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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她被所有人抛弃了 她翻开茶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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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翻开茶几上的卷宗,指尖摩挲着那些写满批注的纸张。第一条质证意见:“被害人陈述存在多处前后矛盾,且未能在首次笔录中合理解释矛盾原因,真实性存疑。”第二条:“酒店监控录像显示,被害人进入房间时意识清醒,无被胁迫迹象。”第三条:“被害人于案发后第三日发送的微信内容,与被害人主张的‘遭受性侵’之间存在逻辑冲突,需进一步核实。”每一条都是在质疑那个女孩,每一条都可能让舆论的屠刀调转方向,砍向那个本就已经遍体鳞伤的人。
林砚想起自己曾经在法学院学到第一课——辩护律师的职责,不是为当事人的行为辩护,而是为当事人的权利辩护。哪怕一个人罪大恶极,哪怕所有人都希望他死,法律也赋予他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因为他值得,而是因为如果有一天,被指控的那个人是无辜的,这项权利同样在保护着每一个普通人。
她想起自己代理的第一个刑事案件——一个被指控抢劫的农民工。那个男人为了给女儿治病,在工地上偷了一台电机,被保安发现后发生扭打,对方受了轻伤。检察院以抢劫罪起诉,量刑建议是三年以上。林砚用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查阅了所有类似判例,走访了那个农民工的村子,找到了村委会开具的贫困证明和女儿的病例资料。她最终说服法官将罪名变更为盗窃,量刑也从三年降到了八个月。
那个农民工出狱后,带着女儿来律所找她,父女俩跪在地上给她磕了三个头。她当时吓得差点也跪下去,手忙脚乱地把他们扶起来,眼眶红了一整天。
那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法律可以保护弱者,法律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公平一点点。
可后来,她代理的案件越来越复杂,当事人越来越“坏”。贪污的官员、涉黑的大佬、家暴的丈夫、甚至还有涉嫌拐卖儿童的嫌疑人。每接一个这样的案子,她就要在舆论的唾骂中行走一遍。有人说她是“资本的走狗”,有人说她是“恶人的帮凶”,有人在律所门口拉横幅骂她,有人往她的车上泼红漆,甚至有人找到了她妈妈的住址,寄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只有一句话:“你养的好女儿。”
她没有告诉妈妈那些信的存在。每次妈妈打电话问她“最近工作怎么样”,她都说“挺好的,都是些普通案子”。
窗外忽然亮起一道闪电,紧接着是沉闷的雷声。江风猛地灌进来,吹得卷宗哗哗作响,几张批注纸被吹落在地。林砚起身去关窗,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远处江面上的灯火在风雨中摇晃。暴雨将至,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铅灰色里。
手机又震动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是助理发来的微信:“林律师,有人在律所门口放花圈了。保安已经处理了,你别担心。”
林砚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蹲下来,蹲在落地窗前,把脸埋进膝盖里。她没有哭,只是觉得冷,从骨子里往外冷。她想起自己大学时的理想——她要为每一个被指控的人说话,她要守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她曾经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里写过:“法律之所以神圣,不是因为它惩罚了坏人,而是因为它保护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被所有人抛弃的人。”
可现在的她,被所有人抛弃了。
窗外的雨终于落下来,大颗大颗的雨滴砸在玻璃上,发出密集的声响。城市的灯火在雨幕中变得模糊,像被打翻的颜料盘,晕开一片浑浊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