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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九章 打开那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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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宋晚星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北京的天亮得早,四月底已经有了初夏的意思。她洗漱完下楼,天已经大亮了,阳光从招待所门口的槐树叶子间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街对面的小饭馆刚开门,老板在门口生炉子,黑烟滚滚的,呛得她咳了两声。她要了一碗小米粥、两个茶叶蛋,站在门口喝完,然后走路去学校。
练声从六点半开始。教学楼后的小花园没人,只有清洁工在扫银杏叶。她对着那棵最粗的银杏树,一遍一遍练。沈老师说她的气息浅,她就练气息,从下腹到胸腔,从胸腔到头顶,每一个音都像在打井。陆霆骁远远站在花园入口,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不靠近,不走远。
七点半,程雨桐准时出现。她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个馒头,边走边啃。看见宋晚星在练声,脚步放慢了,站在银杏树下听了一会儿。“你这个‘啊’,”她说,“比昨天稳了。”
宋晚星停下来。“你每天都来这么早?”
“我不来早不行,沈老师只在这个时间段有空。”程雨桐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他的课后辅导名额只有三个,你不抢就没了。今天下午三点,他办公室。你跟不跟我去?”
“他同意我去?”
“我推荐的。”程雨桐说,“他说要看你的态度。”
下午三点,宋晚星站在沈老师办公室门口。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能听见里面翻纸的声音。她敲了两下,推门进去。
沈老师坐在窗边,阳光打在他半边脸上。
“来了?”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宋晚星坐下。桌上摊着一张五线谱纸,上面写满了音符,旁边搁着一支红蓝铅笔,笔帽没盖。窗外有鸟叫,喳喳喳的,很吵。
“程雨桐跟我说了你的事。”沈老师说,“她说你省台的比赛拿了冠军,剧本卖了钱,还自己开了工作室。”
“是。”
“你很忙。”沈老师说,语气不是夸也不是贬,像在陈述事实,“忙人学不好唱歌。唱歌这件事,需要你把自己空出来。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声音就出不来。不是技术上出不来,是感情上出不来。”
宋晚星没说话。
沈老师把红蓝铅笔拿起来,又放下。“我给你布置一个作业。回去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想一件让你难过的事。不要想怎么把它唱出来,就是想。想够了就睡觉。”他顿了顿,“一个星期以后,你再来找我。”
晚上,宋晚星趴在招待所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团水渍——那团像刀一样的水渍。沈老师让她想一件难过的事。她脑子里有一整座难过的矿,但挖哪一块?前世的、今生的,哪一个才是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的?
前世,她被人从二楼推下去过。不,不是推,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她滚下楼梯,摔断了锁骨。那件事没有闹大,公司压下来了,她连医院都没去,自己在出租屋里躺了三天。那时候她身边没有温雨晴,没有陆霆骁,没有任何人。三天里她只喝了水,没吃东西,饿得头晕眼花,还得爬起来去参加第二天的一个活动。
她想的是这个。
想着想着,眼眶热了。她没让它流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翻了个身。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每天晚上她都做同一个作业——想一件让自己难过的事。到第五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声音变了。不是技巧变了,是那个声音里多了一种东西,说不清是温度还是重量,像水里加了盐,看不出来,但尝得出来。
沈老师在课后辅导的时候听她唱了一遍《九儿》,听完之后没说话,拿起红蓝铅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行了。”他说。
“行了的意思是?”
“意思是你的心开了。”沈老师把笔放下,“但只开了一条缝。”
星期六下午,程雨桐约宋晚星去一个地方。
“哪儿?”
“一个聚会。”程雨桐说,“都是圈内人,唱歌的、演戏的、搞作曲的。你去认识认识人。”
宋晚星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头。
聚会地点在朝阳区一栋居民楼里,三室一厅,客厅很大,摆着一架立式钢琴和一套音响。到的时候已经来了十几个人,有的站着聊天,有的坐在沙发上看谱子,有的在阳台上抽烟。空气里有香烟味和咖啡味,音响里放着不知道谁唱的美声,声音很大,像要把屋顶掀掉。
程雨桐一进门就被人拉走了,回头冲宋晚星说了句“自己玩”。宋晚星端着杯水站在墙角,看着满屋子的人。
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走到钢琴前坐下来,弹了一首肖邦,弹得一般,但旁边的人都在鼓掌。一个烫着大波浪的女人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声音很大,把音响声都盖住了。
宋晚星正低头喝水,余光扫到一个女人踩着高跟鞋走过来。三十来岁,短发,五官锋利,穿一件黑色连衣裙,锁骨很漂亮。
“你是新来的?”
“嗯。”
“谁带来的?”
“程雨桐。”
女人点了下头,在她旁边站定,也端起一杯水。她没看宋晚星,目光落在钢琴的方向。“程雨桐这个人,眼光还行。她不会带没用的人来这种场合。”宋晚星没接话。女人转头看了她一眼。“我叫林芝。唱歌的,以前在空政,现在自己干了。”
“宋晚星。”
林芝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两秒。“省台那个冠军?”
“是。”
林芝笑了一下,那笑不是客气,是“我知道了”的那种笑。“你那个冠军含金量不高,省台的比赛,水分太大。”宋晚星没生气,甚至觉得她说得对。“你觉得水分在哪?”
“评委。”林芝放下水杯,“省台的评委都是本地圈子的人,互相有牵扯。你拿冠军不代表你比第二名强多少,只代表你更符合那个小圈子的审美。”她说完就走了,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干脆利落,像她说话一样。
程雨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站在宋晚星旁边,看着林芝的背影。“你知道她是谁吗?”
“林芝。”
“不是问名字。你知道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吗?”程雨桐压低声音,“她以前是总政的独唱演员,后来跟领导闹翻了,被踢出来了。现在自己搞了个文化公司,专捧新人。”宋晚星转头看她。“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程雨桐咬着嘴唇,“她看中你了。”
聚会结束以后,程雨桐拉着宋晚星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四月的北京,晚上还有点凉,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又分开。
“晚星,我跟你说个实话。”程雨桐的口气不像平时那样带刺,“我来这个进修班,不是为了学唱歌。唱歌我在省里就能学。我来是为了认识人。”
宋晚星看着她,没说话。
“你不一样。”程雨桐说,“你是真的有东西。你那天的表演,我在后台看了,你不是在演,你是真的在活。”她顿了一下,“所以沈老师说你的心是关着的,我不同意。你的心不是关着的,是你把它锁起来了。你知道钥匙在哪,但你不愿意开。”
“雨桐——”
“你别说话,让我说完。”程雨桐深吸一口气,“林芝看中你了,这是机会。但她也看中过我,两年前,我没抓住。因为我不够好。”她笑了,笑得有点苦。“你要抓住。”
宋晚星站在路灯下,看着程雨桐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风吹过来,带着沙尘的味道和远处某个窗口飘出来的炒菜香。
她掏出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心开了。但只开了一条缝。
想了想,又写:林芝。程雨桐说的机会。
合上本子,她往招待所走。
星期日,宋晚星在招待所接到方远山的电话。
“晚星,出事了。”方远山的声音很急,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大唐传奇》的立项材料被人动了手脚,送上去的剧本不是最终版,是初稿。”宋晚星握着话筒的手紧了。“谁动的?”
“不知道。材料在省台文艺部放了三天,然后才送广电局。这三天里,谁都能碰。”方远山骂了一句脏话,“初稿里有好几处没改的bug,广电那边一眼就看出来了,说剧本质量不过关,退回来了。”
宋晚星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她在脑子里把整条线捋了一遍。省台文艺部——刘建国的人。刘建国虽然不能明着卡立项,但动动手脚、换份材料,太容易了。“方总,你别急。我们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
“广电那边不是刘建国的人。我们直接跟广电对接,绕过省台。你把初稿和终稿都准备好,我让人去送。”方远山沉默了一下。“你让人?谁?”
宋晚星没回答。
她拨了另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是我。”宋晚星说,“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说。”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姜卫国副司长。你能不能帮我约个时间,我想把《大唐传奇》的剧本直接送给他看。”
傅斯年沉默了两秒。“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等我电话。”
星期一上午,宋晚星接到傅斯年的回电。“明天下午两点,姜司长办公室。你带剧本过去。”
挂了电话,宋晚星在招待所的床上躺了五分钟。然后爬起来,把《大唐传奇》的最终稿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剧本她写过太多遍了,每一个字都烂熟,但她还是在每一页做了笔记,把剧情亮点、人物弧光、市场潜力用红笔圈出来,写在空白处。
温雨晴打电话来的时候,她正在改第三集的台词。
“晚星,你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这边还有点事。”
“什么事?”
“去一趟广电总局。”
温雨晴在电话那头倒吸了一口凉气。“广电总局?你去那儿干嘛?!”
“送剧本。”
温雨晴沉默了好一会儿。“晚星,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大人物了?”
宋晚星握着话筒,没回答。“雨晴,工作室那边你盯紧了。有不对劲就打电话。”
“好。”
星期二下午一点半,宋晚星站在广电总局门口。灰白色的楼,门口的铜牌上写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是很大,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传达室的老头看了她的身份证和工作证,又看了看她手里的剧本,打了电话进去。
“电视剧司,三楼。”
她走进去的时候,特意放慢了脚步。走廊很长,铺着暗红色的地毯,两侧墙上挂着各种电视剧的海报和获奖证书。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和一种说不清的、政府机关特有的气味。
姜卫国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门关着。宋晚星敲了三下,里面说了声“进来”。姜卫国五十出头,头发理得很短,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很亮。他接过宋晚星的剧本,没翻,先看了她一眼。
“你就是宋晚星?”
“是。”
“斯年跟我说了你的事。”他说“斯年”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叫自己家孩子。“他说你的剧本写得不错。”
“我想请您看看。”宋晚星说。
姜卫国把剧本放到桌上,没打开。“剧本我可以看,但不能保证什么。发行许可证有严格的审批流程,不是我说了算。我能做的,是帮你把材料递到对的部门,让他们按正常流程走。”宋晚星点了下头。“够了。”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宋晚星站在广电总局门口,给方远山打了个电话,说了三个字:“递上去了。”方远山在电话那头长出了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了。
晚上,宋晚星一个人坐在招待所的床上。笔记本翻开在膝盖上。她写了一行字:剧本递上去了。成了,就成了;不成,再想别的办法。
然后是程雨桐的话——你的心不是关着的,是你把它锁起来了。沈老师说心开了,但只开了一条缝。她盯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下床,走到窗户边。小街对面的饭馆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来,路灯昏黄的光照在上面。那条黄狗还蹲在门口,尾巴不甩了,好像在打盹。
窗外的风吹进来,四月快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