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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4章 无助的崩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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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他被手机闹钟吵醒。七点,往常这个时候他已经洗漱完毕,准备出门去少年宫。他伸手按掉闹钟,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只水渍做的鸟还在,翅膀张开,像是在飞,又像在坠落。
他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劳动局的号码。拨过去,占线。再拨,还是占线。第三次,通了。
“你好,内海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一个女声,公式化的语气,像录音。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劳动纠纷的事情。”
“你说。”
“我被少年宫开除了,他们说是因为‘违反工作纪律’,但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合理。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没有犯过任何错,他们也没有给我任何书面的解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劳动仲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那两秒很长,长到吴为以为电话断了。然后女声又响起来,这次语气稍微软了一点,但依然带着一种“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的疲惫。
“你有没有签劳动合同?”
“签了。临聘的,三年期。”
“合同里有没有写解除合同的条件?”
“写了。但里面没有‘违反工作纪律’这一条。他们是临时加的理由。”
“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开除你的理由不成立?”
吴为张了张嘴。证据。他有什么证据?他有照片,但那张照片在校长办公室里被解读成了“偷窥”。他有雨桐说的“别”字,但雨桐在校长办公室里说“没有”。他有自己亲眼看到的,但“亲眼看到”在法律上算什么?一个人的证词,没有旁证,没有物证,能算证据吗?
“我……有证人。”他说。
“谁?”
“一个学生。但她……她可能不愿意作证。”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更久。然后女声说:“先生,劳动仲裁需要证据。你如果没有书面的证据,没有证人愿意出庭,光靠你一个人说,很难。你可以来我们这里填个表,我们会调查。但我要提醒你,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而且结果不一定如你所愿。”
“要多长?”
“不一定。三个月,半年,都有可能。”
吴为挂了电话。三个月,半年。他等不了那么久。他的银行卡里只有三千二百块,房租还欠着两个月,父亲下个月的药费还不知道在哪里。三个月后,他可能已经饿死了,或者被房东赶出去睡大街了。
他坐在床上,手机握在手里,屏幕还亮着。他看着通讯录,翻到“小敏妈妈”的号码。这个号码是他从少年宫的学生档案里偷偷抄下来的,抄的时候手在抖,他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他觉得,如果雨桐的妈妈知道了真相,一定会站在他这边。哪个母亲会容忍自己的女儿被猥亵?
他拨了号码。
电话响了五声,通了。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内海口音,背景音嘈杂,像在市场。
“你好,请问是林小敏的妈妈吗?”
“是。你是谁?”
“我是少年宫的吴老师,教航模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女人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随意的、大嗓门的说话方式,而是压低了的、警惕的:“你有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小敏的事。关于钱建国主任的。”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吴为以为断了,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他等了几秒,又等了几秒。
“喂?”
“我知道了。”女人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阿姨,我看到了。我看到钱建国对小敏做的事。我可以作证。只要您愿意,我可以——”
“你愿意什么?”女人打断了他,声音突然拔高,像一根绷断的弦,“你愿意作证?你愿意什么?你愿意让我女儿被人指指点点?你愿意让她在学校里抬不起头?你愿意让我们全家搬到外地去?”
吴为愣住了。
“我告诉你,”女人的声音又压低了,但压不住里面的颤抖,“这件事,你不要再管了。小敏她……她会好的。你管了,她反而不好。你懂不懂?”
“阿姨,钱建国他——”
“我说了,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女人的声音突然炸开,像一颗手雷在耳边爆炸,“你再乱说,我就报警!”
电话挂了。忙音。
吴为拿着手机,听着忙音,一动不动。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的手上,照在手机的屏幕上。屏幕暗了,又亮了,是低电量提醒。他看了一眼,百分之十二。
他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到窗边。巷子里,一个老太太正在晒被子,被子上绣着大红的牡丹,在阳光下晃眼。一个小男孩蹲在墙角,用树枝戳一只死了的蟑螂。一个女人从窗户探出头,喊“吃饭了”,小男孩扔了树枝,跑上楼。
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知道,发生过。他看到了,听到了,经历了。只是这个世界不在乎。
他想起外婆说的那句话:“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坏人,是好人不敢出头。”他现在知道,比好人不敢出头更可怕的,是好人出头了,但没有人信他。比没有人信他更可怕的,是那个被伤害的人,也不敢信他。比那个被伤害的人不敢信他更可怕的,是那个被伤害的人的家人,也不愿意信他。
他坐在窗台上,背靠着墙壁,双腿蜷起来,下巴搁在膝盖上。阳光照在他脸上,暖的,但他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冷。
手机又震了。他拿起来,是张伟的消息:“兄弟,晚上出来喝一杯?”
张伟是他唯一的朋友。两人同一年进少年宫,同是临聘教师,张伟教体育,他教航模。张伟比他大两岁,结了婚,老婆在超市收银,两个人租了个一室一厅,日子紧巴巴,但过得还算踏实。张伟这人没什么大志向,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惹事,不怕事,但也不管闲事。
吴为打了两个字:“没钱。”
“我请你。”张伟秒回。
吴为看着那三个字,眼眶突然热了。他吸了吸鼻子,回了一个字:“好。”
晚上七点,他们约在城中村路口的一家烧烤摊。塑料凳子,折叠桌,地上全是竹签和卫生纸。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光着膀子,围裙上全是油渍,烤串的时候烟熏火燎,眼睛眯成一条缝。张伟已经到了,占了靠路边的位置,桌上摆了一盘花生毛豆,两瓶啤酒。
吴为走过去,坐下。张伟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打开一瓶啤酒,推到他面前。吴为拿起来,灌了一口,苦的。以前他觉得啤酒苦,现在觉得,苦的东西喝起来反而踏实,因为你知道它苦,不用猜。
“听说了。”张伟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怕被旁边桌的人听到,“怎么回事?”
吴为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那天傍晚听到声音,到拍照片,到校长办公室的对质,到雨桐说“没有”,到被开除。他说的时候,眼睛盯着桌上的花生毛豆,没有看张伟。张伟没有说话,只是听着,偶尔喝一口啤酒。
说完了,吴为抬起头,看着张伟。张伟的脸在路灯下忽明忽暗,表情看不清楚。
“你觉得我错了吗?”吴为问。
张伟沉默了很久。他拿起一串烤羊肉,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咽下去。然后放下竹签,拿起啤酒,喝了一大口。
“你没有错。”张伟说,“但你不该这么做。”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对的事,不一定是对的时机。你看到的事,你说了,你做了,但结果呢?你被开除了,钱建国还在,雨桐还在他班上。你什么都没改变,只是把自己搭进去了。”
吴为想反驳,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因为张伟说的是事实。
“伟哥,那我应该怎么做?装作没看见?”
“我不知道。”张伟又拿起一串烤羊肉,“我不是你。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你没有了工作,你拿什么交房租?拿什么吃饭?你爸的药费怎么办?你想过这些吗?”
吴为低下头。他想过。他每天都在想。但想有什么用?想不出钱,想不出工作,想不出一个公道。
“我不是说你错,”张伟的声音软了下来,“我是说,你太急了。你应该先想想自己。你连自己都保不住,你怎么帮别人?”
吴为没有说话。他拿起啤酒,灌了一大口。苦的。还是苦的。
两个人沉默地吃完了桌上的东西。张伟结了账,六十块。吴想说“下次我请”,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也许很快,也许很久,也许没有下次。
走出烧烤摊,夜风吹过来,带着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张伟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吴为点了点头,转身走进巷子。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一半,隔十几米才有一盏,昏黄的光照在地上,像一摊摊积水。他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像一个在跳舞的鬼。
回到出租屋,他打开灯,坐在床上。手机又震了,是苏晚:“吴老师,你吃饭了吗?”
他回了一个字:“吃了。”
“吃的什么?”
“烧烤。”
“和谁?”
“张伟。”
“你还好吗?”
他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他不好。他一点都不好。但他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说了有什么用。他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回了两个字:“还好。”
苏晚发了一个月亮的表情。他关了手机,躺下。天花板上的那只鸟还在,翅膀张开,像是在飞,又像在坠落。
接下来的两天,他没有出门。饿了就吃泡面,渴了就喝自来水。他打了无数个电话,劳动局,教育局,妇联,甚至打到了市政府的□□办。每一个电话的结果都一样:我们会调查,请您耐心等待。耐心,等待。这两个词像两把钝刀,来回锯着他的神经。
第三天,他决定去找小敏的妈妈。他知道她在一家超市上班,地址是从学生档案里看到的。他坐了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到了那家超市。超市不大,开在一个老小区的门口,货架上摆着各种杂牌商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洗衣粉和廉价香水的味道。
他在收银台问了一个大姐,大姐指了指里面:“生鲜区,卖鱼的。”
他走到生鲜区,看到一个女人正弯腰从泡沫箱里往外拿带鱼。女人四十多岁,头发随便扎着,围裙上全是鱼鳞和血水。他站在那里,看着她,看了几秒。然后走过去。
“阿姨,我是吴老师。”
女人抬起头,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警觉,再从警觉变成恐惧。她放下手里的带鱼,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拉着他走到超市后面的巷子里。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她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睛不停往两边看,像是在怕什么人。
“我从学生档案里看到的。”吴为说,“阿姨,我想跟你谈谈小敏的事。”
“我上次电话里说了,不要再找我了。”女人转身要走。
“阿姨,我看到了。”吴为追上去,拦在她面前,“我看到钱建国对小敏做的事。我可以作证。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陪你去报警。我可以——”
“你可以什么?”女人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眼睛红了,“你可以作证?你知道作证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小敏要去警察局,要把那件事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知不知道她每次说的时候,有多痛苦?”
吴为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以为我不想报警?”女人的眼泪掉下来了,她用围裙擦了一把,围裙上的鱼腥味沾到了脸上,“你以为我不恨那个畜生?我恨不得杀了他!但是我能怎么办?小敏她爸去年出车祸走了,家里就我一个。我要是报警了,钱建国被抓了,然后呢?小敏的事就会传出去,全校都知道,整个小区都知道。她会被人指指点点,被人叫‘那个被猥亵的女孩’。她还怎么上学?怎么见人?我们还能在这里待下去吗?”
吴为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他想说“正义比面子重要”,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对这些人来说,“面子”不是面子,是命。是一个单亲妈妈和她的女儿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的唯一资本。
“你说你能作证,”女人擦了擦眼泪,看着他,“你作证有什么用?你能给我女儿将来吗?你能给我钱吗?你能让她不被全校人指指点点吗?”
吴为无言以对。
女人转身走了。她走回超市,走回生鲜区,弯腰,从泡沫箱里继续往外拿带鱼。带鱼很冰,她的手被冻得通红。但她没有停。
吴为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巷子里有一只野猫在翻垃圾桶,看到他,警惕地竖起尾巴,然后跑了。风吹过来,带着一股腐烂的酸臭味。
他转身,走了。
坐公交车回到城中村,他走进出租屋,关上门,坐在床上。手机在口袋里,他掏出来,翻到相册,找到那张照片。钱建国的背影,雨桐的脸。他看了很久,看了第一百遍,也许第一百零一遍。然后他按下了删除键。
“确定删除这张照片?”
他点了“是”。
照片消失了。相册里空了。但脑子里,那张照片还在。他知道它会一直在。他删不掉。
那天晚上,他修好了一个摔坏的航模。是一个孩子丢在教室里的,机翼断了,机身裂了,他花了一个小时,用胶水粘好,用砂纸打磨光滑,又用彩笔涂了颜色。做完之后,他把它放在窗台上。月光照进来,照在航模上,机翼泛着微微的光。
他想,明天,也许明天会好起来。
但明天没有来。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窗台上空了。他走过去,探出头,看到那架航模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机翼碎了,机身断成两截。风吹了一夜,把它从窗台上吹了下去。
他站在窗口,看着那堆碎片,没有下楼去捡。他关上窗户,回到床上,躺下。天花板上,那只水渍做的鸟还在,翅膀张开,像是在飞,又像是在坠落。
他想,也许它从来没有飞起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