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烬之岸》舟邺

2、阿九 沈扶光

　　沈扶光在港城的第一夜，睡得很浅。
　　深水埗的凌晨没有安静的时候。楼下“生记粥品”的卷帘门每隔两小时升降一次，麻将馆的洗牌声像雨点砸在铁皮屋顶，隔壁房间有人在看粤语残片，对白断断续续地渗过墙来，混着她半梦半醒的片段——
　　是谢昭珩的手腕。那道疤。新鲜的，还带着血痂的。
　　她在梦里问谢昭珩：谁伤的？
　　谢昭珩没有回答。只是把袖口放下来，遮住那道疤，像遮住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秘密。
　　然后她醒了。
　　窗外的港城正在亮起来。霓虹灯牌熄灭了大半，雨后的晨光从楼缝里挤进来，把房间切成明暗两半。沈扶光坐起身，被子滑到腰际。她低头，看到自己左手腕上，昨晚被雨水泡软的表带勒出的红痕。
　　她看了很久。
　　然后穿上衬衫，把那道红痕遮进袖口。
　　陈阿九住在楼下。
　　沈扶光出门时，他正蹲在楼道里修一盏台灯。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螺丝刀在他手里抖得厉害，半天对不准那颗螺丝。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眼神还是空的——昨晚那句“阿九”激起的涟漪，已经平了。
　　“陈伯。”
　　他没应。可能已经不记得自己姓陈。
　　沈扶光在他面前蹲下来，伸手帮他扶住那颗螺丝。老人的手稳了一些，螺丝刀终于对准了，一圈一圈地拧进去。台灯亮了。他笑了，把台灯抱进怀里，像抱着一个孩子。
　　“我儿子给我的。”他说。
　　沈扶光看着他：“你儿子叫什么？”
　　老人愣住了。笑容一点点从脸上褪去，像潮水退出沙滩。
　　“我不记得了。”他说。
　　他把台灯放下，站起来，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间。门没关严，沈扶光看到他把那盏台灯放在床头柜上，插上电源，打开，关上，打开，关上。光一闪一闪地漏出来，像某种无人能懂的摩尔斯电码。
　　沈扶光下楼时，手机响了。内地号码。
　　“沈专案，港城廉署的资料发过来了。”苏晓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熬了一整夜的沙哑，“你名单上排第三的那位，谢昭珩。她的档案，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太干净了。”
　　沈扶光站在楼道口。深水埗的早晨，空气里混着海腥味和粥香。“生记”的老板正在掀开蒸笼，白雾涌上来，把整条街都蒙住。
　　“干净到不正常？”
　　“对。她作为谢氏财团的执行总裁，名下没有任何违规记录。连交通罚单都没有。”苏晓顿了一下，“更奇怪的是，三年前那起跨国洗钱案，她的名字出现在初步调查名单上，但正式立案时被拿掉了。拿掉的理由只有四个字。”
　　“什么？”
　　“‘证据不足’。”
　　沈扶光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三年前。她在港城的最后一个月，查的就是那起案子。当时她认为谢氏财团的离岸账户有重大嫌疑，申请扩大调查范围，被驳回。第二天，谢昭珩在廉署的会议室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的报告摔在桌上。
　　“内地来的专员果然不懂规矩，只会添乱。”
　　那是沈扶光第一次看到谢昭珩笑。不是冷笑，是那种——很轻的，很淡的，像在可怜她。
　　“沈专案？”苏晓叫她。
　　“继续查。”沈扶光说，“谢昭珩的档案越干净，越要查。还有，帮我查一个人。”
　　“谁？”
　　“陈阿九。深水埗，老住户。查他的儿子。”
　　她挂掉电话，走进港城的早晨。
　　港城廉署的办公楼在中环。沈扶光到的时候，接待她的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西装笔挺，笑起来眼角堆出三道褶子。
　　“沈专员，久仰。我是王仲衡，你可以叫我王Sir。”
　　沈扶光和他握手。王仲衡的手很软，很热，像刚从温水里捞出来的毛巾。他带她穿过走廊，经过一间间挂着百叶窗的办公室，最后在一扇门前停下来。门牌上写着：跨境联合专案组。
　　“你的办公室。”王仲衡推开门，“条件简陋，多担待。”
　　房间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台电脑，窗外是隔壁大厦的水泥墙。沈扶光走进去，把公文包放在桌上。
　　“谢昭珩的档案，我想调阅。”
　　王仲衡的笑容没变，但眼角的褶子深了一点。
　　“谢主任的档案？沈专员，你这次来港城，要查的不是谢氏财团吗？谢昭珩虽然是谢家的人，但她同时也是廉署的编外顾问。调她的档案，需要署长签字。”
　　“那就请署长签。”
　　“署长这个月不在港城。”
　　“那就等他回来。”
　　王仲衡看着她。沈扶光也看着他。窗外的空调外机嗡嗡作响，把沉默震得发颤。
　　“沈专员，”王仲衡终于开口，声音还是温的，“三年前你离开港城的时候，我送过你。你还记得吗？”
　　沈扶光没说话。
　　“那天你站在机场安检口，回头看了一眼。我当时想，这个女孩子还会回来的。”王仲衡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但我没想到，你回来第一件事，还是查谢昭珩。”
　　“王Sir想说什么？”
　　“我想说——”王仲衡走到门口，回头，笑容终于淡了，“三年前那场当众羞辱，我以为你忘了。”
　　门关上了。
　　沈扶光站在桌前，窗外空调外机的水滴落下去，一滴一滴，像某种慢放的计时器。她低头，打开公文包。协查函还在，封蜡上的裂痕还在。她抽出里面的文件，一页一页翻过去——调阅权限、涉案账户、初步怀疑对象。
　　谢昭珩的名字，排在第三。
　　不是第一。
　　她把文件合上。窗外，港城的上空正在积云，又要下雨了。
　　谢昭珩这一夜也没睡。
　　她站在半山别墅的露台上，看着港城从夜色里醒过来。维港的晨雾散尽之后，中环的玻璃幕墙开始反光，把整座城市照得像一座巨大的、正在燃烧的镜厅。她手里的烟燃到尽头，烫了一下指尖。
　　痛。但很轻。像隔着一层什么。
　　阿扬上来的时候，她正在处理手腕上的纱布。昨晚那道疤结了痂，和新换的药粘在一起，撕开的时候带下一小片皮肉。谢昭珩没出声，只是手指顿了一下。
　　“谢生，王仲衡那边来消息了。沈扶光今天到廉署，第一件事就是调你的档案。”
　　谢昭珩把纱布缠回去，一圈一圈。
　　“王仲衡怎么说？”
　　“按你交代的，挡了。但她不会罢休。”
　　“她当然不会。”谢昭珩的声音很淡，“让她查。档案给她。”
　　阿扬愣了一下：“谢生？”
　　“她查不到东西，就会去查别的地方。谢万山的账，不在廉署的档案里。”谢昭珩把袖口放下来，遮住纱布，“她查得越深，离谢万山越近。离谢万山越近，越需要我。”
　　阿扬沉默了一会儿：“谢生，你在给她铺路。”
　　谢昭珩没回答。她看着窗外的港城，晨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从露台一直延伸到客厅的阴影里。她左手腕上，纱布下的伤疤正在愈合。但每一次换药，她都会刻意撕开一点。不是自虐。是确认。
　　确认自己还能感觉到痛。
　　“陈阿九那边，派人了吗？”
　　“派了。生记粥品换了我们的人。老人吃的每一碗粥，都是我们端上去的。”
　　“他吃的多吗？”
　　“不多。半碗就放下，剩下的都倒给窗台上的野猫。”
　　谢昭珩没再问了。她记得陈阿九。1987年大火那夜，他是谢家码头的搬运工，亲眼看着谢昭珩的父亲走进起火的一号码头仓库，再也没出来。那年陈阿九三十五岁，身体结实，能在暴雨里扛起两袋水泥。现在他六十七了，什么都不记得，却还记得每天晚上打开那盏台灯。
　　他儿子给他买的台灯。
　　他儿子叫陈永昌。1987年大火之后第三天，在码头卸货时“失足落水”，连尸体都没找到。
　　谢昭珩把烟掐灭。
　　“阿扬，让生记的人，每天多给他加一勺肉。他不吃，就煮烂一点，和粥混在一起。”
　　“是。”
　　“还有。查一下陈永昌的卷宗。当年落水的地点、目击证人、打捞记录。每一页。”
　　阿扬记下来，又问：“查到什么程度？”
　　“查到底。”
　　谢昭珩转身走进客厅。光从落地窗涌进来，把她整个人吞进去。她的声音从光里传出来，淡得像烟。
　　“他儿子怎么死的，我要知道。”
　　港城又开始下雨了。
　　沈扶光回到深水埗时，天已经黑透。霓虹灯牌重新亮起来，“生记粥品”的蒸笼白雾涌到街上，和陈阿九楼道里那盏台灯的光混在一起。她上了楼，在陈阿九的门口站了一会儿。门缝里，那盏台灯还亮着。老人坐在床边，对着灯光发呆。他的嘴唇在动，像在反复念叨一个名字。
　　沈扶光听不清。
　　她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手机响了。苏晓。
　　“沈专案，查到了。陈阿九的儿子叫陈永昌，1987年3月在港城码头落水身亡。案卷上的结论是意外。但有一个细节。”
　　“什么？”
　　“陈永昌落水的地点，是谢氏财团的一号码头。1987年3月14日，正是谢家大火的第三天。”
　　沈扶光握着手机，看着窗外。雨砸在霓虹灯牌上，把彩色灯光溅成碎片。
　　“还有，”苏晓的声音压低了，“谢昭珩的父亲，谢远澜，死于1987年3月11日。死因是——一号码头仓库火灾。”
　　1987年3月11日。谢远澜死于大火。
　　三天后。陈永昌落水，结论是意外。
　　三十多年后。陈阿九什么都不记得了，却每天晚上打开儿子买的台灯。
　　沈扶光挂掉电话。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雨雾中“生记粥品”的招牌。蒸笼还在冒着白雾，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站在摊前，看似在等粥，视线却一直对着这栋楼的入口。
　　沈扶光认出了那件夹克。
　　昨晚，宾利车里，阿扬穿的就是这件。
　　她把窗帘拉上。
　　手机又响了。这次不是电话，是一条短信。陌生号码。
　　“陈阿九的粥里，今天的肉比昨天多了一勺。”
　　沈扶光看着这条短信，没有回复。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她握着手机，掌心慢慢收紧。那条短信安静地躺在屏幕上，像一道还没结痂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