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春草木深》鱼日生LucienZephyr

3、郑州 偏偏我

　　偏偏我好不容易偷闲的周末，豆腐坊的驴病了。

　　那头驴我见过，灰毛，一只眼白内障，总拴在屋后嚼豆秸。建华正蹲在驴旁边，给它灌药汤，但是驴犟，总甩头把药汁溅建华一脸。

　　“没驴这磨人推不动，得去城外借人家那个磨使使。”他抹了把脸，

　　“豆子泡上了，天热放不住，不磨就馊。”

　　装豆子的箱子不大，架在独轮车上，用麻绳固定。木车轮的辐条缺了几根，但好在也稳当，他吱呀吱呀的推着车试着走了两圈。

　　“得有人帮着扶着。”他说。

　　我点头。

　　出城的路是土路，出一道一道深车辙。独轮车不比二轮儿，不好推，得一直用劲儿。建华脖子上青筋凸起来，汗把蓝布衫湿透，贴在背上，显出脊梁骨的形状。我跟在旁边，手扶着磨盘。石磨凉，太阳晒了一路，才慢慢温起来。我们一路走一路看，护城河早干了，河床裂着口子，柳树还绿，枝条耷拉着。我们把车停在树荫下，他卸下箱子。

　　“歇会儿。”他说，从车上取下竹筒喝水，水从嘴角漏出来，顺着脖子流。

　　“我也喝。”这水是井里打的，有股子特别的甘味。

　　打眼看去，远处有个小孩在放羊，越走离我们越近，鞭子甩得啪啪响，羊群白花花一片，慢慢移动。

　　“你人还怪好嘞。”他说。

　　我说没，只是咱俩算是关系好。

　　他笑了：“城里人爱干活儿？”

　　我着羊群，没有接话茬。

　　“咩咩——回来！日头落西沟沿咧——白啃人家豆苗！你几个龟孙往东岗上走——嘚儿——驾！收坡回家喝汤喽——”放洋娃娃吆喝着。

　　我们继续赶路，到了地方，开始磨豆子，他招呼着磨，我帮忙添豆子。豆子黄澄澄的，从磨眼下去，变成白浆流出来。磨声嗡嗡，和豆腐坊里一样，但掺了风声、吵叫声，还有远处拖拉机突突的声音。

　　他又哼起戏来。这次是《白蛇传》：“西湖山水还依旧……”
　　唱着突然停了，挠头看我：“下句是啥？”

　　我想了想：“不知道。”

　　“俺娘教过的。”他皱眉，“憔悴难对满眼秋……”又哼一遍，还是接不上。

　　之前遇到的娃娃和羊群也走来了。领头的是只黑头羊，弯弯角，头是黑的但其他地方都是白的。放羊的小孩看着我们，眼睛圆溜溜的。

　　“磨豆腐的？”小孩问。

　　建华点头：“来点？”

　　小孩摇头，甩鞭子赶羊走了。羊蹄扬起土，扑我们一脸。

　　继续推磨。磨完一半豆子左右时他说：“后天俺要去郑州。”
　　我手里勺子停了下。

　　“比赛。”他说，“少儿豫剧大赛，县剧团老师推荐的。”

　　豆子从勺沿滑下去，掉进磨眼。磨声闷了一下，又恢复。

　　“比赢了能去省台唱。”他声音轻了点，推磨的节奏没变，“你……你来听不？”

　　我盯着磨缝里流出的浆：“郑州老远。”

　　“坐大票车，三个钟头。”他说，“剧场在二七广场旁边。”

　　我没说话。磨盘转着，一圈，又一圈。

　　“票俺有。”他从裤兜掏出皱巴巴的票，“老师给的。”

　　票是红纸印的，字被汗浸的有了点模糊。我接过来，上面印着“河南省少儿戏曲大赛”，日期是七月二十八日。

　　“二十八号。”我说。

　　“嗯。”他继续推磨，“下午两点开演。”

　　“行，我去吧。”我说着把票塞进裤兜。

　　浆拉着不放便，就在那儿用人家的东西直接做成了豆腐。回程时太阳偏西了，独轮车子吱呀得更响。他慢慢的推，我在旁边扶着框子。

　　影子拉长了，他的头和我的头碰到一起，又慢慢叠在一起，在地上黑乎乎一团。

　　快到了，他忽然说：“你要是不来，票就废了。”

　　我说来，肯定来。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到家天快黑了。母亲在厨房炒菜，油烟从窗口飘出来。

　　“这么晚。”她说。

　　我没吭声径直回屋，把票从裤兜拿出来，汗浸湿了点，边角有些软了，我把它压平夹在桌布底下。

　　又是一个睡不着的晚上。热不说，蚊子还嗡嗡叫。我起来我马马虎虎地冲完个澡躺回床上，没意思地盯着房梁看，梁上有个蜘蛛网，蜘蛛趴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想象郑州的剧场。该有多大？灯光多亮？其实郑州剧场我去过，我实在想的是他，是他抹上胭脂画上眉，穿上戏服，是什么样？又想起他说“比赢了能去省台唱”。省台的电视我看过，在郑州姥姥家。十四寸黑白，雪花点多，那时候放的就是别人唱戏的。

　　第二天我又去豆腐坊。建华在压豆腐。

　　“建华。”

　　“你来了”

　　“给。”他递过来一张油印纸，是节目单。他的名字在第七个，节目是《花木兰》选段。

　　“唱花木兰？”

　　“对，俺就唱这个。”

　　“唱哪一段？”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那段。”他说，“练了老长时间了。”

　　我从他手上接过节目单。

　　“你能坐前面不？”他问，“第十排中间，俺看得见。”

　　我说能。

　　他笑了，又去压豆腐，我在一旁静静的看着。

　　二十八号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母亲给我煮了鸡蛋，装在网兜里。父亲给了我几块钱：“路上买水喝。”

　　大巴站在城东，去郑州的是一辆掉了漆的斑驳蓝色车，我来时建华已经到了，我俩并排靠窗坐着。他穿着新衣服，蓝的确良衬衫，领子硬邦邦地竖着。

　　车里人不少，看样子大多是去郑州走亲戚的，带着鸡鸭，笼子塞在座位下。鸡叫，鸭叫，混着人说话声。

　　车开了。建华不说话，看着窗外田野往后退，麦子割完了，地里留着茬子。偶尔有坟，有的坟头插着白纸幡，随着风在飘着抖。
　　他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着。

　　“紧张？”我问。

　　他摇头，又点头：“有点儿。”

　　车过黄河桥，我俩坐直了看。一整片浊黄的光在远处天底下摊着，分不清是水汽还是水。接着那黄就活了，慢慢蠕，像一匹晒软了的、巨宽无比的黄绸，皱褶里沉着太阳的金斑。

　　近了才看清那不是绸——稠得很，稠得快要淤住。浪是看不出的，只有一涡接一涡的浑漩，慢吞吞转着，把七月的天光搅成糊塌塌的姜汤。河心有条拖船，它之于黄河就像尘埃之于宇宙。

　　黄河桥很长。两岸的滩地粗野地袒着，被太阳晒出泛白的碱花。有地方裂成龟背似的纹，裂缝里钻出倔强的苇子，一丛丛杵在黄水边，叶梢都蒙着细细的黄土。

　　对岸堤坝上有个扛锹的人影，小成逗点。他突然站住，朝河里啐了一口——那口唾沫太远，落没落下根本看不见，只觉得整条河都闷哼了一声。

　　就在这时候，车钻进对岸的杨树林了。最后一眼回望，黄河在桥墩间一节节断开，依然不紧不慢地向东淌，淌进那片白茫茫的、颤动的暑气里去了。

　　“真宽。”他说。

　　“嗯。”
　　进郑州时快中午了。楼房高起来，路宽起来。自行车流像河，铃声响成一片。建华脸贴着玻璃，不说话。

　　剧场果然在二七塔旁边。红墙，尖顶，窗户高。门口有人排队，小孩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脸上抹着红。

　　建华跳下车：“俺得去后台了。”

　　他跑了几步，又回头：“你记得，第十排中间。”

　　我点头。

　　他消失在门里。我捏着票排队进场。检票员撕了副券，指指里面：“往里走。”

　　座位是会吱呀吱呀响的翻板椅。我数到第十排，找到中间位置。前面已经坐了不少人，有家长在给孩子补妆。灯光暗了又亮，幕布拉开。报幕员出来，穿红裙子，说话带郑州口音。

　　第一个节目是《朝阳沟》，小孩唱得嫩，但调子准。掌声稀稀拉拉。我盯着舞台侧面看。幕布缝里偶尔有人影闪过，看不清是不是他。……第六个节目是《穆桂英挂帅》。扮穆桂英的女孩个子高，唱得响亮，得了不少掌声。然后是第七个。

　　报幕员念：“下一个节目，《花木兰》选段，表演者，陈建华。”

　　掌声响起。幕布又合上，再拉开时，他已经站在台上。灯光明晃晃地照着他。红脸蛋，黑眉毛，头上插着翎子。戏服是红的，绣着金线，亮闪闪的。他摆个架势，开唱：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嗓子亮，像擦亮的铜器。台下静了一下，然后掌声响起来。他边唱边做动作，枪花一挽，红缨抖开。台下有人叫好。我盯着他看。他眼睛画得大，目光扫过观众席时，在我们这儿停了停。我不知道他看没看见我，但我举了举手。

　　他嘴角好像动了下，又好像没有。

　　唱完最后一句，他收势，抱拳。掌声更响了，像夏天的雨，哗哗的。他鞠躬，幕布合上。我坐着没动。手心出汗粘在裤子上。后面的节目我不记得了。脑子里只有他刚才的样子，在灯光下，红彤彤的，好看，顶好看。

　　比赛结束，宣布名次。三等奖念了五个，没有他。二等奖三个，没有他。一等奖一个，唱的《花木兰》，是个穿粉色裙子的女孩。台下有不少但也不大声的嘘声。建华从后台出来时，已经换了衣服，脸上胭脂没擦净。他走到我旁边坐下，不说话。

　　“唱得好。”我说。

　　他嗯了一声。

　　散场了，人们往外走。有个秃顶的男人过来，拍拍建华肩膀：“小孩，嗓子不错，可惜了。”
　　建华低着头。

　　出门时天阴了要下雨。我们没坐车，沿着路走。路过一家小店，他停下来，看橱窗里的电视。电视里在放猫追老鼠的动画片。

　　“俺娘说，省台可大了。”他突然说，“有十个县剧院大。”
　　我说嗯。

　　雨点落下来，砸在地上，一个圆点一个圆点。我们躲到屋檐下。雨大了，顺着瓦檐流下来，像帘子一样。

　　“回吧。”他说。

　　大巴车上他着靠窗睡觉。头一点一点地撞在玻璃上。我把他脑袋拨过来，靠在我肩上。他动了动，没醒继续睡。车过黄河桥时，雨停了。夕阳出来，照得河水金红金红的。他忽然开口，没睁眼：“本来赢了能去省台……”声音轻，像说梦话。

　　我没接话。窗外黄河水向东流，桥栏一根根闪过，影子投在车里，一道明一道暗。

　　他呼吸均匀了，真睡着了。衬衫领子蹭着我脖子，硬硬的，有点扎。我坐直让他靠得舒服点。

　　天完全黑透时，车到站。他醒了揉揉眼，看我肩膀：“湿了。”
　　“没事。”

　　下车了，县城路灯有些暗，几只蛾子围着灯罩飞。我们往城墙路走。路上没人，脚步声啪嗒啪嗒响。到豆腐坊门口，屋子里头灯黑着，老陈师傅应该睡了。

　　“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

　　我往家走。回头时，他还站在门口，影子投在地上，细长一条。
　　到家母亲问：“比得咋样？”

　　“没赢。”我说，“但唱的好，顶顶好！最最好！”我又补充到。

　　“可惜了。”她说，说罢继续纳鞋底。

　　我回了屋，从课本里拿出那张节目单。油渍晕开了些，他名字更模糊了。躺下后耳朵里还是他唱戏的声音，亮亮的，在黑暗里响。窗外的蛾子撞着玻璃，噗，噗，一声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