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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母逝
天启五年,王孺人病重。那年徐霞客三十八岁。
我从嵩山赶回江阴,一路上换了五匹马,跑了六个昼夜。第一个昼夜,马跑死了,我在路边的一个小驿站换了一匹。第二个昼夜,下起了大雨,山路变成了泥浆,马一脚深一脚浅地走,我趴在马背上,雨打在背上,像无数颗小石子。第三个昼夜,雨停了,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山路上,把泥浆照成银白色。第四个昼夜,马又跑不动了,我在一个村子里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买了一匹拉磨的老马。第五个昼夜,老马走得很慢,但我不能催它,因为催也没用。第六个昼夜,我看见了胜水桥。
到家的时候,暮色四合。江阴老宅的门楣在夕阳里泛着灰扑扑的暗光。门楣上挂着的“徐府”匾额,漆又剥落了几块,露出底下的木头。老陈远远看见屋顶的瓦,忽然哭了。瓦上长着青苔,青苔是墨绿色的,在夕阳里泛着一种沉沉的暗光。
我没哭。我跳下马,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然后爬起来往门里跑。院子里的桂花树已经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指着铅灰色的天空。廊檐下站着几个族里的妇人,看见我进来,纷纷往两边让开。
老太太已经说不出话了。许氏跪在床前,眼睛肿得像核桃。屋子里挤满了人——族里的长辈,附近的乡邻,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面孔。空气里弥漫着药汤的苦味和香烛的烟气。药汤的味道很浓,是当归、黄芪、党参熬的,老陈说这是补气血的方子。但老太太喝不下去了,药汤顺着嘴角流出来,流到枕头上,洇成一片深褐色。
我跪在床前,握住了王孺人的手。那只手枯瘦得只剩骨架,指甲灰白,手背上的皮肤薄得像纸,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她的手背上还有针眼——是郎中扎的,扎了好几次,都没找到血管。她睁开眼,认出了我,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最终只挤出了一点弧度。她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附耳过去,听见她说:
“帽子……戴好了没有。”
远游冠。二十多年前她亲手缝的那顶帽子。
我说戴好了。她的手指在我掌心里动了动,然后慢慢合上了眼睛。
屋子里响起了哭声。许氏哭得最响,近乎嚎啕,像是把攒了二十多年的眼泪一股脑倒出来。族里的女眷们也跟着哭。老陈站在门边,背对着屋子,肩膀在抖。我跪在那里,没有哭。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哭——跪在这里的是徐弘祖,不是林晓舟。林晓舟不配为她哭。
但为什么我的眼眶是湿的。
守孝三年。我留在江阴,哪儿都没去。每天早晨起来,先去王孺人的牌位前上一炷香。牌位是木头的,漆了黑漆,写着她的姓氏。我跪在蒲团上,看着香火一明一灭,青烟袅袅地升上去。蒲团是稻草编的,跪久了膝盖硌得疼,但我不起来。香是檀香,味道很沉,闻久了会头晕,但我不起来。
有时候许氏会端茶来,放在我手边,然后悄悄退出去。她从不说话。茶是热茶,放在白瓷杯里,杯壁上有一道银锔子钉过的裂痕。茶凉了她就换一杯,换了也不说话。
守孝的日子里,我和她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该说的、能说的,都说完了。她是一个明代的妻子,我是一个借来的丈夫。我们之间隔着四百年的鸿沟,隔着一层性别的错位,隔着无数我说不出口、她也听不懂的东西。
有一天傍晚,我在庭院里看见她站在王孺人生前种的桂花树下。桂花已经谢了,只剩光秃秃的枝桠。许氏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晚风把她的衣袖吹起来,空荡荡的。她的袖子是藏青色的,风灌进去,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旗。她没有发现我在看她,站了很久,才慢慢走回屋去。
她的背脊有些佝偻了。她比王孺人当年还要年轻,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我忽然意识到,她在等的不是我。她在等一个永远回不来的人。
第三天夜里,我梦见王孺人。她坐在老宅的窗前缝帽子,窗外的光线和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她抬起头看我,说:“弘祖,你生来就是走路的人。”梦里的我跪下来,哭着说“我不是弘祖”。她笑了笑,没有接话,低下头继续缝帽子。
我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那之后,我开始理解一件事。“徐霞客”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容器。王孺人把她的期望装进这个容器,许氏把她的青春装进这个容器,老陈把他的岁月装进这个容器。而我——林晓舟——把我的困惑、我的愧疚、我无处可诉的愤怒,也装了进去。
三十二年的路,不是一个人走的。是许多人用自己的一生,铺出来的。
守孝期满。天启八年的春天,我重新戴上了远游冠。帽子已经旧了,绢面起了毛边,竹胎的边沿被汗水浸出了一圈深色的渍痕。渍痕是褐色的,一圈一圈,像树木的年轮。我站在胜水桥头,许氏站在身后。春风吹过水面,吹起她的鬓发,露出几根白丝。她的头发从前是乌黑的,现在白了一半。那些白丝不是一下子白的,是一根一根白的,白在鬓角,白在耳后,白在头顶。她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行了个礼。
“相公早归。”
我翻身上马,不敢回头。因为我一回头,就会看见她在擦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