。在医院里，哭是最常见的事。比感冒还常见，比发烧还常见，比咳嗽还常见。每个人都在哭，只是有的人哭在脸上，有的人哭在心里。

　　女人终于停下来。她擦了擦眼泪，站起来，看着吴为。她的眼睛红了，鼻子红了，脸也红了，但眼神变了。不再是崩溃，不再是绝望，而是一种计算。一种“我在算我能得到什么”的计算。

　　“你能拿出多少钱？”她问。

　　吴为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但女人的嘴唇又动了一下，重复了一遍：“你能拿出多少钱？”

　　他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到一丝愤怒，一丝不甘，一丝“我要讨个公道”的决心。但他找不到。他只能找到一种东西，一种他熟悉的东西，一种他最近一直在面对的东西：穷。穷到连愤怒都买不起，连尊严都买不起，连公道都买不起。

　　“阿姨，”吴为说，“我可以作证。我可以去派出所，去法院，去任何地方，说出我看到的。我可以——”

　　“你作证有什么用？”女人打断了他，声音突然拔高，像一根绷断的弦，“你能给我女儿将来吗？你能给我钱吗？你能让她不被全校人指指点点吗？”

　　吴为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女人的眼泪又掉下来了，“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小敏回来的时候，衣服是乱的，头发是乱的，眼睛里没有光了。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我问她是不是有人欺负她了，她摇头。我问她是不是钱建国，她哭了。”

　　女人蹲下来，抱住小敏，哭得浑身发抖。小敏站在那里，手垂着，没有抱住母亲，没有推开母亲，只是站着。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头人。

　　“我去找过钱建国，”女人的声音闷在女儿的肚子里，闷闷的，像从水里冒出来的气泡，“他说‘你女儿自己愿意的，我没有强迫她’。他说‘你去告啊，你有证据吗’。他说‘你告了，你女儿的名声就毁了，她以后还怎么做人’。”

　　吴为的拳头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疼，但他感觉不到。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钱建国坐在办公室里，翘着腿，端着茶，笑着说“你去告啊”。那个笑容，他见过。在校长办公室里，钱建国也是这样笑着，说“小吴，你还年轻，不懂规矩”。

　　“我回来想了一夜，”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想去派出所，想去法院，想去市政府，想去省里，想去北京。我想告他，告到他把牢底坐穿。但我又想，我告了，然后呢？小敏的事就会传出去，全校都知道，全小区都知道，全城都知道。她会被人指指点点，被人叫‘那个被猥亵的女孩’。她还怎么上学？怎么见人？我们还能在这里待下去吗？”

　　吴为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正义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穷人付不起。

　　“我老公走得早，”女人站起来，擦了擦眼泪，“我一个人拉扯小敏，吃了多少苦，你知道么？我在超市打工，一个月两千多块，房租八百，水电一百，吃饭五百，剩下的还要给小敏交学费、买衣服、买书本。我攒不下钱，一分都攒不下。小敏出了这事，我想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一个小时三百块，我看不起。我想给她转学，但转学要交赞助费，好几万，我交不起。”

　　她看着吴为，眼睛里没有泪了，只有一种“你能听懂吗”的哀求。

　　“钱建国给了我五万块，”她说，“他说这是‘补偿’，让我不要声张。我收了。”

　　吴为的脑子嗡了一声。五万块。钱建国用五万块，买了一个女孩的沉默，买了一个母亲的尊严，买了一个家庭的公道。五万块，够小敏看一百多次心理医生，够她转一次学，够她妈妈在超市干两年的活。五万块，不多，但对她们来说，很多。多到可以让一个母亲出卖自己的女儿，多到可以让一个受害者放弃追责，多到可以让一个家庭选择沉默。

　　“阿姨，”吴为的声音在抖，“你不该收的。”

　　女人看着他，笑了。那个笑容里没有讽刺，没有愤怒，只有一种“你还不懂”的悲凉。

　　“你今年多大了？”她问。

　　“二十七。”吴为说。

　　“二十七，”她重复了一遍，“你还没结婚吧？没孩子吧？”

　　吴为摇了摇头。

　　“等你有孩子了，”她说，“你就知道了。有些事，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

　　吴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他看着她，看着小敏，看着这个在走廊角落里缩成一团的家。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躺在病床上，等着八万块救命。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他想起了自己，口袋里揣着九千四百块，离八万还差七万零六百块。

　　他突然明白了。正义不是奢侈品，正义是只有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有了房子住、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饿死的人，才配谈论的东西。对于穷人来说，正义太远了，远到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摸不着。他们能抓住的，只有钱。五万块，八万块，一百块，两百块，不管多少，只要能活下去，就行。

　　“吴老师，”女人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我知道你是好人。你为了小敏，丢了工作，我知道。我谢谢你。但这件事，你就当没看到吧。”

　　“阿姨……”

　　“小敏已经做了手术，”女人的声音很低，“她怀孕了，一个多月。今天做了人流。”

　　吴如雷击。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还完整，里面已经焦了。他看着小敏，看着她穿着病号服的单薄身体，看着她苍白如纸的脸，看着她空洞如井的眼睛。他想起了一个多月前，他在少年宫的走廊里，透过门缝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一个多月后，他在医院的走廊里，站在妇科门诊门口，听着一个母亲说“她怀孕了，今天做了人流”。

　　一个多月。从猥亵到怀孕，从怀孕到堕胎，从堕胎到沉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个女孩的人生被毁掉了，一个母亲的选择被逼出来了，一个老师的正义被碾碎了。

　　“吴老师，”女人拉着小敏，转身要走，“你保重。”

　　“阿姨，”吴为叫住她，“我可以作证。我可以去派出所，去法院，去任何地方。我可以——”

　　“你能给我女儿将来吗？”女人回过头，看着他，眼睛里的泪已经干了，只剩下一种“你别天真了”的疲惫，“你能给我钱吗？你能让她不被全校人指指点点吗？”

　　吴为无言以对。

　　女人走了。小敏跟在她身后，低着头，脚步很轻，像一只被踩过尾巴的猫。她们走进电梯，门关上了。吴为站在原地，看着电梯门上的数字，从4变成3，从3变成2，从2变成1，最后停在1。

　　他靠在墙上，慢慢滑下去，坐在地上。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人看他一眼，加快脚步走了。有人停下来，犹豫了一下，也走了。没有人问他“你怎么了”，没有人说“需要帮忙吗”。在医院里，崩溃是最常见的事。比感冒还常见，比发烧还常见，比咳嗽还常见。每个人都在崩溃，只是有的人崩溃在脸上，有的人崩溃在心里。

　　他想起了自己教孩子们的那句话：“航模飞不高，是因为你不敢让它离开你的手。信任它，它才能飞得远。”他现在觉得那句话是个笑话。因为他信任了，他放手了，他以为航模会飞起来。但航模没有飞起来，它一头栽在地上，摔得粉碎。而那个摔碎航模的人，不是别人，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太天真，太愚蠢，太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公道。这个世界没有公道。这个世界只有钱，只有权，只有谁能活下去、谁活不下去的问题。

　　他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不知道，在这些故事里，有多少个像小敏一样的女孩，有多少个像他一样的傻瓜，有多少个像钱建国一样的畜生。他只知道，这个世界不需要好人。好人没有好下场。好人的下场就是被开除，被赶出来，被逼到绝路，然后在医院的走廊里坐着，看着一个母亲为了五万块出卖自己的女儿。

　　他掏出手机，打开相册。里面已经没有那张照片了，他删了。但他知道，那张照片还在。在他的脑子里，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记忆里。它会一直在。他删不掉。

　　他看着窗外的城市，万家灯火。每一盏灯都在亮着，但没有一盏是为他亮的。他想起了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以前觉得这句诗很美，现在觉得它很假。因为黑夜给不了你黑色的眼睛，黑夜只能给你黑夜。光明不是找来的，是买来的。而穷人，买不起。

　　他站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天黑了，久到走廊里的灯自动灭了。他没有开灯，就站在黑暗里，看着窗外的灯火。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小敏，想起了小敏的妈妈，想起了张伟，想起了苏晚，想起了钱建国，想起了老赵，想起了那架被踩碎的航模。他想起了所有的好人，所有的坏人，所有的沉默者，所有的旁观者。他想起了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公，所有的无能为力，所有的“算了吧”。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走进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