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地下圈的传奇老人》苏末希

21、亲爹的相好像她

　　那天晚上，崔某喝多了。

　　不是在家喝的，是在外面，一个路边摊。塑料凳子，折叠桌，桌面上铺着一层一次性桌布，印着某品牌啤酒的广告，蓝底白字。桌布被菜汤浸透了，油花花的，苍蝇在上面走，走得很慢，像在散步。崔某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瓶白酒。白酒已经喝了大半，瓶子歪着，像一个人站不稳了。他的脸红得发紫，眼睛眯着，眯成了一条缝。缝里透出来的光是浊的，像河底的水，翻起来带着泥沙。

　　周岩坐在他对面。不是他想来的，是崔某叫他来的。电话里说，好久不见了，出来坐坐。他去了。他想知道，这个把自己的亲妈杀了的人，坐在这里，喝酒，吃花生米，跟他聊天，脸上是什么表情。他想看那张脸。看了，记住了，以后在梦里就不会认错。他去了。他坐在对面，看着那张脸。脸是圆的，肉往下坠，坠出一个双下巴。双下巴在抖，不是害怕，是酒喝多了，肉自己在那儿抖。像一个装了太多水的塑料袋，提起来，水往下坠，塑料袋变形了。

　　崔某又喝了一口。酒从杯子里倒进嘴里，嘴张着，能看见里面的舌头，舌头上沾着花生米的碎屑。他咽了，喉咙动了一下，像一只青蛙吞了一只虫子。然后他说话了，声音是黏的，像嗓子眼糊了一层胶水。

　　“我跟你说个事儿，”崔某把杯子放下，用手指敲着桌面，“你知道我那个相好吧？就是那个，那个不花我钱的那个。”

　　周岩没说话。他不知道。他不想知道。但崔某要说了。喝了酒的人，嘴是关不住的，像一扇没锁的门，风一吹就开了。门开了，里面的东西就露出来了。

　　“我跟她好了三年了。三年，你知道她花了我多少钱吗？不到两千块。”崔某伸出一根手指，竖在眼前，晃了晃，“两千块，三年。你算算，一天合多少钱？不到两块钱。两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都不够。可她就是这么个人。你给她钱，她不花。你给她买衣服，她不穿。你带她去吃饭，她不去。她自己去吃别人剩下的。”

　　他的手放下来，手指还在抖。不是抖，是酒在抖。酒在他的血管里跑，跑得他全身都在抖。他又喝了一口，咽了，接着说。

　　“美食城，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大商场顶楼，好多家卖吃的，中间摆桌子那种。她每天去那儿，转，转好几圈，看见哪桌人走了，桌上还剩东西，她就过去坐下，吃。吃别人剩下的。米饭，面条，饺子，包子，什么都吃。别人咬了一半的，她也吃。别人的筷子碰过的，她也吃。她不嫌脏。她就和天底下最穷的人一样。可她不是，她有钱。我不给她钱吗？我给她了。她不要。她把钱存着，存了好几张卡。我问她，你存钱干什么？她说，存着。存着干什么？她不说。她就是存着。存着不看，不花，不数。她就知道钱在那里。在那里就行。在那里就是她的。”

　　周岩低下头，看着桌上的花生米。花生米是红的，皮上沾着盐。他拿起一颗，放进嘴里，嚼了一下。咸的。咸是盐，盐是他认识的味道。他在地下室吃了那么多泡面，泡面里有盐。盐是他的老朋友。老朋友在跟他说话。说什么？说——这个人是你爸。他杀了你妈。他在这里跟你谈他的相好。你听着。你坐在他对面，吃他的花生米，喝他的酒。你不是来报仇的，你是来听故事的。你是一个听他讲他的相好有多抠门的人。你是他的儿子。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你的血和他的血是一样的。你的手和他的手是一样的。你的嘴和他的嘴是一样的。你坐在他对面，你和他长得很像。像到别人看见了，会说，这是父子俩。这就是父子俩。杀人犯的儿子坐在杀人犯对面，听他讲他养的女人。这就是那个晚上的一切。

　　“还有更奇怪的，”崔某又倒了一杯酒，没喝，端在手里，看着杯子里的酒，“她不做头等舱。我跟她说，你出门坐飞机，买头等舱，舒服。她说不要。我说我出钱。她说不要。她坐经济舱，最后一排，靠窗户。她说那里可以看到机翼。机翼有什么好看的？我不知道。她就看，看一路。飞机起飞的时候，机翼在抖，她也跟着抖。飞机落地了，她不抖了。我问她，你就不怕死？她说，死就死了。死了就不用吃饭了。她这人，一辈子好像就惦记着一件事——吃饭。不是吃好的，是吃。有的吃就行。吃什么无所谓。别人吃剩下的，也行。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

　　周岩拿起第二颗花生米。花生米在手指间转了一下，他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他没有吃。他没有胃口。他坐在那里，听崔某说他相好的事。说着说着，他的脑子里开始出现一个人。不是崔某的相好，是他的“老婆”。是那个在墙根底下跟他一起看蚂蚁搬家的人，是那个扎着辫子、辫子散了、一边高一边低的女孩，是那个蹲在他面前、两只手撑着下巴、眼睛圆圆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玻璃珠的人。她从来不叫他的名字。不叫他“崔钰”，不叫他“周岩”，叫他“喂”，叫他“哎”。有一天他不知道是鼓起勇气还是闲的无聊问她，你叫什么？她说，叫老婆。他说，我问你名字。她说，名字就是老婆。老婆不是名字。老婆是称呼。称呼就是她是他的人。她是他的老婆。他们之间没有名字，只有关系。关系就是她在那里，他在这里。她叫他，他就应。他不叫她，她也在那里。在他脑子里，在他眼睛前面，在他每一次闭上眼睛的时候。她站在那里，在墙根底下，在看蚂蚁搬家。蚂蚁排成一条线，黑黑的，细细的，从墙缝里爬出来，爬过一块砖，爬过一片叶子，爬进另一个墙缝里。她用手指着蚂蚁说：“它们搬家了。”他听见了，但没有回答。他在看她。看她的侧脸，看她的耳朵，看她的头发。头发是黑的，黑的发亮，亮得像她眼睛里的光。光是他认识的东西。他在拳台上见过，在对手的眼睛里，在裁判的手势里，在金腰带的反光里。但那些光不是她的光。她的光是软的，不刺眼，像冬天的太阳，晒在脸上，不烫，但暖。她不是一个抠门的人，她是一个不爱花钱的人。不爱花钱和抠门不一样。抠门是舍不得，不爱花钱是不在乎。她不在乎钱，不在乎穿什么，不在乎吃什么，不在乎坐在飞机的哪一排。她在乎他。他在乎她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在听崔某说话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她。她站那里，在墙根底下，在看蚂蚁搬家。她没有变，他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听杀人犯讲故事的人。她还在看蚂蚁，蚂蚁还在搬家。

　　崔某说了一大堆，累了，靠在椅背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星星很少，只有几颗，暗的，像快要灭了的灯。他说了一句：“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我当初怎么会看上她。她跟我不是一类人。我是喜欢花钱的人，她不是。我是喜欢热闹的人，她不是。我是喜欢头等舱的人，她不是。她跟我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养不熟。我养了她三年，她没熟。她还是那个生瓜蛋子。生瓜蛋子不能吃，吃了拉肚子。我不吃她了。我找别人了。别人跟她不一样。别人花我的钱，别人笑，她也不笑。别人跟她说话，她也不说话。我也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想的。”

　　周岩听见了，他的手指动了一下。不是自己想动的，是指甲盖下面的那根神经自己跳了一下。跳了一下就是疼了一下，不疼，但痒。痒是他认识的感觉。在地下室里，有时候他看着墙，墙上的水渍像一张脸，像她的脸。他盯着那张脸看，看久了，眼睛痒。痒了就要揉，揉了就红了，红了就像哭过。他没有哭。他只是在一次一次的揉眼睛。她是他没有哭出来的那些眼泪。变咸了，也变咸了，咸是他的味道，也是她的味道。他们都是咸的。

　　崔某又喝了一口酒。这次喝得猛了，呛着了，咳了几下，咳得脸更红了，红得发紫，紫得像猪肝。猪肝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卤过的，切薄片，蘸醋。醋是酸的，酸是他不认识的味道。他只认识咸，只认识地下室的咸，只认识泡面的咸，只认识眼泪的咸。他不认识酸。酸是她认识的味道。她吃别人剩下的东西，醋溜白菜，糖醋排骨，酸辣土豆丝。她不怕酸，酸开胃，胃开了就能吃更多。她吃很多，但胖不起来。她是那种吃多少都不会胖的人，吃进去的东西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去了她存钱的那些卡里。卡里的钱不会胖，只会多。多了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她需要的东西。她需要安全感，需要有人在她旁边，需要有一个名字可以叫。她没有名字，她叫他“老婆”。老婆不是名字，但他说可以。可以就是答应了，答应了就是她的了。他是她的，她也是他的。

　　周岩站起来的时候，凳子往后倒了一下，没倒，晃了两下，稳住了。他看着崔某，崔某已经趴在桌上了，脸埋在两个胳膊中间，呼噜声从胳膊缝里挤出来，闷闷的，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猪。猪睡了，他醒了。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张桌子，那瓶酒，那盘花生米，那盘拍黄瓜。黄瓜已经蔫了，水分跑掉了，皮皱巴巴的，像一张老人的脸。老人的脸是崔某的，也是他将来的。他将来也会老，也会趴在桌上，也会打呼噜。他也会喝酒，也会跟人讲他的相好。他没有相好，他有一个老婆。老婆不叫老婆，叫这个名字。他不知道她叫什么，他不问。她也不说。他们之间没有名字，只有默契。默契就是她在那里，他在这里。他在听她说话，她也在等他。等他打拳，等他把那些人一个一个地打倒在地。等他在冠军领奖台上站好，等他举起那条金腰带，等他说——我是冠军。她会听见吗？也许能。她在某个地方，在美食城，在飞机上，在墙根底下，在看蚂蚁搬家。蚂蚁搬了一辈子家，还没有搬完。她等了一辈子，还没有等到。他会不会等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爸也遇到了一个女的给她钱，她不花。不是不花，她是在花该花的钱。该花的钱就是存着，存着就是还在，还在就是还没有丢，没有丢就是她还跟他在。他自己也在，他站在这里，站在这个路边摊的旁边，站在他爸的呼噜声里。他恨他爸，但是现在他看到了一点相同，那就是他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是那个养不熟别人的。他不是一个好儿子，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只配坐在他爸对面听他讲他有多渣的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内疚，但是他也不会改，因为改了就不是自己了。不改，自己也是脏的。脏的人就应该和脏的人在一起。他和他爸是两个人，两个脏人。脏人和脏人坐在一起喝酒，酒也是脏的。脏酒喝多了，也脏，也难受。他难受，但他不说了，他叫了人过来，埋单，走了。走了以后，走到大街上，风吹在他脸上，凉凉的。他抬头看了天，天上没有星星。只有黑。

　　回到出租屋，程川不在。他一个人坐在床边，手放在膝盖上。他看着自己的手，手是大的，手指粗，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灰。灰是他认识的颜色，灰是他的姓。他姓灰，灰是他的名字。他叫灰灰。灰灰坐在灰灰的床上，灰灰的灯照着灰灰的脸。他的脑子里开始了打架，不是拳台上那种，不是拳头和拳头撞。是声音和声音在撞，一个是崔某的声音，一个是她的声音。崔某说，她吃别人剩下的。她说，喂，过来。崔某说，她不花我的钱。她说，叫老婆。崔某说，我跟她不是一类人。她说，你是我的石头。声音撞来撞去，撞到后来，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她变成了崔某的相好，他变成了他爸。他们是同一种人。同一种人就是都是留不住人的，都是养不熟的。都是把别人当宠物养，养着养着觉得不对劲了，就扔了。扔了也不心疼。心疼是假的，假的心疼也是心疼。疼就是疼，不管真假。

　　他躺下来，面朝墙壁。额头抵在水泥上，凉的。他闭上眼睛，在那条线上，他爬到了那扇灰色的门前。门缝里的光还在，他把眼睛贴上去，往里看。她不在那里。他也在别处。在美食城，在飞机上，在墙根底下，在看蚂蚁搬家。蚂蚁在搬家，搬了一辈子，还没有搬完。她就那么看着，看了一辈子，还没有看够。她是那个永远在看蚂蚁搬家的人，他是那个永远在打拳的人。他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做了一辈子，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见一次面，没有叫过对方的名字。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她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离得最远的人，也是最近的人。远到从辉岸到泰国，近到他在她的眼睛里，她在他的额头上，在那些冰冷的墙壁上，在他每一次抵墙的时候。

　　他睁开眼睛，灯还亮着。他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白的像他妈妈的脸。他没见过妈妈的脸，但她应该是白的，白的像纸，像雪，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她死了，死了就是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不存在。她是那个不存在的人。她不存在，所以他也不存在。他是一块从不存在的地方搬来的石头，放在这个存在的世界上，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就是他在哪里都不对。在周家不对，在崔家不对，在拳台上不对，在冠军领奖台上不对，在这个出租屋里也不对。不对就是错了，错了就要改，改不了就忍着，忍不住就哭。他没有哭。他只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想着她，想着那些他见过和没见过的人。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在梦里，他看见了她。她站在墙根底下，在看蚂蚁搬家。蚂蚁排成一条线，黑黑的，细细的，从墙缝里爬出来，爬过一块砖，爬过一片叶子，爬进另一个墙缝里。她用手指着蚂蚁说——“它们搬家了。”他站在那里，没有靠近，没有离开，就那么看着。看着她，看了一辈子。她不知道他在看她。她只看着蚂蚁。

　　因为他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