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徐霞客》沈水照清欢

9、第八章：女人 第八章：女

　　第八章：女人

　　旅途中，我见过很多女人。

　　在浙江的一个村庄，我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被母亲按在椅子上缠足。女孩的脚已经变了形，脚趾被硬生生折向脚心，裹在长长的白布里。那白布大概有两丈长，缠了一道又一道，缠得紧紧的。缠完了，母亲又从针线篮里拿出针线，把布头缝死，防止女孩自己拆开。她哭得撕心裂肺，她母亲红着眼眶，手上的动作却一点没停。“忍一忍，”她说，“忍一忍就好了，忍一忍就能嫁个好人家。”

　　我站在院门外，老陈催我赶路，说天黑前要翻过前面那座山。我没动。女孩抬起头，泪眼婆娑地望了我一眼。那一瞬间，我想冲进去，想喊“这是虐待，这是犯罪，这是不对的”。但我穿着男装。我是一个“老爷”。我没有资格替她说话。我也不能替她说话。

　　老陈又催了一遍。我转身走了。

　　走了很远，耳边还是那个女孩的哭声。

　　明代的缠足，和后世印象中“清朝以后才普及”的说法不同——缠足在明代士绅阶层中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普及率，是身份的象征。缠足的目的，是让女子从身体到心理上臣服。一个女孩从五六岁开始缠足，脚趾被折断压向脚心，皮肉溃烂，骨头变形，整个过程持续数年，疼痛伴随终生。她的一生将被困在三寸金莲里，走不远，跑不动，被局限在院墙之内。这就是明代女性的命运。

　　但明代女性并非全然被动。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女性可从事纺织、经商等活动。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就是在丈夫纵情山水时以一己之力经营家庭织布工场，所产布匹远销苏州等地，使得徐家家业得以重新振兴。徐母每日亲自监管工场，从纺纱、织布到染色、销售，事事过问。她一个寡妇，撑起了一个家。这样的女人，在明代并不少见——只是她们的姓名没有留下来。

　　那些女子都在城里，在作坊里。我经过的那些山村里，女人们依然困在土地和男人之间，一生不得出。

　　在福建的一个村庄，我看见一个少妇被丈夫当街殴打。原因是什么我没听清，只看见那男人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那墙是土墙，被撞得簌簌掉土。她的头发散了，簪子掉在地上，被人踩了一脚，断了。周围站了一圈人，没人拦。男人们在看热闹，女人们在低头做自己的事。

　　我走了过去。

　　那男人看见我穿着读书人的衣裳，停下手，冲我拱了拱手：“先生见笑了，这贱人不懂事——”

　　“让开。”

　　我只说了两个字。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平静得多。

　　那男人愣了愣，大概没想到一个过路的读书人会多管闲事，又看了看我身后的仆人和马匹——徐家虽非大富大贵，出门的排场还是有的——最终还是松了手，骂骂咧咧地走了。少妇蜷缩在墙根下，头发散乱，额角有一道血痕，抬起头怯怯地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飞快地跑回了屋里。

　　老陈拉了拉我的袖子：“公子，赶路要紧。”

　　我站在那里，看着少妇消失的那扇门。门是破的，门板上有好几道裂缝，门缝里透出昏暗的光。远处传来那男人摔东西的声音，夹杂着几句含混不清的咒骂。我知道等我走了，她还会挨打。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甚至我做的这些，不过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一个老爷，所以那个男人给了我面子。

　　我享受了“既得利益”，然后用它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算是正义吗？还是另一种虚伪？

　　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在客栈，我对着日记本坐了很久，写不出一个字。老陈端来热水让我泡脚，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粗糙的双手，忽然想起他也跟了我很多年了。从他年轻时候起，就替我牵马、挑担、打听道路、应付官府。我叫他老陈，他叫我公子。他的人生被我占用了一部分。

　　但我从来没问过他想不想回家。

　　我盖上砚台，吹熄了灯。月光从窗纸的破洞漏进来，落在我的瓷枕上。我摸了摸那个冰凉的枕头，想起了王孺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