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徐霞客》沈水照清欢

8、第七章：马牌 第七章：马

　　第七章：马牌

　　崇祯十年，我五十一岁，终于走到了西南万里行的途中。也是在这一年，我拿到了那块马牌。

　　事情要从广西太平府说起。我在壶关的映霞庵偶然遇到了儒生滕肯堂父子。映霞庵是座小庵，只有三间破屋，一个老尼姑。老尼姑煮了茶，端出来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茶洒了半盏。滕肯堂坐在对面，翻看我的游历笔记，看得很仔细，偶尔点点头，偶尔皱皱眉。

　　他看完之后，忽然对我说：“先生若要在广西行走，须得参戎一马符方妙。明晨何不同小儿一叩之乎？”

　　马符。马牌。我听了这两个字，心里咯噔一下。我当然知道马牌是什么——明代军事人员向驿站出示的信物，只要出示马牌，沿途驿站就要接待，主要是派人挑行李和管吃住。明初朱元璋严令“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开国将领陆仲亨就曾因违规使用驿站马匹被降职处罚。但我徐霞客不是官员，不是军人，没有任何资格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这是违制的。

　　我连忙推辞，说“谢不敏”。不是因为客气，是真的心虚。

　　但滕肯堂太热心了。他说：“无已，作一书可乎？”

　　我没有再推辞。

　　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很多遍。是因为在广西的山里走了太久，腿已经吃不消了？是因为老陈的背越来越驼，我不忍心再让他一个人挑所有的行李？还是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习惯了被当作“老爷”？在这个世界里，有人替你挑担、替你抬轿、替你开道，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用了三十年来抗拒这个事实，然后在广西的某个秋天，我放弃了。

　　四天后的十月初十，马牌送到了。

　　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木牌，上面刻着字，盖着朱红的印章。木牌是枣木的，打磨得很光滑，边缘磨圆了，像是被人握过很多次。印章是篆字，我一个都认不全，但那朱红色——那是一种很深很沉的红，像凝固的血。

　　唐玉屏的手下人把马牌递给我的时候，我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木牌很轻，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老陈在旁边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十月十八日，“站骑已至”。我持马牌上路了。

　　从这一天起，到十二月初十抵达南宁，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享受了沿途抬肩舆、挑行李和吃住的无偿服务。近两个月。两个月的白吃白喝，两个月的人力征用，两个月光明正大的特权。

　　明末的驿站制度已经彻底烂掉了。按照明初的规定，马牌只能用于军国重事，但到了崇祯年间，“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马牌成了地方官员做人情的工具，驿站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当地百姓头上。崇祯皇帝后来裁撤了数万驿卒，其中一个叫李自成的驿卒就这样下了岗，没几年就造反了。这是史话。

　　而我，徐霞客，一个布衣，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普通人，手里握着一块马牌，堂而皇之地征用民夫。

　　然后，地狱开始了。

　　不是对我是地狱，是对那些被我征用的民夫是地狱。而我是那个制造地狱的人。

　　徐霞客在日记里事无巨细地记下了这些事，语气平淡，像是在记流水账。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始得夫”。二十五日，“馆人才取牌聚夫，复不成行”。三十日，“夫终不来，盖此处铺司奸甚，唯恐余往归顺，屡以安南彝人满道恐吓余”。下午夫至，止八名。

　　八名。我要去的地方山路崎岖，八名挑夫根本不够。但我已经等了太久，不能再等了。

　　十一月初二日。

　　这天早晨，我坐在客栈里等夫。饭已经吃过了，老陈把行李打包好，放在门口。等了很久，夫终于来了。我数了数——少了两名。更让我震惊的是，驿丞带来了两名妇女。

　　“以妇人代担。”

　　我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加任何评论。没有说“这很过分”，没有说“我于心不忍”。就五个字：以妇人代担。像是记一笔天气，或者记录今天吃了什么。

　　但那两个妇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见了她们的眼睛。一个女人三十来岁，脸上有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粗糙纹路，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凸起。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衫，补丁的颜色比原来的布深，东一块西一块的，像打了许多疤。她的手上全是老茧，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塞着泥。她大概在田里干了一辈子的活。另一个年轻些，二十出头，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把孩子递给旁边的一个老妇人，蹲下身去扛行李。

　　行李很重。里面有我的书、我的纸、我的墨、我的换洗衣裳、老陈的换洗衣裳、路上要吃的干粮。那年轻妇人蹲下去扛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膝盖在发抖。她的孩子在不远处哭，哭得声嘶力竭，小脸憋得通红。老妇人抱着孩子哄，一边哄一边往这边看。

　　我想说“不用了，我自己来”。

　　但我没说。老陈在旁边等着，驿丞在旁边等着，那两个妇人也在等着。我是老爷。老爷不能自己扛行李。老爷必须被伺候。

　　我坐上肩舆，被抬起来，往山里去。肩舆是一把竹椅绑在两根长竹竿上，椅子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棉垫。四个轿夫把竹竿扛在肩上，喊着号子，一摇一晃地往前走。经过那个抱孩子的年轻妇人身边时，我看见孩子在她婆婆怀里哭，她没回头。她的背上压着我的行李，一步一步往前走。

　　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

　　第二天，十一月初三日。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到了一个更小的村子，驿丞摊手说村小夫少，实在凑不够人。然后他带来了三个童子。最大的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嘴唇上刚刚冒出一点绒毛。最小的那个大概十二岁，瘦得像一根竹竿，锁骨从领口凸出来，眼睛又大又黑，看着我，没有恨意，只有恐惧。他们的衣裳都不合身，大的穿着大人的衣服，袖口挽了好几道；小的穿着哥哥穿剩下的，裤腿拖在地上，磨出了毛边。

　　“半以童子代舆。”

　　我又把这五个字写进了日记。语气依然平淡如水。

　　童子抬舆是抬不动的。他们的肩膀太窄，骨头太嫩，扁担压上去就往下滑。那十二岁的孩子试了两次，扁担都从肩膀上滑下来，第三次才勉强稳住。他咬着嘴唇，嘴唇发白，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扁担压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见他肩胛骨之间的皮肤凹下去一道印子。

　　我坐在肩舆上，被四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抬着，在广西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老陈走在我旁边，低着头，不说话。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跟了我三十年的老陈，他大概从来没见过我这样。不是没见过我走路，是没见过我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见过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林晓舟，二十六岁，历史地理学硕士，轻微洁癖，重度现代生活依赖。她曾经在课堂上跟同学争论过“徐霞客是否欺压百姓”这个话题。她当时说：“要放在历史语境里看，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责古人。”

　　现在她坐在肩舆上，底下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抬她。

　　十一月二十一日。

　　夫哄然散去。行李被丢在路边的草丛里，天色已经薄暮，山里的风冷得像刀子。我追上去，抓住一个人，用绳子缚住，牵着他进了村子。那绳子是老陈捆行李用的麻绳，粗糙得扎手。被缚的人没有挣扎，只是低着头，像一头认了命的牛。

　　“执一人絷之。”我在日记里写。

　　村里的人跑了大半。男人都躲了，只有几个老人和妇女。我缚着那个人的时候，一个老人走了出来，满脸堆着讨好的笑，说：“先生息怒，先生息怒，老夫当代为催夫。”他说话的时候，手在抖。他的胡须已经全白了，乱蓬蓬的，上面沾着几粒饭渣。

　　然后我发现行李里少了两只鸡。

　　是的，两只鸡。那是老陈在上一站买的，用草绳拴着脚，挂在行李外面，准备路上杀了吃。现在草绳还在，鸡没了。我让村民赔了两只鸡来，比之前那两只小一圈。我把鸡收下了。那个被缚着的人还被缚着。我把他当人质。

　　“仍絷前夫不释。”我在日记里写。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夫又哄然散去。我又追上去，又缚了一个。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我都在追人、缚人。二十三日那天，少三个夫役，“遍入山追之”，追到了日已西斜，人还没找齐。二十五日，“舆夫遂哄然散去，时日已薄暮，行李俱弃草莽中”。我又回到出发的地方去取行李，那人复遁去，我追上，执于前舍架上，强之下。

　　然后老人又出来了。老人的儿子是个跛子，一条腿站不直，拄着一根竹杖，站在门边，身子歪着。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膝盖向外弯，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老人怕我鞭打他的儿子，跪下来求我。

　　“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我在日记里写。

　　谕以不责意。意思是：我告诉他不责怪的意思。我没有打他儿子。但我让他去找夫役。吃过晚饭后，“其子跛立，余叱令速觅夫”。

　　叱令。

　　我在日记里用了这个词。不是“请”，不是“嘱”，不是“使”。是“叱”——呵斥，斥骂。我呵斥了一个跛子，命令他去替我找抬轿子的人。

　　林晓舟，二十六岁，曾经在微博上转发过“拒绝童工”“拒绝强迫劳动”的话题。现在她坐在明代的客栈里，对着一个跛子叱令。

　　为什么？因为马牌给了我权力。因为我是“老爷”。因为在这个世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役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了三十年，三十年的身份错位、三十年的性别撕裂、三十年的既得利益享受——它们像水一样渗进骨头里，把我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更可怕的是：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的生日。这天铺司态度狞恶，竟不承应，“无夫无供”。没有挑夫，没有供应。我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过了五十一岁生日，晚饭是自己带的干粮，老陈烧了一壶热水，我们主仆二人坐在漏风的屋子里，相对无言。屋子是土坯的，墙壁上裂了一道缝，风从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老陈把他的棉袄脱下来披在我身上。我推回去，他又披上来。推了三次，我收下了。

　　“公子，”他说，“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知道。”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油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块桂花糕。桂花糕已经干了，边上有点发硬，但中间还是软的。他把桂花糕掰成两半，大的给我，小的自己留着。

　　“公子，”他说，“吃点甜的。”

　　我吃了。桂花糕很甜，甜得我鼻子发酸。

　　次日午后，铺司忽然把马牌一掷而还，说：“既为相公，当付夫来。”

　　十二月初十，到了南宁。马牌被收回。近两个月的特权生涯结束了。

　　这件事后来成了后世争论的焦点。有人说徐霞客欺压百姓，狐假虎威，抓夫索食，强征硬夺。有人为他辩护，说那是明末驿□□败的时代弊病，不能苛责个人。也有人说，徐霞客的伟大旅行，是底层百姓无偿劳役的托举，普通人没那个机会。还有人指出，《明实录》记载，当时的驿站民夫“鬻子卖妻，仅充马价”，生活极为悲惨，而徐霞客的行为正是这个制度的一环。崇祯年间，衙役私用驿站现象普遍，广西庆远府民夫逃亡率超过50%，云南临安府的脚夫甚至卷钱跑路。徐霞客只是无数滥用特权的人之一。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有一件事只有我知道：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所有的细节——十夫、八名、以妇人代担、半以童子代舆、执一人絷之、失二鸡、叱令速觅夫——用最平淡的语气，像是在记流水账。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真的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了。还是因为我不敢写得太过分，怕后人看见？还是因为——在写下那些字的时候，林晓舟还在，她缩在这具男性躯壳的最深处，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记下来，好让三百多年后的自己看见？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