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曾经的自己》食野师爷

6、 第6章 父亲的电话

　　雨停了。

　　吴为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也许更久。他的帆布包背在肩上，工具箱提在手里，两样东西越来越重，像两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的鞋子灌满了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裤子湿透了，贴在腿上，冰凉。衣服也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头发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鼻尖往下滴，滴在嘴唇上，咸的。他不知道那是雨水还是汗水还是眼泪，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

　　街上的积水已经退了大半，只剩下一些浅浅的水洼，映着路灯昏黄的光。路灯的光在水洼里碎成一片一片，像被打碎的镜子。他踩过去，碎片散开，又聚拢，再散开，再聚拢。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张伟家太远，走过去要一个多小时，而且他不想让张伟看到自己这个样子。湿透了，脏透了，狼狈透了。苏晚家更远，在城市的另一头，坐公交车都要四十分钟，何况他现在连坐公交车的钱都不想花。他身上还有几十块零钱，那是他最后的现金，他要把它们留着，用在刀刃上。虽然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刀刃”了。活下去？吃顿饭？还是买一张去某个地方的火车票？他不知道。

　　他走着走着，看到路边有一家24小时快餐店。橘黄色的灯光从玻璃窗里透出来，暖洋洋的，像一个在寒夜里点着灯的避风港。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

　　快餐店里很安静，只有两个客人。一个流浪汉蜷缩在角落的座位上，身上盖着报纸，睡得很沉，鼾声断断续续，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一个穿校服的高中生趴在桌上写作业，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可乐，薯条吃了一半，软了，没人吃了。

　　吴为走到靠窗的位置，放下帆布包和工具箱，坐下来。他的衣服还在滴水，水滴在地板上，汇成一小滩。一个服务员走过来，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同情，也有警惕。也许她在犹豫要不要赶他走，毕竟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湿透了，脏了，身上还带着一股雨水的腥味。

　　“需要什么？”她问，语气里没有热情，也没有冷漠，只是一种“这是我的工作”的平淡。

　　“一杯热水。”吴为说。

　　服务员端来一杯热水，放在桌上，转身走了。吴为双手捧着杯子，感受着杯壁传来的温度。热水烫手，但他没有松开。他需要这种温度，需要这种“烫”来提醒自己，他还活着，还有感觉，还能感觉到烫，感觉到疼，感觉到冷。

　　他喝了一口水，热水顺着喉咙流下去，暖了胃。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街道。雨后的街道空荡荡的，偶尔有一辆车开过，溅起一片水花，消失在夜色里。路灯的光昏黄，照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他想起小时候，有一年冬天，父亲带他去镇上赶集。回来的时候下雪了，雪很大，风也大，他和父亲站在路边等班车，等了很久，车一直不来。他冻得直跺脚，父亲脱了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说“不怕，车很快就来了”。车来了，他们上了车，父亲一直在咳嗽。第二天，父亲发烧了，烧得很厉害，母亲骂了他一顿，说“你爸身体本来就不好，你还让他脱衣服”。他哭了，父亲从床上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说“没事，哭什么，男子汉不哭”。

　　他擦了擦眼睛，没有眼泪。也许眼泪已经流干了，也许眼泪还在，只是不想在这个时候流出来。

　　他趴在桌上，闭上眼睛。脑子很乱，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他想起少年宫，想起孩子们，想起那架被踩碎的航模，想起雨桐的脸，想起钱建国的笑容，想起老赵扔在地上的两百块钱，想起那张皱巴巴的航模照片。所有的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部被人乱剪过的电影，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只有一堆碎片，在脑子里转啊转。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一点，也许是两点，也许是更晚。他只知道，他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呼吸慢慢变得均匀，脑子里的碎片慢慢停下来，像一场暴风雨过后的海面，平静，死寂，什么都没有。

　　凌晨两点十七分，手机响了。

　　那声音在安静的快餐店里炸开，像一颗手雷。流浪汉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高中生抬起头，看了吴为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作业。服务员从后厨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吴为猛地抬起头，心跳加速，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那是自己的手机在响。他手忙脚乱地翻口袋，从湿透的裤子里掏出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显示着两个字：妈妈。

　　他接起来。

　　“喂？”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不是平时的那种“吃了吗”“睡了吗”的平淡，而是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声音。那种声音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颤抖，破碎，像一块玻璃被人踩碎了。她在哭。不是无声地流泪，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的哭。

　　“妈？怎么了？妈！”吴为的声音大了起来，快餐店里的安静被他撕开了一道口子。

　　“你爸……你爸他……”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时传出来的杂音，“他突然……倒在地上……我打了120……送到医院了……医生说……说是脑溢血……要马上手术……”

　　吴为的脑子嗡了一声。脑溢血。这三个字他听过，在新闻里，在电视剧里，在别人家的故事里。但他从来没想过，这三个字会落到自己头上，会落到父亲头上。父亲才五十多岁，身体一直不太好，有高血压，但从来不当回事。母亲让他吃药，他说“没事，死不了”。让他去体检，他说“没事，花那冤枉钱干嘛”。让他少抽烟少喝酒，他说“没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年”。

　　现在，“没事”变成有事了。

　　“要多少钱？”吴为问，声音比他预想的要稳。

　　“八万。”母亲说，“医生说押金八万，先做手术，后面的再看。”

　　八万。

　　这两个字比“脑溢血”更重。脑溢血是病，是命运，是老天爷的事。八万是钱，是现实，是他的事。他没有八万。他连八百都快没有了。他的银行卡里只有三千二百块，那是他所有的积蓄，是他三年工作攒下来的全部。三千二百块，离八万差七万六千八百块。七万六千八百块，这个数字大到他已经不会算了。他只知道自己每个月工资三千二，不吃不喝要攒两年多。两年多，父亲等不了那么久。

　　“妈，你别急，我来想办法。”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稳的，但他的心在抖。他想办法？他能想什么办法？他连自己明天的饭钱都没有，他能想什么办法？

　　“儿啊，”母亲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你爸的病……拖累你了。”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吴为的心里。他听到母亲在电话那头吸鼻子，听到她在压抑自己的哭声，听到她在用尽全力不让自己的儿子担心。但他知道，她在哭。她在哭，因为她害怕。她害怕失去丈夫，害怕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害怕没有人在她身边。她在哭，因为她无能为力。她只是一个在老家种地的农妇，一年到头攒不下几千块钱，八万块对她来说是一座山，一座她翻不过去的山。

　　“妈，你说什么呢。”吴为的声音终于开始抖了，“你是我妈，爸是我爸，什么拖累不拖累的。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照顾好爸就行。”

　　“你一个人在外面……”母亲又哭了，“你自己都顾不上，还顾我们……”

　　“我顾得上。”吴为说，“妈，你放心，我顾得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不信。但他必须说。他必须让母亲相信他能顾得上，因为他不能让母亲担心。母亲已经够苦了，嫁过来三十多年，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种地，风里来雨里去，手裂了口子，用胶布缠一缠继续干。后来有了他，日子更紧了，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他。他考上大学那年，她高兴得哭了，说“我儿子有出息了”。他毕业那年，她说“找个好工作，娶个好媳妇，妈就放心了”。他没有找到好工作，也没有娶到好媳妇，他甚至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只是一个被开除了的临聘教师，一个欠着房租被赶出来的 loser，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废物。

　　但他是她儿子。他不能让母亲知道他是废物。

　　“妈，你先把爸照顾好，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说服母亲，也像是在说服自己。

　　“那你……”母亲犹豫了一下，“你那里还有钱吗？”

　　“有。”吴为说，“我有。”

　　他挂了电话。

　　快餐店重新安静下来。流浪汉还在打鼾，高中生还在写作业，服务员在后厨不知道在忙什么。一切都没变，但他的世界变了。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他的世界被彻底翻了个个儿。他以为被开除是最糟的，他以为被房东赶出来是最糟的，他以为那架航模被踩碎是最糟的。他错了。那些都不算什么。真正的“最糟”，是他连救父亲的资格都没有。

　　他打开手机银行，查了余额。三千二百块。这个数字他看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但今天，这个数字看起来不一样了。以前它代表“还能撑一段时间”，今天它代表“你连零头都不够”。八万块的零头是八千，他连八千都没有。

　　他翻开通讯录，一个一个看。张伟，苏晚，大学同学，老家朋友，以前的同事。他把这些人分成两类：能借到钱的，和借不到钱的。能借到钱的，他想了很久，只想到了一个：张伟。苏晚也许能借，但她的情况他知道，她一个人租房子，工资不高，还要补贴家里，她能拿出来的钱不会多。大学同学呢？毕业四年了，联系越来越少，有些人连名字都快叫不出来了。老家朋友呢？都在老家种地打工，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哪有余钱借给他？

　　他深吸一口气，拨了张伟的电话。

　　响了五声，通了。

　　“喂？”张伟的声音迷迷糊糊的，显然是从睡梦中被吵醒的，“兄弟，怎么了？”

　　“伟哥，我……”吴为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怎么了？”张伟清醒了一些，声音里多了一丝紧张，“出什么事了？”

　　“我爸脑溢血，住院了，要八万手术费。”吴为一口气说完，像是在拔一根扎在肉里的刺，越快越好，越疼越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五秒，十秒。吴为能听到张伟的呼吸声，急促，沉重。

　　“你现在在哪？”张伟问。

　　“24小时快餐店。”

　　“你别动，我马上过来。”

　　“不用，伟哥，我就是想问你，能不能借我点钱。不用多，多少都行。我……”

　　“你要多少？”

　　吴为张了张嘴，想说“八万”，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张伟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多，老婆在超市收银，一个月两千多，两个人加起来不到六千，房租一千五，生活费两千，剩下的还要攒着还房贷。他能拿出多少钱？五千？三千？也许只有两千。

　　“能借我五千吗？”吴为问，声音很低，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张伟没有犹豫：“行。我给你转。”

　　“伟哥，谢谢你。”

　　“别废话，兄弟之间说什么谢谢。你把位置发给我，我过来找你。”

　　“不用了，你明天还要上班。钱我收到了就行。”

　　“那你……”张伟停了一下，“你没事吧？”

　　“没事。”吴为说。

　　他挂了电话。手机震了一下，是银行的到账通知，两千块。不是五千。他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张伟只有两千，或者张伟觉得他只需要两千，或者张伟的老婆不同意借五千。不管怎样，两千就是两千，多一分没有，少一分也不行。他不怪张伟。张伟能借他两千，已经是大恩了。在这个世界上，能借钱给你的人，都是把你当人看的人。张伟把他当人看，这就够了。

　　他继续翻通讯录。大学同学，老家的朋友，以前的同事。他一个一个拨，一个一个问。有的人不接电话，这个点已经睡了，或者看到是他的号码故意不接。有的人接了，说“最近也困难”，语气里有抱歉，也有“你别再打来了”的暗示。有的人说“我帮你问问”，然后挂了电话，再也没有打回来。有的人直接说“没钱”，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他打了二十多个电话，借到了三千二百块。加上银行卡里的三千二百块，加上张伟的两千块，一共八千四百块。离八万还差七万一千六百块。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屏幕。屏幕暗了，他按亮，再暗了，再按亮。反复几次，像是在确认那些数字是真的，不是他在做梦。八千四百块，八万块的十分之一。他要再打两百个电话，才能凑够八万。但他已经没有两百个人可以打了。他的通讯录里只有不到一百个人，其中一大半已经打了，剩下的那些，要么是不可能会借他钱的，要么是他不好意思开口的。

　　他想起了一句老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以前不理解这句话，觉得太悲观，太绝对。现在他理解了。不是人情冷漠，是大家都难。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泥潭里挣扎，没有力气去拉别人一把。他不怪他们。他谁都不怪。他只怪自己。怪自己没用，怪自己没钱，怪自己连救父亲的资格都没有。

　　他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他不想哭，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泪。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流下去，滴在桌上，汇成一小滩。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在田里弯着腰的身影，想起了那双粗糙得像树皮的手，想起了那句“男子汉不哭”。他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父亲背着他走了十几里路去镇上的卫生院，一路上父亲的衣服湿透了，分不清是汗还是雨。到了卫生院，父亲把他放在椅子上，对医生说“救救我儿子”。医生说“没事，就是感冒发烧”。父亲蹲下来，摸着他的头，笑了。那个笑容，他记了一辈子。

　　现在，轮到他说“救救我父亲”了。但他没有钱。他连八万块都拿不出来。

　　他擦了擦眼泪，坐起来。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时间，凌晨三点十二分。快餐店里，流浪汉还在打鼾，高中生已经走了，桌上剩下半杯可乐和半袋薯条。服务员靠在收银台上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

　　他站起来，走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嘴唇干裂，头发乱成一团。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陌生。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人的眼睛里怎么没有光了？那个在少年宫天台上说“信任它才能飞得远”的人，去哪了？

　　他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打开帆布包。他把工具箱拿出来，打开，里面的航模零件整整齐齐地码着，每一个都用泡沫纸包好了，保护得很好。这些零件是他最后的财富，是他三年攒下来的心血，是他和孩子们一起做的梦。但现在，这些梦要变成钱了。

　　他把零件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上。机翼，机身，尾翼，螺旋桨，起落架，舵机，接收器，电池，充电器。每一个零件他都能说出它的型号，它的材质，它的用途，它来自哪一架航模，它曾经属于哪个孩子。他记得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记得他们做航模时的表情，记得他们放飞航模时的笑声。但他要忘了。他要忘了这些，因为他要把它们卖了。

　　他拿出手机，打开二手交易平台，搜索“航模零件”。结果显示，一架二手的滑翔机能卖两百到五百块，一个二手的舵机能卖几十块，一个二手的接收器能卖一百多块。他把所有的零件都算了一遍，最多能卖一千多块。一千多块，离八万还差七万。

　　他把零件收好，放回工具箱，关上。然后他站起来，背上帆布包，提起工具箱，走出快餐店。

　　天还没亮。街上的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霜。空气里有雨后的清新，混着泥土的腥味和汽车的尾气。他深吸一口气，肺里灌满了潮湿的空气，凉凉的，像喝了一口冰水。

　　他走到公交站，等第一班车。站牌上写着“旧货市场，首班车6:00”。现在是凌晨四点半，还要等一个半小时。他站在站牌下，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偶尔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溅起一片水花。他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和父亲去县城卖菜，也是凌晨出门，天还没亮，父亲骑着三轮车，他坐在后面，盖着一床旧棉被。路很长，颠簸，他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县城了。父亲在路边摆摊，吆喝着“新鲜的菜，便宜了”。他坐在三轮车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无边无际。现在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小，小到容不下他和他父亲的命。

　　公交车来了。他上车，投了币，坐到最后一排。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司机是个中年男人，戴着墨镜，不说话，专注地开着车。窗外的城市在慢慢醒来，街边的早餐店亮起了灯，包子铺的蒸笼冒着白气，环卫工人推着垃圾车在扫街。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平静。只有他的世界，在崩塌。

　　旧货市场在城东，一个很大的露天市场，卖什么的都有，旧家具，旧电器，旧衣服，旧书，旧玩具。吴为提着工具箱走进去，找了一个卖二手电子产品的摊位，把零件摆在摊主的桌上。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老花镜，头发乱糟糟的，手指上全是机油。他看了看零件，拿起来掂了掂，放下，又拿起来看了看。

　　“这些多少钱？”摊主问。

　　“一千五。”吴为说。这是他算出来的最高价。

　　摊主笑了：“一千五？你这些零件，新的才多少钱？二手的，最多八百。”

　　“八百太少了。这些零件都是好的，没坏过，保养得很好。”

　　“保养得再好也是二手的。”摊主拿起一个舵机，看了看，“这样吧，一千。不能再多了。”

　　吴为沉默了很久。他看了看那些零件，看了看摊主，又看了看那些零件。他想起小寒，想起大勇，想起雨桐，想起那些孩子们的笑脸。他想起那架粉色的滑翔机，想起它飞起来的那一刻，想起雨桐跑过去捡的时候裙子被风吹起来的样子。他想起了那个下午，阳光很好，风不大，孩子们的笑声在操场上回荡。

　　“好。”他说。

　　摊主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数了十张，递给他。吴为接过钱，把钱折好，放进口袋。他提起工具箱，转身走了。

　　走出旧货市场，天已经亮了。太阳从东边的楼顶升起来，金色的光照在街上，暖洋洋的。他站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的累。那种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弥漫到全身，让他觉得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没有力气。

　　他掏出手机，打开银行APP，看到余额从三千二百变成了四千二百。加上张伟的两千，加上其他朋友的三千二百，一共九千四百块。离八万还差七万零六百块。他盯着那个数字，盯着那个“7”后面跟着四个“0”和一个“6”，觉得自己像一只蚂蚁，在爬一座山。山很高，他爬不上去。但他必须爬。因为他没有别的路。

　　他想起了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当你觉得生活已经够糟的时候，生活总会告诉你，还可以更糟。”他以前觉得这句话是毒鸡汤，是悲观主义者的自我安慰。现在他觉得，这句话不是毒鸡汤，是预言。是那种你不想相信、但它总是会实现的预言。

　　他收起手机，走到公交站，等车。口袋里，那十张一百块的纸币卷成一卷，硌着他的腿，像一块石头。他想起了那架航模，想起了它飞起来的那一刻，想起了孩子们的笑声。那些笑声，在他脑子里回荡，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但歌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城市的喧嚣里。

　　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忘记那些笑声。也许有一天，他会忘记那些孩子的脸。也许有一天，他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教航模的老师。但今天，他不会忘。今天，他要记住。因为他不知道，明天他还会不会记得。

　　车来了。他上车，投了币，坐到最后一排。窗外的城市在阳光里慢慢苏醒，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那张皱巴巴的航模照片还在，那架被踩碎的滑翔机还在，那个“别”字还在。

　　他想，他这辈子，也许永远忘不掉这些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