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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日 为什么?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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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白天来了很多人。
我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一样,坐在角落里,来一个人就站起来,握手,点头,说“谢谢”。有些人认识我,有些人不认识,但都用一个统一的标签称呼我——“沈新辞的朋友”。
朋友。
这两个字在这一天被翻来覆去地使用,像一个被磨损的齿轮,每一次咬合都发出刺耳的声响。我听着,笑着,应对着,心里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谁会来给我守灵?谁会在我灵前坐一整夜?谁会在我的照片面前喝一罐不冰的啤酒?
大概没有人。
不是因为我没有别的朋友,而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像我喜欢沈新辞一样喜欢我的人。这种喜欢不是可以被替代的,不是“朋友”两个字能够概括的。它更重,更深,更疼,更像是一种病。而我的病,到死都不会好了。
下午的时候,沈新辞的表妹来了。她叫程小雨,今年大三,是个扎着马尾辫、说话声音很大的女孩。她哭得很厉害,整个人扑在灵柩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只被淋了雨的小猫。她的妈妈——沈新辞的姑姑——在旁边拉她,说“别哭了,哥哥会心疼的”。她就哭得更厉害了。
我走过去,递了一包纸巾给她。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突然说:“你是那个陆星星?”
我说:“是。”
她擦了擦眼泪,吸了吸鼻子,说:“我哥经常提起你。”
又是这句话。
“他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程小雨抽噎着说,“他还说你打游戏特别菜,每次带你打都得先深呼吸做好心理准备。”
我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笑了。确实,我的游戏打得不好,每次跟他打排位都会被对面杀得片甲不留。他一边骂我一边救我,有一次为了掩护我撤退,自己的角色被打死了,他在语音里吼了一句“陆星星我他妈真想掐死你”,但下一秒又补了一句“算了你躲好,别出来送死”。那时候我觉得,就算他骂我一万句,只要最后那句“算了”还在,我就什么都不怕。
“他还说什么了?”我问。
程小雨想了想,说:“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人。原话是,‘陆星星那家伙啊,看着冷冰冰的,其实心软得要命’。”
我别过脸去,假装在看别处。
心软的要命。是啊,我对所有人都心软,唯独对自己心狠。我把所有的心软都给了别人,把所有的狠都留给自己,然后骗自己说这样就好,只要他好就好。
但他现在不好了。
他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跟任何人说起我了。
那天晚上,李浩然又来了。他这次没带啤酒,带了两杯咖啡。我接过一杯喝了一口,苦得皱眉。李浩然在旁边坐下,看了我一眼,说:“你今天看起来更憔悴了。”
“有吗?”我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了粗糙的胡茬。我已经两天没刮胡子了,也没怎么吃东西,胃里空空的,但不觉得饿。
“你没吃饭吧?”李浩然问。
“不饿。”
“不饿也得吃。”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包着的三明治,塞到我手里,“吃了。你不吃东西要是倒下了,谁给他守灵?”
我想说还有他爸妈,但这话太残忍了,我没说出口。我咬了一口三明治,面包是干的,里面的火腿片和芝士片吃起来像嚼蜡。我机械地嚼着,咽下去,再咬一口。
“陆星星,”李浩然叫我名字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像是在斟酌什么,每个字都咬得很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别多想。”
“什么问题?”
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沈新辞?”
我的咀嚼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什么意思?”我说,声音听起来比我预想的要平静得多。
“就是字面意思。”李浩然没有看我,盯着灵柩里沈新辞的脸,语气很随意,随意到像是只是在聊今天天气不错,“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的关系不太一样。不是说不好,就是……不太一样。”
我放下三明治,拍了拍手上的面包屑。咖啡还烫着,我捧在手里,让热量从掌心慢慢渗透进去。
“你想多了。”我说。
李浩然没有追问。他只是“嗯”了一声,然后喝他的咖啡。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他突然又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沈新辞以前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转头看他。
“他问我,‘你觉得陆星星会不会喜欢我’。”
咖啡杯在我手里晃了一下,洒出来一点,烫到了虎口。我没动,就那么让咖啡渍在手背上慢慢晕开。
“他什么时候问的?”我问,声音有点哑。
“大三那年冬天。有一次我们喝酒,他喝多了,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以为他开玩笑,就没当回事。但他后来又问了两次,每次都是喝多了的时候。”李浩然顿了顿,“最后一次是去年,他过生日那天。他喝了很多,拉着我的手说,‘浩然,我觉得我好像喜欢陆星星,但他应该是直男,我不敢说。’”
李浩然转过头来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他说,‘我怕说了,连兄弟都没得做了。’”
灵堂里的空调突然发出一声异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扇叶里。那声音尖锐而短暂,像一声被掐断的叹息。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只剩下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和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
我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一种迟到了太久的、铺天盖地的、几乎要把我整个人吞没的情绪。那里面有震惊,有悲伤,有愤怒,有懊悔,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近乎荒谬的黑色幽默。
他喜欢我。
他也喜欢我。
我们两个人,互相喜欢了那么多年,谁都不敢说。他以为我是直男,我以为他是直男。他用他的方式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兄弟”的界限,我用我的方式假装一切都不存在。我们在彼此的喜欢里各自孤独了六年,像两条平行的河流,明明流向同一片海,却从未交汇。
而现在,他已经躺在了那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那声音不像是我的,又低又哑,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
李浩然的表情很痛苦,像是做错了什么天大的事。他说:“我以为你们只是……我以为我多想了。而且这种事,我怎么开口?我总不能跑过去跟你说,‘喂,沈新辞好像喜欢你’,万一你不喜欢他,你们的关系不就完了吗?”
他说得对。换作是我,我也不会说。这种事就是这样,太脆弱了,像一颗悬在空中的水珠,任何一点外力都会让它碎裂。所以每个人都选择了沉默,每个人都以为沉默是最好的保护,每个人都在沉默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我把咖啡杯放在地上,站起来,走到灵柩旁边。
灯光下,沈新辞的脸安详得像一幅画。他的眉毛很浓,眉骨很高,睫毛很长——我以前跟他说过你睫毛真长,他翻了个白眼说“你能不能别老说这些恶心的话”,然后我就再也没说过。他的鼻梁很直,嘴唇的形状很好看,下巴的线条干净利落。他长得真好看,从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这么觉得。但那时候我以为这只是审美上的欣赏,后来才知道,有些人的好看是会长进心里的,拔都拔不出来。
我伸出手,悬在他脸颊上方。
这次我没有收回来。
我的指尖碰到了他的皮肤。冰凉的,硬的,像一块被冻了很久的石头。那不是皮肤该有的触感,不是活着的人该有的温度。但我的手没有缩回来,我摸了他的眉毛,他的鼻梁,他的嘴唇。动作很轻很轻,像是怕惊醒他。
“你骗我。”我说。
声音在空荡荡的灵堂里回响了一下就消散了。
“你说过你是直男。”我说,“你他妈骗了我六年。”
李浩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灵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一具冰冷的尸体,和一段再也没有意义的真相。
我在灵柩旁边坐下来,这次没有坐折叠椅,而是直接坐在了地上。瓷砖地面冰凉冰凉的,寒气透过裤子渗进皮肤里,但我感觉不到。我感觉到的只有胸腔里那个位置,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的,涨涨的,随时都会裂开。
“沈新辞,”我说,“你他妈是个混蛋。”
然后我哭了。
那根绷了四十八个小时的弦,终于断了。眼泪不是流出来的,是砸下来的,一颗一颗砸在地上,砸在我的手背上,砸在灵柩冰冷的边缘上。我没有出声,但眼泪止不住,像是身体里有一个关不上的水龙头。我哭了很久,久到眼睛开始发疼,久到鼻腔完全堵住只能张嘴呼吸,久到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湿漉漉的光。
我哭的不是他的死。
或者说,不只是他的死。
我哭的是我们之间那些被浪费的时间。六年,两千一百九十天,五万两千五百六十个小时。在这些时间里,我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坦诚,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戳破那个薄如蝉翼的谎言。但我没有,他也没有。我们把所有的勇气都用在了“不说”上,却吝啬到连一句“我喜欢你”都不敢给彼此。
我哭的是他的胆小和我的胆小。我们都太怕失去了,怕到连拥有的可能性都不敢去触碰。我们选择了一种最安全的方式——做兄弟。做一辈子的兄弟。兄弟不会分手,兄弟不会吵架,兄弟永远不会离开。但我们忘了,兄弟也是会死的。兄弟死了,你连哭的资格都只能以“朋友”的名义。
我哭的是那些本可以发生但没有发生的瞬间。本可以牵的手,本可以吻的唇,本可以一起醒来的清晨,本可以一起变老的黄昏。这些瞬间从来没有存在过,但它们却真实地死去了,死在了我们的沉默里,死在了我们的“不敢”里,死得比沈新辞的身体还要彻底。
我趴在灵柩边,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哭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抬起头来,擦了擦脸,深吸了一口气。
“沈新辞,”我说,“李浩然告诉我了。”
我看着他平静的脸,想象他如果还活着,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表情。他会脸红吗?会紧张吗?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用一句“你听谁瞎说的”来糊弄过去?
“你喜欢我,对不对?”我说,“你喜欢了我那么久,都不敢说。你怕连兄弟都没得做。我也是啊,我也怕。我也怕说了以后你会躲着我,会嫌我恶心,会觉得我接近你是别有用心。所以我也没说。”
“你看我们俩多蠢。”
我笑了一下,但那个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大一的时候就喜欢你了,”我说,“你还记得吗?大一刚开学,军训的时候,你站在我旁边。教官让向左转,你转反了,跟我面对面,你冲我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啊同学’。那天下着雨,你穿着军训的迷彩服,雨把你的头发打湿了,贴在额头上。你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两只小月亮。”
“从那以后,我就完了。”
我停下来,吸了吸鼻子,抹了一把脸。眼泪还在流,但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凶猛了,变成了一种安静的、持续的流淌,像一条细细的河。
“后来我们分到一个宿舍,我觉得是老天爷在帮我。但后来我发现,老天爷不是在帮我,是在折磨我。每天跟你住在一起,看着你起床,看着你睡觉,看着你穿着一条裤衩在宿舍里走来走去,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是酷刑。是甜蜜的、温柔的、每一天都在进行的酷刑。”
“你记得那次你发烧吗?大三冬天,你烧到四十度,整个人烧得像一块炭。我背你去的校医院,你在路上迷迷糊糊地说了句‘陆星星你对我真好’。我差点就说了。我真的差点就说了。但你说完那句话就睡着了,我背着你在雪地里走,脚底下咯吱咯吱响,我心里想,算了吧,他烧糊涂了,说的不算。”
“后来你好了,我跟你说你发烧的时候说了胡话,你紧张地问我你说了什么,我说你骂了辅导员。你信了,哈哈大笑,说‘骂得好,那老头该骂’。你不知道你差点错过了什么。”
我又笑了一下。这次的笑稍微像样了一点,虽然还带着眼泪和鼻音。
“你毕业的时候跟我说,以后咱们去同一个城市工作吧,这样还能经常一起喝酒。我说好。然后我就真的去了你在的城市,你问我为什么选这里,我说因为这里有家公司给了offer。其实是骗你的。我投了四十七份简历,只投了这一个城市。四十七份,我数过。”
“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我很变态?我也觉得。但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会做一些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靠在灵柩上,后脑勺抵着冰冷的木头。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刺得我眼睛疼,但我懒得闭眼。我看着那盏灯,看着灯管周围一圈一圈的光晕,像在看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白色的梦。
“沈新辞,你知道吗,我后悔了。”
“我最后悔的不是喜欢上你,也不是喜欢了你这么多年没有结果。我最后悔的是没有告诉你。哪怕你拒绝我,哪怕你觉得我恶心,哪怕你从此再也不见我,至少你知道。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曾经认认真真地、掏心掏肺地、用尽了全部力气地喜欢过你。”
“但你不知道。”
“你带着‘陆星星是直男’这个误会走了,我带着‘沈新辞永远不知道我喜欢他’这个遗憾活着。我们谁都不比谁好过。”
灵堂外面起了风。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动了帷幔的一角,白布轻轻飘了一下又落下去,像一声无声的叹息。
我闭上眼,开始从头讲起。
我讲我们第一次一起去吃火锅,他涮的毛肚太老了,嚼都嚼不动,他非说“毛肚就是要老一点才有嚼劲”。我讲我们第一次一起去看电影,他选了一部恐怖片,自己被吓得全程捂着眼睛,还要嘴硬说“我只是觉得太假了不想看”。我讲我们第一次一起去旅行,他在地铁里被人群挤散了,急得到处找我,找到的时候脸都白了,说“你他妈能不能跟紧点”。
我讲他生日那天我送了他一条围巾,是我自己织的,织了整整一个月,织错了很多针,歪歪扭扭的。他收到的时候说“你一个大男人织什么围巾”,但还是戴了整整一个冬天。
我讲他每次喝醉了都会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晚,不管我在哪里。电话接通后他永远只说一句话:“陆星星,你在哪?”我说了地址以后他就挂掉,二十分钟后准会出现在我面前,带着一身酒气和一个傻乎乎的笑。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每次喝醉了都要找我,他说“因为只有你不会嫌弃我”。他不知道的是,我不仅不嫌弃,我还甘之如饴。
我讲他有一次问我,“陆星星,你说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可能只喜欢一个人?”我说“可能吧,但很少”。他说“我觉得我会”。我以为他在说未来的老婆,心里酸了一下,没接话。现在我想起来,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一直在看我。
我讲了很多很多,多到我自己都记不清讲了什么。有些是大事,有些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些他甚至可能已经忘了。但每一件我都记得,像刻在骨头上的字,刮不掉,磨不平。
讲到后来,我的声音越来越哑,越来越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但我停不下来,好像只要我停下来,这个夜晚就会结束,而天一亮,他就会真的变成一具彻底冷透的尸体。
窗外的天开始亮了。不是那种突然的、光芒万丈的亮,而是一种缓慢的、从深蓝到灰白的过渡,像是一幅水墨画被慢慢晕开。殡仪馆外面传来鸟叫声,细细碎碎的,像是在商量什么事情。
我的声音终于停了。
我靠在灵柩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没有力气,没有情绪,什么都没有。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干了,脸上绷得紧紧的,像糊了一层浆糊。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有干涸的咖啡渍,有指甲掐出的月牙形的印子,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上去的一点白色的东西,大概是灵柩上掉下来的漆。
“沈新辞,”我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喜欢你。”
“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一直都喜欢。”
“你现在知道了。”
灵堂的门被人推开了,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他看到我坐在地上,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
“小伙子,你怎么坐地上?地上凉!”他伸手来拉我。
我借着他的力站起来,腿有些发软,膝盖咯吱响了一声。我站定后,对他说了声“谢谢”,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大叔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灵柩里的沈新辞,叹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转身去整理旁边的花圈了。
我站在原地,身体微微晃了一下。
然后世界开始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