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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章 北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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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是下午四点的。
宋晚星拎着一个帆布旅行袋站在月台上,袋子里塞了三件换洗衣服、一双备用布鞋、笔记本、牙膏牙刷,还有温雨晴塞进来的一袋子苹果。绿皮火车的汽笛声拖得很长,像谁在远处叹气。月台上挤满了人,扛蛇皮袋的、抱孩子的、举着扁担的,空气里飘着泡面和茶叶蛋的味道。
温雨晴站在她旁边,眼眶有点红。她忍了一路了,从出租车到火车站,一直念叨“你去了北京要给我打电话”“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陆哥你帮我看着她别让她熬夜”。陆霆骁站在三步远的地方,手里拎着一个更大的帆布包,面无表情,但点了好几次头。
“好了,别念了。”宋晚星把帆布旅行袋甩上肩膀,“一个月就回来了。”
温雨晴吸了吸鼻子,没忍住,眼泪掉下来了。“你一个人去那么远,我不放心……”
“我不是一个人,陆哥跟着呢。”宋晚星看了陆霆骁一眼,“他能打。”
陆霆骁嘴角扯了一下。
检票了。宋晚星拍拍温雨晴的肩膀,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听见温雨晴在身后喊了一句:“拿冠军!”她没回头,举起手摆了摆。
硬座车厢,人挤人。过道里站着坐着蹲着的都有,空气浑浊得像没拧干的抹布。宋晚星的座位靠窗,对面是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女人,旁边是一个打瞌睡的老头。她把帆布旅行袋塞到座位底下,腿伸不直,只能蜷着。陆霆骁的座位在隔壁车厢,走之前把她头顶的行李架重新检查了一遍,确保帆布包不会掉下来。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城市慢慢后退,楼房变矮,楼房变少,田地变多。太阳开始往下掉,把天边染成橘红色。宋晚星靠着车窗,看着自己的影子在玻璃上晃。十八岁的脸,头发扎成马尾,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这张脸她在镜子里看过无数遍了,但每次看都觉得陌生。不是不认识,是不习惯。不习惯这么年轻,不习惯眼底没有黑眼圈,不习惯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是平的,没有纹路。
对面的小孩哭了一路。年轻女人哄不住,自己也跟着哭。宋晚星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过去。女人愣了一下,接过去,小孩果然不哭了,抱着苹果啃。
“谢谢你啊姑娘。”女人说,声音哑哑的。
“去哪儿?”
“北京。找他爸。”女人说着,眼泪又下来了,“他在工地上干活,三个月没寄钱回来了。”
宋晚星没再问了。
天亮的时候,火车进了北京站。
宋晚星从座位上站起来,骨头咔咔响了好几声。一晚上没怎么睡,脖子僵了,腰也酸了,但精神还好。她拎着帆布袋下了火车,站在月台上,被迎面而来的人流推着往前走。北京站的大钟指向七点十五分。
陆霆骁从后面赶上来,接过她手里的袋子。“打车去学校?”
“打车。”宋晚星说,又补了一句,“打面的。”
中国音乐学院在城北,德胜门外。宋晚星在附近的招待所订了一个双人间,和陆霆骁一人一张床。招待所很旧了,墙皮剥落,走廊里永远有一股煮白菜的味道。前台的大妈戴着老花镜看《北京晚报》,登记的时候头都没抬,把身份证看了两眼就扔回来了。
房间在三楼,窗户对着一条小街,街对面是一家卖炒饼的小饭馆,门脸窄窄的,油烟把墙壁熏得发黄。宋晚星推开窗户,热油味和葱花香混着飘进来。她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会儿——街对面有人在修自行车,旁边蹲着一条黄狗,尾巴一甩一甩的。
“陆哥,你想吃什么?”
“随便。”
“楼下有炒饼。”
“行。”
进修班的学生不多,二十来个人,来自全国各地,最远的从新疆来的。上课地点在音乐学院主楼的一间大教室里,黑板上面挂着一条红色横幅——“第三届全国声乐进修班”。班主任姓周,四十多岁的女老师,烫着卷发,穿着深蓝色西装,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周老师点名点到“宋晚星”的时候停了一下,抬起头来。“你就是省台那个冠军?”
教室里安静了,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她。
宋晚星站起来。“是。”
周老师看了她两秒,点了下头,继续点名了。但宋晚星注意到,从那一刻起,周围的目光变了。不是敌意,是打量——那种同行之间的、带着比较的打量。前排一个扎马尾的姑娘回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快得像刀片,划过去就收回来了。后排一个男生低头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两个人同时看了她一眼又转回去了。
第一堂课是声乐理论,讲发声位置和气息支撑。老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沈,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声音浑厚得像低音炮。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学唱歌。唱歌你们都会。”沈老师用指关节敲了敲黑板,“你们来这里,是学怎么唱得比别人好。”
粉笔在黑板上留下一小截白点,碎了,掉在讲台上。
“气息。你们以为气息是什么?是力气?吸气、憋住、往外顶?”他在自己腹部比划了一下,“不对。气息是控制。控制不是用力,是用最小的力气,做最大的事。”
宋晚星在笔记本上记了一行字:最小力气,最大事。
下课以后,前排那个扎马尾的姑娘走过来,站在宋晚星的课桌前,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你叫宋晚星?省台比赛的冠军?”
“是。”
“我叫程雨桐。”姑娘伸出手来,“我也参加过比赛,省里的,拿了亚军。你那个《九儿》我听了,改得挺好。”
她说“挺好”的时候,嘴唇抿了一下,像是把“但是”咽回去了。宋晚星握了握她的手,没多说什么。程雨桐转身走了,马尾辫一甩一甩的。
中午,宋晚星在食堂吃饭。一碗米饭,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紫菜汤,总共三块五。食堂的塑料椅子坐上去吱吱响,桌面上油乎乎的,用抹布擦了一遍还是腻的。她挑了个角落坐下来,刚扒了两口饭,一个人端着餐盘坐到她对面。
程雨桐。她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嚼,看着宋晚星。“你知道沈老师以前是谁吗?”
“不知道。”
“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退休了被返聘回来的。”程雨桐把骨头吐出来,“他的课不白上,他是真能教东西。但是——”程雨桐筷子在盘子里戳了两下,“他只教他觉得有前途的人。”
宋晚星看着她。“所以?”
“所以你得让他觉得你有前途。”程雨桐说,语气像在说一件很正经的事,“前几届进修班,沈老师只单独辅导过三个人。一个是现在空政的独唱演员,一个是总政歌舞团的首席,还有一个——”她用筷子指了指自己,“我。”
这话听起来像炫耀,但从她嘴里说出来,更像是一种提醒。宋晚星放下筷子。“你怎么做到的?”
“第一,我的声音条件确实好。”程雨桐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不好意思,“第二,我比别人多花了三倍的时间练声。”宋晚星想了想,说了句“谢谢”,然后继续吃饭。程雨桐看了她一眼,嘴里说了句什么,声音太小没听清,端着餐盘走了。
下午是视唱练耳。
老师是个年轻姑娘,二十七八岁,戴着大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像是在跟人吵架。“这个音是什么?——你!就是你!迟到的那个!”一个男生刚从前门溜进来,被点了名,僵在门口。“降E。”他说。老师的脸色更难看了。“降E?这是升F!出去站着去!”
男生灰溜溜地出去了。教室里没人敢笑。
“下一位。”老师的目光扫了一圈,落在宋晚星身上,“你是新来的?叫什么?”
“宋晚星。”
“来,听这个。”老师在钢琴上弹了一组音,手指在琴键上跑得飞快。
“G、降B、D、升F。”宋晚星脱口而出。
老师的眉头动了一下,又弹了一组,更快的,像是故意刁难。“E、A、降D、降G。”宋晚星这次慢了一拍,但还是对了。老师不动声色地翻了翻花名册,在她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
下午课后,宋晚星在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里练声。花园不大,几棵银杏树,一张石桌几个石凳,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银杏叶,踩上去沙沙响。她对着银杏树,把今天沈老师讲的内容一句一句试。最小的力气做最大的事,不能让嗓子紧张,声带是放松的,紧张的是气息。她试了七八遍,每一遍都不一样,有的松了,有的紧了,有的刚刚好。
练到第五遍的时候,身后传来脚步声。沈老师背着手走过来,站在银杏树下看着她。他没说话,她也没停。第六遍的时候,他开口了。“你那个‘啊’字,气息太浅了。”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按在心口上。宋晚星停下来。“怎么改?”
“下腹。”沈老师用手指点了点自己腹部靠下的位置,“让气息沉到这儿,不是中间,是最底下。声音的根在那儿。”
宋晚星试了一遍,感觉不一样了。声音好像从身体更深处长出来,不是挤出来的,是长出来的。
沈老师没点头也没摇头,背着手走了。
傍晚,宋晚星和陆霆骁在街对面的小饭馆吃炒饼。炒饼切成细条,豆芽脆生生的,蒜香味很浓。宋晚星吃得鼻尖冒汗,灌了一口北冰洋,气泡冲上来辣得她眯了眯眼。
“住得惯吗?”她问。
陆霆骁把炒饼咽下去。“比部队招待所强。”
宋晚星笑了一下。陆霆骁不爱说话,但每次出口都是实话。她喜欢这样的人,不累。
“陆哥,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大。”
“还有呢?”
“风大。”
外面确实有风,把饭馆门口的塑料招牌吹得啪啪响。四月的北京,风沙还重,空气中有一股说不清的尘土味。宋晚星喝干了瓶子里的最后一口汽水,把瓶子立在桌上。
晚上回到招待所,宋晚星趴在床上给温雨晴打电话。招待所走廊里有一部投币电话,黄壳子,挂在墙上,话筒有一股牙膏味。她投了一块硬币,拨了工作室的号码。
“喂——”温雨晴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电波的杂音。
“是我。”
“晚星!”温雨晴的嗓门大得宋晚星不得不把话筒拿远一点,“你到了?北京怎么样?吃的惯吗?有没有人欺负你?”一连串的问题,宋晚星等她说完才开口。“到了。还行。没有。你那边怎么样?”“《大唐传奇》立项的事,方总说已经递上去了。”温雨晴的声音压低了一些,“还有那个马德胜又来了,问你去哪了。我说你出去采风了,他没说什么就走了。”
“许曼妮呢?”
“没动静。但她新请的那个经纪人姓孙的,这几天一直在省台进进出出的,不知道搞什么。”宋晚星握着话筒靠墙上,想了想。“你帮我盯着她,有什么不对劲的就记下来。”
“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晚星,你什么时候回来?”
“月底。”
“快点回来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宋晚星笑了。“你以前不是嫌没事干吗?”
“那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北京啊。”温雨晴的鼻子好像又堵了,声音闷闷的。
电话卡里的钱用完了,滴的一声断了。宋晚星把话筒挂回去,站在走廊里发了一会儿呆。走廊的灯是声控的,她不动,灯就灭了,周围黑漆漆的。她咳了一声,灯又亮了。
深夜,宋晚星坐在床上,笔记本摊开搁在膝盖上。窗外的街灯把对面楼的墙壁照成橘黄色,一扇窗户还亮着,里面有人在看电视,荧光一闪一闪的。她翻了翻这几天的记录——沈老师的课、程雨桐的提醒、发行资质的事、周锦荣那边没动静、许曼妮的新经纪人。
她拿起笔,在空白页上写:
北京——声音的根在下腹,不是中间是最底下。事业的根在哪?
写完这行字,她盯着看了几秒,又写:
发行资质——等。
然后合上笔记本,关了灯。
第二天早上六点,宋晚星被闹钟叫醒。北京的天亮得比省城早,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已经是白晃晃的了。她洗漱完下楼,陆霆骁已经在招待所门口等着了。两人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往音乐学院走。
路上人多了起来,自行车铃声叮叮当当的,公交车轰轰地过,空气里有煤烟味和早点摊的葱油饼香。宋晚星边走边想,北京和省城不一样。省城的节奏是慢的,像一个还没睡醒的人。北京不一样,六点多街上已经全是人了,每个人都在赶路,不知道赶什么,但都在赶。
上午是实践课。每人上台唱一首,沈老师现场点评。宋晚星排在第五个,前面四个唱得都挺好,但沈老师的点评不客气。“你那个高音是喊上去的。”“你这首歌选得不对,不适合你。”“气息浮了,回去重新练。”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针扎。
轮到宋晚星了。她走上台,站在钢琴旁边,伴奏老师问她唱什么。她想了想,选了《九儿》。不是比赛时那个版本,是昨晚在脑子里重新编的一版——调子降了半个音,副歌部分去掉了那个花腔,更干净、更朴素。
伴奏声响起来。她开口。这一次她刻意把声音往回收,不往外放,不是让声音打到最后一排,而是让声音在台上留出空白。唱到副歌的时候,她没有飚那个高音,而是把一个长音分成三段,每一段都比前一段弱一点,像波浪退潮。
唱完了。台下安静了。
沈老师没点评,低头在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抬起头看着她。“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没上过大学。”
沈老师的笔停了一下,又写了几笔。“下课来找我。”
沈老师的办公室在教学楼二层最里面,门框上贴着一张纸——“非请勿入”。宋晚星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窗边抽烟,窗户开了一条缝,烟被吸出去,又被风吹回来一些,在屋里飘成淡淡的蓝雾。
“坐。”他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宋晚星坐下,面前是办公桌,桌上堆着五线谱和几本声乐教材。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年轻时候的沈老师穿着军装,站在舞台上,手里拿着一束花。
“你的声音条件不错。”沈老师把烟掐了,转过身来,“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
“那是什么?”
“你唱歌的时候没有情感。”
宋晚星愣了一下。前世她演了十年戏,所有人都说她演得好、有感染力。唱歌和演戏不一样。“你的技术很好,音准、气息、共鸣都很好。但你唱《九儿》的时候,我只听到了一个技术很好的人在唱歌,没有听到九儿。”
宋晚星坐在那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沈老师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外面的风吹进来,带着尘土的气味。“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自己唱的东西。你在台上是在‘表演’情感,不是真的有情感。观众不傻,他们看得出来。”
宋晚星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和沈老师并排站着。“沈老师,如果我说——我经历过比九儿更惨的事,你信吗?”
沈老师转过头看着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他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中。“我信。”他说,“但你自己信不信?”
从沈老师办公室出来,宋晚星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站了很久。
走廊很长,尽头是一扇窗户,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她靠着墙,把沈老师的话翻来覆去地想——你自己信不信?
她信的。她信前世那些事是真的发生过。但信了又能怎样?把那些东西放进歌里?那是她的伤疤,不是表演素材。
她深吸一口气,往楼下走。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看见程雨桐站在那儿,靠着墙,手里拿着一杯水。
“沈老师跟你说什么了?”程雨桐问。
“他说我唱歌没有情感。”
程雨桐看了她两秒,把水杯放在窗台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你知道我第一次单独找他辅导的时候,他说我什么吗?”
“说什么?”
“他说你技术没问题,但你的心是关着的。”程雨桐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那种想起自己糗事的笑。“我当时特别不服气。我说我心没关。他说,那你能当着我的面哭出来吗?我说凭什么哭?他说——因为你连哭都不敢,你的心就是关着的。”宋晚星没说话。程雨桐把水杯重新端起来,喝了一口。“后来我回去练了一个星期,每天都试着哭,对着镜子、对着窗户、对着墙。然后我发现自己不是不会哭,是不敢在别人面前哭。”
“后来呢?”
“后来我在他面前哭了,哭得很丑,鼻涕眼泪一起流。”程雨桐说,“他说,对了。你的心开了。”
晚上回到招待所,宋晚星没去吃饭,坐在床上盯着墙上剥落的墙皮发呆。陆霆骁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份炒饼。
“吃。”
她把炒饼接过去,没动筷子。
“怎么了?”陆霆骁问。
“没什么。”
陆霆骁看了她一眼,没再问,转身出去了。
宋晚星把炒饼放在床头柜上,摸到笔记本,翻开。沈老师说我没有情感。程雨桐说她后来哭出来了。但她不能哭,至少不能在沈老师面前哭。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不能——她一旦哭出来,那些前世的东西就会像决堤一样涌出来,拦都拦不住。
她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
不是没情感。是不能让人看见情感。
合上本子,她端起炒饼,一口一口地吃。炒饼凉了,蒜味没那么冲了,豆芽也蔫了。吃完了,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把刀。
窗外的天,黑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