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 一个家族的百年根脉》怡汐旑兮

12、离枝 民国四年春

　　民国四年暮春，老槐树的花开得格外繁，白花花的瓣子铺了满院子，风一吹滚到墙根底下堆着，跟一层薄雪似的。门楣上“耕读传家”的匾额还在，只是四个字被多年风雨磨得只剩下深深的刻痕，笔画里的漆褪尽了，要凑近了才看得出是什么字。
　　一个穿灰绸长衫、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踏着满地槐花走进李家大院。是李鸿超。他从上海回来，洋布衬衫外头罩了件藏青色的薄呢外套，领口扣得一丝不苟，手里提一口黄铜锁扣的皮箱。怀礼站在灶房门口远远看，认了半天才认出来——三叔瘦了，高了，眼睛比以前亮，看人时目光直直的。他走路的步子也变了，从前慢悠悠的，现在一步跨出去顶从前两步。
　　院子里的人围过来看。槐花站在灶房门口没往前凑，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忙着到灶房张罗一家人的饭。
　　鸿超回来住了三天。头一天关着门跟李钧乐在堂屋里说话，烟雾缭绕的。第二天他自己到坡上自家七百亩地里转了一圈。第三天他拿了一架黑乎乎的东西叫照相机，支在三脚架上对着老槐树拍了一张，哧的一声响冒一股白烟。孩子们吓得往后躲，怀礼没躲，她站在树底下靠着树干，看着那冒白烟的机器眼睛一眨不眨。李鸿超从黑布里钻出来看了看她，笑了一下：“站得真稳。”
　　接着他把一家人都叫到堂屋里，从皮箱里拿出一个方匣子，木头壳子，上头顶一个大铜喇叭，旁边一个摇把磨得发亮。他把匣子搁在八仙桌上，捏着摇把一圈一圈转上了发条，把一根细针搁在一个黑色圆盘上。圆盘转起来，匣子里忽然响起了声音，咿咿呀呀唱，细听是《空城计》的段子，“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字字清楚。满屋子人都愣了，老太太佛珠停了捻，李钧乐端着茶盅的手悬在半空。怀礼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耳朵侧着，铜喇叭把声音放大了飘出去，飘到院子里，飘到老槐树的枝叶间。
　　“这叫留声机。”鸿超说，“上海那边早就有了。”老太太没接话，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惊是怕。换了一张唱片，这回唱的是学堂里的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一句追着一句从铜喇叭里涌出来。怀礼站在门槛上听着，调子一句一句往耳朵里钻，她不由自主地往前迈了一步，迈过了那道门槛，走进了堂屋。
　　那天夜里怀礼躺在炕上翻来覆去，耳朵里全是那歌声。她翻到左边，声音在左耳朵里唱；翻到右边，声音在右耳朵里唱。她不知道什么叫“国强”，可那话有分量，沉甸甸压在心口上。
　　第二天鸿超把全家叫到堂屋，说要带一个孩子去上海念书。满屋子人炸了锅。
　　“胡闹！”李老太太第一个反对，“女娃子认得自己的名字会算柴米油盐的账就行了，跑到那花花世界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
　　“上海那是啥地方？乱得很！”桂花也怯怯地附和，眼里满是惶恐，“男男女女混在一处……女娃子去了往后怎么说人家？”
　　李钧乐沉默着吧嗒吧嗒抽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表情。满屋子反对声中只有槐花紧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手指在桌下死死绞着衣角，骨节泛白。
　　夜里李鸿超敲开了槐花的房门，煤油灯把两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晃动。“二嫂，怀礼聪慧，我想带怀礼到上海念书……”见槐花低头不吭声，他接着说，“您甘心、甘心让怀礼重复咱们的老路？长大了由长辈说个人家，嫁个面都没见过的男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伺候公婆，一眼望到头？”槐花的身子猛地一颤。“她不该是这样子，”鸿超继续说，“这妮眼里有光，心里有劲，该去看看外头的天地。在上海女子能进学堂能读书，将来能工作能自己养活自己，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槐花抬起头，眼中有什么坚硬的东西碎裂开来。她想起了自己那些在深宅大院里被磨灭的梦想，想起了那些无人可诉只能对着老槐树喃喃的诗词，想起了午夜梦回时不想让孩子长大跟她一个样的绝望。
　　第二天全家人再次聚集堂屋，准备彻底驳回提议时，一向沉默的槐花站了出来。她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沙哑，却斩钉截铁：“让怀礼跟鸿超走。”
　　满堂皆静。“你疯了？”李老太太气得手直发抖。槐花打断她的话，目光缓缓扫过众人惊愣的脸，最后落在怀礼那双充满渴望与不安的眼睛上：“这孩子虽不是我的亲骨肉，却是我一天天一口口养大的。她不能像我这样活，也不能像她娘那样活。”
　　这句话太重了，让桂花瞬间惨白了脸摇摇欲坠，也让所有反对的声音噎在喉咙里化作无声的震惊。
　　老太爷李钧乐终于开口，声音疲惫：“都别吵了。”他看向鸿超：“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怀仁已经跑了，怀义守着家，怀礼出去——是条后路。带她走吧。”又看向槐花，目光里有惊讶有理解，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
　　那天晚上，灶房的灯芯压得很低，火苗在灯盏里跳着一豆黄。桂花蹲在灶前，拿火钳拨着余烬，开口时声音闷在胸腔里：“老三才十一岁，上海那么远，丢了咋办。”
　　灶膛里的火已经黯下去，怀礼蹲在一旁帮着烧火，伸手从里头抽出一根柴火——火早灭了，剩下一截黑炭，表面还烫着，拿在手里微微发温。她捏着那截炭，在地上划了两道，歪歪扭扭，是两个黑沉沉的印子，一个“立”，一个“根”。划完了，她抬头看了看槐花。
　　槐花坐在灶台对面的矮凳上，背靠着墙，手搁在膝盖上，半晌没说话。灶膛的余温烘着她的脸，光影在墙壁上晃。她盯着地上那两个黑字看了很久，才开口，声音不重，却稳得像垒起来的砖：“闺女，你记住。不管走多远，根在这儿，就丢不了。”
　　灶房静了一瞬，锅台上的碗筷叠着，灶膛里最后一粒火星噗地灭了。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马车停在院门口，马打着响鼻蹄子在地上刨。鸿超站在车旁。怀礼从屋里出来，手里攥着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她先去看了槐花。槐花已经起了，坐在炕沿上头发梳得齐整，衣裳穿得板正。看见怀礼进来，她招手：“来，二婶再给你梳一回。”
　　怀礼转过身背对她。槐花从怀里摸出那把黄杨木梳，一手托着头发一手拿着木梳从头顶慢慢往下梳，梳一下停一下：“到了上海听三叔的话。”又梳一下：“好好念书别让人家看不起。”每梳一下都说一句。梳完了辫子编好，红头绳扎紧，她把木梳塞进怀礼手里：“带着。”怀礼攥着木梳指节发白。槐花站起身背对着她：“别忘了根在哪儿。”然后抬脚跨出门槛，没回头。
　　怀礼经过东厢房门口，门关着，门缝里黑漆漆的。她站着没动，张了张嘴，那声“娘”堵在喉咙里出不来。她站了一会儿，终于走了。
　　马车驶出村口时怀礼最后一次回头，看见槐花一个人站在村口老槐树下一动不动，像另一棵树。风扬起她鬓角的碎发和洗旧的衣角，那身影孤单而决绝。桂花躲在门后只露出一角衣襟，不敢出来送。怀礼的眼泪模糊了视线。马车颠簸在坑洼的黄土官道上卷起漫天尘烟，李家大院和老槐树终于在尘土与泪光中模糊成一片遥远的褪色的记忆。马车拐过一个弯，老槐树不见了。
　　“三叔，”怀礼说，“上海远吗？”
　　“远。”鸿超说，“坐火车要两天一夜，再坐轮船大半天。”
　　怀礼沉默了一会儿：“比县城远多了。”她把脸转向窗外，太阳升起来照在黄土路上白花花晃眼。她把手伸进包袱摸到那把木梳，木齿硌着指腹。“叔，外头的世界真的跟咱不一样吗？”鸿超看了她一眼，眼睛里有一道光：“不一样。到了你就知道了。”
　　怀礼点点头没再问。马车沿着官道一直往东走，身后的李家坳缩成一个灰点缩进塬与塬的褶皱里，路长得望不见尽头，前方的天开阔阔看不到边。她攥着那把木梳，攥得紧紧的。
　　怀礼走了，李家大院像是被抽走了一股生气。槐花依旧每日洒扫庭院伺候公婆督促怀智怀信功课，可心里头缺了一块肉漏着冷风。夜里躺在那铺越来越冷的炕上，耳边再没有怀礼细软的呼吸声，只有窗外老槐树的叶子不知疲倦地沙沙响。
　　这日晌午日头明晃晃照着空旷的院子，老槐树开得正繁，一簇簇雪白花串压弯苍黑的枝桠。槐花端着簸箕站在树下有些怔怔的，恍惚又看见那个扎羊角辫的小人儿扯着她的衣角仰脸喊：“婶娘、婶娘！槐花甜，咱摘些蒸馍吃罢！”那时怀礼才四五岁，够不着高处就猴急地在她身边蹦跳，槐花用长竿绑了钩子小心钩下最嫩的花串，怀礼蹲在地上用小裙子兜着捡，嘴里咿咿呀呀念着从宋老秀才那儿听来的诗句。阳光透过槐叶的缝隙在她乌黑的发梢跳跃，那眉眼亮得像盛满了全世界的春光。
　　如今槐花依旧年年开，树下却再寻不见那个捡花的小小身影。槐花抬手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把眼角，并没有泪。她晓得上海滩是个大地方，怀礼在那儿能念新书能见大世面，将来能做个体面的人。她想起自己一辈子像这院里的井，幽深一眼望到底，凉津津照不见日头。她不能让怀礼也这样。“走吧，走了好……”她低声喃喃，“飞远些，飞高些，甭回头，甭像俺，也甭像你娘。”

作者有话说

鸿超从上海回来了。他带回一台留声机，铜喇叭里流出《空城计》和学堂歌。夜里他敲开槐花的房门说想带怀礼去上海念书。满屋子人炸了锅，老太太第一个反对，桂花怯怯地附和。一向沉默的槐花站了出来，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让怀礼跟鸿超走。”她说：“这孩子虽不是我的亲骨肉，却是我一天天一口口养大的。她不能像我这样活，也不能像她娘那样活。”走的那天怀礼站在老槐树底下回头看了一眼，槐花一个人站在村口，像另一棵树。马车拐过弯，老槐树不见了。这一走，怀礼走进了另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