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沪上 民国四年秋 ...
-
民国四年秋，怀礼跟着三叔李鸿超到了上海。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了两天一夜，从豫西的黄土塬一路往东，穿过平原，穿过河流，最后停在一个叫“上海北站”的地方。怀礼跟着三叔挤出车厢，脚踩上站台水泥地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站台上人挤着人，扛行李的、拉洋车的、卖报的、拉客的，喊声叫声混在一起，吵得她耳朵嗡嗡响。她被人流裹着往前，脚底下踩到不知谁扔的橘子皮，差点滑一跤。李鸿超回头拉了她一把，她赶紧把三叔的衣角攥得更紧，指节都白了。
空气里一股子说不清的味道，煤烟味最冲，混着汗臭、油腥，还有一种甜腻腻的洋胰子香，浓得化不开，呛得她咳嗽了两声。三叔说：“走快点，电车快开了。”
她跟着三叔挤上电车。车厢里塞得满满当当，人贴着人。她个子矮，抓不着吊环，只能扶着三叔的胳膊。电车晃了一下，开动了，窗外的街景开始往后退。那些楼房一幢接一幢，高的矮的，新的旧的，密密匝匝挤在一起，把天都遮住了。她仰着头看，脖子都酸了，也没看见一块整片的天空。
三叔在法租界边上给她租了个亭子间。房间不大，十来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满了。窗户开在屋顶上，斜斜的，推开能看见一小片被四面楼房裁出来的天。房东是个穿黑香云纱衫的上海女人，说话又快又尖：“小姑娘，水电自理，夜里十点锁门，晚了自己翻墙。”怀礼点点头，把包袱放在床上。包袱里除了几件衣裳，就是那把黄杨木梳和一双槐花纳的千层底布鞋。她把木梳搁在桌上，布鞋塞在枕头底下。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李鸿超带她去了务本女中。女中的校舍是红砖楼，院子里种着两排冬青，修剪得齐齐整整。教室里窗明几净，课桌椅是新的，泛着桐油的光。怀礼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一条窄窄的弄堂，有人在晒衣裳，花花绿绿的，像挂了一排旗子。课是能听懂的，国文、算术、修身，老师讲的她都跟得上。可她总觉得自己和这地方隔着一层什么。那些上海本地的女同学，下课叽叽喳喳地说着本地话，她听不懂，只能坐在位子上看书。偶尔有人跟她搭话，她也只是笑笑，点点头。
同桌吴念可是唯一一个不嫌她闷的。那姑娘活泼得过头，上课偷看小说，下课疯跑，嘴一刻也闲不住。头一天她就凑过来问：“你是河南来的？”怀礼点头。“河南啥样的？是不是满地都是麦子？”怀礼想了想，说：“旱的时候，地里裂的口子能掉进去一个人。”吴念可瞪大了眼：“吓人！”怀礼没再接话。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吴念可说，河南不只有麦子和旱。还有老槐树，有母亲纳鞋底的嗤嗤声，有留声机里的咿呀调子。那些东西，说出来人家也听不懂。
女中管饭。早上一碗粥一个馒头，中午一荤一素一碗米饭，晚上清淡些，也是管饱的。怀礼头一回在食堂吃饭，端着碗坐下，看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愣了好一会儿。她用筷子扒拉了两下，米粒颗颗分明，软软糯糯的，嚼在嘴里有一股子甜味。她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把碗底最后几粒米都用筷子刮干净了。吃完，她把碗筷送到回收处，走出食堂，站在院子里打了个嗝。那嗝里带着米饭的甜味，她咂了咂嘴，觉得日子忽然不那么难熬了。
可日子到底还是难熬的。三叔虽在上海做事，可自己也有家要养，能给她的有限。学费是交了，吃住也管了，可其余的开销——纸笔、衣裳、偶尔坐电车的铜板——都得她自己掂量。她翻过包袱里那只绣花荷包，母亲临行前塞给她的，里头装着十几块银元，用红纸包着，一层又一层。她数了一遍又一遍，不敢多花一个。
上海的冬天来得快。十月刚过，风就凉了。女中的校服是单的，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薄薄一层布，挡不住寒气。她坐在教室里，腿冻得发麻，悄悄把手缩进袖筒里。吴念可穿了一件毛线背心，外头又罩了件呢子大衣，围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的。“你不冷？”吴念可问。“不冷。”怀礼说。可她的嘴唇是青的。
那天下课后，吴念可拉住她说：“怀礼，放学跟我去个地方。片场！我爹认识的人在那儿，可好玩了！”怀礼没听懂：“片场是啥？”“拍电影的地方！你去看就知道了！”怀礼本来想回亭子间，屋里比外头还冷，回去也是缩在被子里。她想了想，点了头。
摄影棚在闸北，一间大铁皮房子，外头看着破破烂烂的，推门进去，里头却大得吓人。顶上横七竖八地架着铁管，上头吊着灯，亮得晃眼。地上铺着乱七八糟的线缆，这儿一堆那儿一堆。人走来走去，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洋装裙子，还有的穿着破布烂衫，像刚从要饭堆里爬出来的。怀礼站在门口，被那阵仗震住了。吴念可拉着她往里走，熟门熟路地跟人打招呼：“王叔！李哥！我带了同学来看！”没人搭理她们。大家都在忙，扛机器的、搬道具的、往演员脸上扑粉的，各干各的。怀礼蹲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看着。她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站在灯底下，面前架着一台黑乎乎的机器。有人喊了一声“开始”，那女人脸上的表情就变了，方才还跟旁边人有说有笑的，一转眼就眼泪汪汪的，嘴唇哆嗦着，说出一串话来。
那声音里的哭腔，她听懂了。像钩子，一下钩住了她的耳朵。她往前挪了挪，蹲得更近了。
收工的时候，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过来踢了踢她蹲着的那块地面：“小丫头，哪来的？”怀礼吓了一跳，站起来，腿麻得差点摔倒。“我、我跟同学来的。”“同学？哪个同学？”“吴念可。”鸭舌帽想了想：“哦，老吴的闺女。”他上下打量了怀礼一眼：“会干活不？”怀礼点头。“明天来，帮着搬搬东西，一天三毛，管一顿饭。”怀礼愣了一愣，说：“好。”
第二天放了学，她背着书包就去了片场。鸭舌帽姓刘，是副导演，管杂务的。他给怀礼派了活：“把这些道具归拢归拢，摆到那边架子上。”怀礼照做了。道具乱七八糟的，有碗有碟，有花瓶有相框，还有几把假枪。她一件一件擦干净，按大小摆好，摆得整整齐齐的。中午开饭，场务提了一桶饭一桶菜进来，众人围上去抢。怀礼站在后头，等别人都盛完了，才拿着碗过去。桶里还剩些菜汤，她用勺子舀了浇在饭上，蹲在墙角吃。饭是糙米，咽下去拉嗓子，可她吃得一点不剩，碗底用指头刮了两遍。
从那以后，她天天去。放了学就往片场跑，坐一个多小时电车，到了就干活。搬道具、扫地、递水、跑腿，什么杂活都干。片场的人来来去去，谁也不怎么搭理她，她也不在意。她就蹲在角落里看——看那些演员怎么演戏，看导演怎么喊“开始”和“卡”，看摄影师怎么摇那台黑机器。她看的时候眼睛不眨，耳朵不歇，把那些演员说话的语气、停顿、音调高低都记在心里。有一回，片场拍一场哭戏。演寡妇的女演员哭不出来，导演急得骂人，那女演员越急越哭不出，蹲在地上直抹脸。怀礼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母亲。母亲送她走那天，站在灶房门口，眼眶红着，可一滴泪也没掉。母亲的脸是干的，可那干里头压着的东西，比眼泪还沉。那女演员最后还是被骂哭了，眼泪一串一串的，掉得又急又密。导演这才满意地喊了“卡”。怀礼在旁边看着，心里想：原来真哭和假哭是不一样的。真哭的时候，鼻子是红的，肩膀是抖的，声音是从胸腔最底下挤出来的，断断续续的，连不成句。假哭，只有眼泪，别的地方都是平的。
有一天收工后，怀礼在后台收拾道具。隔着一道薄板墙，听见两个老演员在说话。一个声音沙哑的说：“干这行，戏比天大。你站在台上，就不是你自个儿了，你是那个人。她哭你跟着哭，她笑你跟着笑。观众买票进来，看的是那个人，不是你。”另一个说：“可下了台你还是你自个儿。不能把台上那些带到台下头来，不然人就废了。”怀礼蹲在板墙那边，手里的道具攥着没动。她把那两句话嚼了一遍又一遍，像嚼一根咬不断的菜帮子，嚼出汁水来了。
一个多月后，刘副导叫住了她：“那个河南丫头，过来。明天缺个群演，扮女学生，你来。五毛钱，管饭。”怀礼点头。那天夜里她没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直在想明天的戏。第二天到了片场，有人给她发了件蓝布褂，宽宽大大的，穿上像套了只麻袋。又有人把她领到一群同样穿着蓝布褂的姑娘中间，让她们排成一排，站在一条布景的街巷里。导演喊了声“开始”，怀礼站在人群里不知道该干什么，旁边的人或笑或闹，她学样也跟着笑，可那笑是僵的。“卡！”导演喊了一声，皱着眉头走过来：“那个高个儿的，你，表情自然点！又不是让你哭丧！”第二遍，她越想自然越不自然，导演又喊了“卡”。第三遍，怀礼干脆不想了。她想起在老家的时候，跟村里姑娘们一起在麦场上说话的情景。她们也是这样站着，这样笑，这样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下。她不去想“演戏”，只是想那个场面，想那时候的自己。她笑了一下。这一回的笑不是扯出来的，是从心里头冒出来的，嘴角一弯，眉眼也跟着松了。导演看了她一眼，没喊停。
那场戏拍完了。怀礼蹲在墙角吃饭的时候，心里头翻来覆去地回想刚才那一下——像伸手够一个东西，够着了，又滑掉了。她忽然想起老家那台留声机，唱针搭上唱片的那一刻，声音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针尖底下活过来了，从一个躺着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站着的、会跑会跳的东西。她觉得演戏也差不多。词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得让那个活的东西从词里头走出来。
又过了些日子，片场拍一场饥荒戏。布景搭的是断墙残壁，地上撒了些碎瓦片和烂草席。几个群演扮灾民蜷在墙角。怀礼也在里头，穿着一身破衣裳，脸上抹了灰。导演喊了“开始”，她蜷在墙角跟旁边的人一样缩着脖子抱着膝盖。可她总觉得少了什么。她看着周围那些扮灾民的群演，有的哼哼，有的发抖，可她看着总觉得不像。她想起老家坳口底下那些灾民——那些人不哼哼，也不发抖。他们安安静静地蜷着，像一堆没生命的物件。可他们的眼睛是活的。深陷的眼窝里，瞳孔最深处有一点东西，像炭火快灭时最后那点红，极细极弱，可它还在。她又想起母亲开仓放粮那天，她站在场院边上看着那些排队的人。有人端着粥手抖得洒了一半，有人喝了一口就蹲在地上哭，还有人端着粥不喝先往家里跑。她闭上眼睛，想起那些眼睛。再睁开的时候，导演正往她这边看：“那个蜷墙角的，抬头。”怀礼慢慢抬起头。她没有刻意做什么表情，只是想起了那些眼睛，就让自己的眼睛变成了那个样子。空的，又没全空。像一口枯井，井底还有一滴水，映着天光。导演盯着她看了几秒说：“别动。”过了好一会儿导演才喊“卡”。他走过来蹲在她面前问：“你刚才想啥了？”怀礼想了想说：“想起家里头的事了。”导演看了她一会儿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明天还来。有个小角色，三场戏，有台词，你试试。”
那天收工后，化妆师把她按在椅子上，拿粉扑往她脸上扑。粉扑凉凉的，扑在脸上痒痒的，她忍不住眨了几下眼。扑完了，化妆师把她推到镜子跟前。镜子里的人她认不出来了——眉毛画过了，嘴唇涂了红，两颊扑了一层薄薄的胭脂。那张脸还是她的，可又不是她的。她盯着镜子里的人，盯了好一会儿。她忽然想起母亲纳鞋底的样子。母亲低着头，针扎进鞋底，嗤的一声，拉出来。母亲从来不照镜子。可镜子里这个怀礼，已经不是老槐树底下那个听风声的丫头了。她攥着化妆师的围裙边角，攥了好一会儿才松开。
回到亭子间，她铺开那张台词纸。一共三场，台词加起来不到十句。她看了几遍就背下来了，可她不敢停，一遍一遍地念，对着那面小镜子念。念到第五遍的时候她忽然停了。她想起白天导演问她“你刚才想啥了”，她说“想起家里头的事了”。她忽然明白过来，演戏不是背词。是把词变成自己的话，把那个角色变成自己。她放下台词纸坐在床边闭上眼睛，试着去想象如果自己是那个人，站在这条街巷里，看着那些事，会说什么，会怎么做。她把那些词在心里头翻来覆去地嚼，嚼碎了咽下去，再从嘴里长出来。
第二天试镜，她站在镜头前腿有些抖。可她深吸一口气把那些抖压下去了。导演喊了声“开始”，她开口说话。说到一半她卡了一下，脑子里空了一瞬。可她没慌，就那么停了一拍，把那口气接上，继续说了下去。说完，导演没说话。旁边的人也没说话。怀礼站在那里手心全是汗。“行，”导演说，“就你了。明天来走位。”
走出摄影棚，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她眯起眼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灰尘味、还有不知哪家食堂飘出来的饭菜味，可她不觉得呛了。她快步走回亭子间，翻出信纸想给母亲写信。提了笔又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演了个有台词的角色”？母亲听不懂。写“我在片场干活一天三毛”？母亲听了要心疼。她想了半天，最后只写了一行字：“娘，我在上海挺好的，能吃饱。您别惦记。”她把信叠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窗外的天已经暗了，那方小小的、被四面楼房裁出来的天，灰蒙蒙的，可还有一点光从云的缝隙里漏出来。她伸手从床底下摸出那台留声机，摇了把手，放下唱针。咿咿呀呀的调子从那朵铜花里淌出来，在小小的亭子间里打着转。她靠着床沿听着，手指在膝盖上敲着拍子。
留声机唱完了一面，唱针在末尾的空纹上走着，发出细细的沙沙声。她抬手把唱针抬起来，屋子里忽然静了。窗外传来黄包车的铃声，叮铃叮铃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隔壁亭子间有人在听无线电，咿咿呀呀的，隔着一堵薄墙，听不真切，只听得见个调子。怀礼把留声机收回床底下，吹了灯躺下来。黑暗中，那方小天窗透进来一点光，模模糊糊的，照在对面墙上。她看着那团光，慢慢合上了眼。明天还要走位。后天要正式拍。那三场戏，她得一句一句地演好。演好了，就有下一个角色。有下一个角色，就有饭吃。有饭吃，就能在这个城市活下去。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上海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已经不是那种钻骨头的冷了，带着一点潮润的湿意。她在那点湿意里睡着了，呼吸匀匀的，像老家地里的麦苗，在夜里悄没声儿地长。
作者有话说
第13章 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