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 一个家族的百年根脉》怡汐旑兮

62、审讯 怀礼受刑四

　　审讯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七天。
　　头几天他们不打她，只是问。两个人一班，轮着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问她沪西国民大学的事，问她潘有亮的事，问她莫斯科的事，问她上海法租界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她坐在椅子上，手搁在膝盖上，问什么答什么。答的都是没用的——学校里的课怎么上，上海的米价涨了多少，莫斯科的雪下了多厚。他们问急了，她就说不知道，忘了。
　　夜里提审，灯对着她的脸照。白惨惨的光，照得她睁不开眼。他们轮着问，不让睡觉。她的头往下垂，他们就拿棍子敲桌子，砰的一声，把她惊醒。她撑了两天两夜，撑不住了，迷迷糊糊说了些含糊的话。他们拿笔记了，记完发现那些话一点用也没有。她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老家院子里有棵槐树，婶子纳鞋底的时候针在头发上篦一下，灶房里的粥熬得稠稠的。他们恼了，把她拖回牢房。
　　再后来他们动了手。先是打耳光，左右开弓，打得她耳朵嗡嗡响，嘴角裂了口子。接着上鞭子。皮鞭抽下来火辣辣的。她咬着牙，没喊。鞭子落在背上、胳膊上、腿上。她数着，一，二，三，四。数到十几下，意识模糊了。她听见自己在数，可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昏过去。他们拿凉水泼她的脸。她醒过来，接着打。
　　有一回他们把她两只手绑在铁环上，脚离了地。胳膊被抻得生疼，肩膀像要从窝里拔出来。她吊在那儿，脚尖够不着地，浑身的重量坠在两条胳膊上。他们问她说不说。她没说话。他们拿了根棍子，从背后抽她的腿弯。一下，两下，三下。她的腿弯肿了，紫红紫红的，碰一下像针扎。她还是没说话。
　　最厉害的一回，他们把她按在椅子上，拿了一根细铁钎。铁钎在炉子里烧红了，拿过来的时候尖端还冒着青烟。他们把那根铁钎贴在她的胳膊上。皮肉滋啦一声响，冒出一股焦糊味。她疼得浑身一抽，嘴唇咬破了，血流进嘴里，咸的，腥的。她听见自己喉咙里挤出一声闷哼。那一声之后，她把嘴闭紧了，再没有出声。
　　他们打了她半个月，什么也没问出来。后来换了法子。
　　有一天，那个翻译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把照片举到她面前。
　　“这孩子叫艾丽，两岁，在法租界白秀英家里住着。你收养的，对不对？”
　　怀礼的眼睛动了一下。翻译官把照片凑近了些。
　　“你说了，这孩子还能活。你不说，白秀英病成那样，这孩子往后怎么样，你自己想。”
　　怀礼看着那张照片。照片上是艾丽，穿着那件碎花小袄，坐在白秀英家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个布老虎。她看着那张小脸，那双眼睛，那个攥着布老虎的小手。她的心像被人攥住了，攥得生疼。她张了张嘴，嗓子里干得像砂纸。翻译官看着她，等着。
　　她把嘴唇闭上，咬紧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翻译官，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我闺女……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翻译官愣了一下，把照片收回去，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
　　那以后他们又打了她几回，力道不如从前了。他们知道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了。她就像一块石头，硬的，冷的，捶不碎，砸不烂。
　　第四十七天早上，两个狱警走进来，把她架出去，推上一辆车子。车子开到法租界边上，把她从车上推下来。车门关上，开走了。
　　她站在路边，身上那件旗袍皱巴巴的，领口松了，头发散着，脸上有淤青，胳膊上有鞭痕，腿弯肿着，走路一瘸一拐的。她站在那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街角。然后她转过身，一步一步往贝勒路的公寓走。
　　回到住处，她烧了一壶水，洗了脸，换了衣裳。她把红兜肚从旗袍口袋里取出来，叠好，塞进枕头底下。然后她坐在桌前，从抽屉里翻出那本《诗经》，翻开，又合上。她把书搁回抽屉，拿起铅笔，继续译那些电文。笔尖在纸上走，沙沙的，一行接一行。
　　她译完那叠电文时，天已经黑透了。她站起来，把电文纸收好，塞进抽屉最里头。抽屉关上的时候，她看见那本《诗经》的扉页上，潘有亮题的字还在。她没有再翻开那本书，可她记得那行字写的是什么。她把抽屉合上，咔嗒一声。窗外，雨还在下。她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从这间屋子里走出去。

作者有话说

审讯室在地下，灰色的墙，灰色的地，一盏惨白的灯悬在头顶嗡嗡响。他们给她看艾丽的照片，说你再不说，你闺女也保不住。她看着照片上女儿笑着的脸，心里像刀绞一样，可她没有低头。她说“我闺女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四十七天后她被放出来，冬天，下着小雨，她站在灰色楼房的台阶上，藏青色旗袍皱巴巴的，领口松了一颗扣子。她走下台阶，沿着马路往法租界走，步子慢，可每一步都踩实了。回到住处她烧了一壶水，洗了脸，换了衣裳，然后继续译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