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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顾仆
老陈老了。
在鸡足山的日子,他的背越来越驼,走路的时候拄着一根竹杖,一步一步地挪。他的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要凑到鼻子跟前才能看清。有一次阿鲁送来烤粑粑,他接过来,看了半天,说:“公子,这是什么?”
那是烤粑粑。他看不见了。
但他还是每天早起,给我磨墨,给我铺纸,给我添灯油。他的手抖得厉害,磨墨的时候墨锭在砚台上打滑,磨出来的墨汁淡淡的,像雨水。他说:“公子,老了,不中用了。”
我说:“老陈,你跟我多少年了?”
他想了想,说:“记不清了。公子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我就跟着。”
那是万历三十五年。现在是崇祯十二年。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里,他替我牵过马,挑过担,打过水,烧过饭,问过路,应付过官府,挨过骂,受过冻,忍过饿。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唯一一次他差点抱怨,是在广西马牌事件之后。那天晚上,他蹲在客栈门口,抽着旱烟,一句话不说。旱烟的火光一明一灭,照着他满是皱纹的脸。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他看了我一眼,把旱烟递过来。
“公子,”他说,“我们以后不用马牌了,好不好?”
我说好。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用过马牌。
云南的日子过得很慢。阿鲁每天送来烤粑粑,老陈每天磨墨,我每天写《鸡足山志》。日子像洱海的水,平平静静地流过去。
有一天,阿鲁送来一壶酒。酒是他自己酿的,用青稞酿的,有一股酸酸的味道。老陈喝了一碗,脸红得像关公。他端着碗,忽然说:“公子,我想家了。”
我愣住了。
三十二年了,他第一次说想家。
“等修完这部志,我们就回去。”我说。
他点了点头,又喝了一碗酒。
但老陈没能等到回去的那天。崇祯十二年的冬天,他在鸡足山上,安安静静地走了。那天早晨我醒来,发现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来磨墨。我走到他的屋子,看见他躺在床上,盖着那件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棉袄,脸上很平静,像睡着了。
阿鲁帮我把他埋在鸡足山,面朝东方——那是回家的方向。
我站在他的坟前,没有哭。我已经不会哭了。
阿鲁问:“先生,你以后怎么办?”
我说:“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