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日记》小爱同学_

5、本份 一 马建

　　一
　　马建国的小说出版之后，刘蕴玉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本样书。
　　邵小艾每次路过都要拿起来翻一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像是一种仪式。
　　“刘哥，马老师的书卖得怎么样了？”
　　“出版社说第一版印了五千册，卖完了，正在加印。”
　　“五千册！那算畅销书吗？”
　　“不算。畅销书是五十万册起步。”刘蕴玉说，“但五千册已经很好了。一个卖菜的大叔，能卖出五千本书，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邵小艾点了点头，正要说什么，主编推门进来了。
　　“你们两个，别闲聊了。新选题。”主编把一份材料放在刘蕴玉桌上，“还记得上次你们在宝鸡采访的那个公务员吗？就是那个干了二十年从来没出过差错的那个。”
　　“记得。叫张建军，在凤翔区税务局。”刘蕴玉说。
　　“他的故事有点意思。我让人挖了一下，发现他不是没机会升职——是有三次升职的机会，他都拒绝了。”
　　“拒绝了？”邵小艾瞪大了眼睛，“为什么？”
　　“这就是你们要去挖的。”主编说，“一个人干了二十年，业务能力最强，从来没出过差错，但三次拒绝升职。你们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不喜欢当领导？”邵小艾猜测。
　　“可能。”主编说，“也可能意味着别的东西。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第二次去宝鸡，刘蕴玉和邵小艾轻车熟路。他们直接从火车站打车到了凤翔区税务局，一栋不起眼的五层小楼，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了。
　　张建军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十几平方米，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张建军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报表和文件，一个玻璃杯里泡着枸杞茶，旁边放着一副老花镜。
　　他今年四十六岁，中等身材，微胖，头发有点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但他的眼神不一样——很平静，很稳，像是见过很多风浪之后的那种平静。
　　“你们就是省城来的记者？”张建军给他们倒了水，“我看了你们的报道，那篇霸凌的写得好。还有那个卖菜的大叔，我也看了。你们是有良心的记者。”
　　刘蕴玉有点意外。他很少被人当面夸“有良心”。
　　“张科长，我们这次来是想采访您。”刘蕴玉开门见山，“听说您在税务局干了二十年，业务能力很强，但三次拒绝了升职的机会。能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吗？”
　　张建军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想了想，说了一句让两个人都愣住的话：
　　“因为我觉得，做好自己本应该做的事情，比升职更重要。”
　　二
　　张建军是1999年考上公务员的。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学的是财税专业。他被分配到了凤翔区税务局，从办事员做起。
　　“那时候年轻，也想过升职。”张建军说，“刚上班那几年，拼命表现，加班加点，就想让领导看到自己。后来真的被看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局里要提拔一个副科长，名单里有我。”
　　“后来呢？”
　　“后来我没去。”
　　“为什么？”
　　张建军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去当副科长，我就不能在一线做业务了。我喜欢做业务。我喜欢跟数字打交道，喜欢把每一笔税款算得清清楚楚。当了领导，就要管人，就要开会，就要写报告。那些事我不喜欢，也做不好。”
　　“所以您拒绝升职，是因为您喜欢做业务？”
　　“不只是喜欢。”张建军说，“是觉得业务更重要。你知道税务系统里，一个业务熟练的办事员有多重要吗？一个企业报税，数据错了，可能要多交几万块钱；一个政策理解错了，可能让企业少享受几十万的优惠。这些事，不是领导能做的，是基层办事员做的。”
　　他顿了顿，说：“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升了职，反而发挥不了。”
　　邵小艾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她抬起头，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张科长，您不升职，别人会不会觉得您不求上进？”
　　张建军笑了：“肯定有人这么想。我老婆以前也这么想。她说‘你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科员，你同学都当局长了’。我说‘局长有局长的责任，科员有科员的责任。我把我这个科员的责任尽到了，就对得起这份工资了’。”
　　“那后来您老婆理解了吗？”
　　“理解了。”张建军说，“有一次她生病住院，我去照顾她。单位的同事来看她，说‘建军哥是我们单位业务最好的人，没有他搞不定的税案’。她听了之后，回来跟我说‘原来你在单位这么厉害’。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提升职的事了。”
　　三
　　刘蕴玉问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张科长，您说您三次拒绝了升职。第一次是副科长，第二次和第三次呢？”
　　张建军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
　　“第二次是五年前，局里要提拔一个科长。领导找我谈话，说‘老张，你业务能力最强，你来当这个科长，大家服气’。我说‘领导，我不适合’。领导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人，不会搞人际关系，不会喝酒应酬，不会说场面话。我当科长，会把事情搞砸的’。”
　　“领导怎么说？”
　　“领导说‘你太谦虚了’。我说‘我不是谦虚，我是实话实说。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后来领导还是坚持让我当，我就说了一句不太客气的话。”
　　“什么话？”
　　“我说‘领导，您提拔我，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但如果您真的为我好，就让我留在现在的位置上。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每天都很快乐。当了科长，我就不快乐了。您希望一个不快乐的人给您当科长吗？’”
　　刘蕴玉和邵小艾对视了一眼。他们很难想象，一个基层公务员会对领导说出这样的话。
　　“领导生气了吗？”邵小艾小心翼翼地问。
　　“没有。”张建军笑了，“领导是个明白人。他说‘老张，你是咱们单位最特别的人。别人都想往上爬，就你不想。但你也是咱们单位最靠谱的人。行，你不当就不当，我尊重你。’”
　　“那第三次呢？”
　　张建军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
　　“第三次是去年。市局要调一个人去，负责一个重点项目。领导又找我，说‘老张，这次不是当领导，是去做项目。你去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我妈。”张建军的眼眶红了，“我妈八十多了，身体不好，住在养老院里。我每个星期都要去看她。如果调到市局去，我就不能每个星期去看她了。我老婆说‘你妈在养老院有人照顾，你不用担心’。我说‘有人照顾是有人照顾，但我去看她，是我去看她。这不一样’。”
　　他低下头，声音变得很轻：“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作，错过了很多陪父母的时间。现在我爸妈只剩下我妈了，我不想再错过了。”
　　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很安静。窗外有鸟叫声，远处的街道上有汽车喇叭声，但这些声音都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张科长，”刘蕴玉说，“您觉得，为了家庭放弃升职的机会，值得吗？”
　　张建军抬起头，看着他。
　　“刘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成功？”
　　刘蕴玉愣了一下。
　　“很多人觉得成功是升职、加薪、当大官。”张建军说，“但我觉得，成功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踏实。我干了二十年，没有一笔税款算错过，没有一次服务被投诉过。我每个星期去看我妈，她每次看到我都笑。我老婆虽然以前抱怨过，但现在她觉得我挺好的。我儿子说‘爸，你是我的榜样’。”
　　他笑了，那种笑是真正的、从心里长出来的笑。
　　“我觉得我很成功。”
　　四
　　采访结束之后，张建军带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凤翔区的敬老院。
　　他的母亲住在这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坐在轮椅上，正在阳台上晒太阳。看到张建军来了，老太太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伸出手来。
　　“军儿，你来了。”
　　“妈，我来了。”张建军蹲下来，握着老太太的手，“今天带了两个朋友来看你。”
　　老太太看了看刘蕴玉和邵小艾，笑了：“你们是军儿的同事？”
　　“我们是记者。”邵小艾说，“来采访您儿子的。”
　　“采访他？”老太太有点困惑，“他有什么好采访的？他就是个普通干部。”
　　“妈，人家说我是好干部。”张建军笑着说。
　　“好干部？”老太太想了想，点了点头，“他确实是个好干部。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迟到过，从来没请过假。有一年他发烧到四十度，还去上班。我说你不要命了？他说‘妈，今天有个企业要报税，我不去人家办不了’。”
　　老太太说着说着，眼眶红了：“他就是太老实了。别人都升官了，他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我有时候想，是不是我拖累了他……”
　　“妈！”张建军打断了她，“您说什么呢！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我要是为了升官不管您，那我还算人吗？”
　　老太太不说话了，但眼泪掉了下来。
　　张建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轻轻地给老太太擦眼泪。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
　　邵小艾转过身去。这一次，她没有偷偷擦眼泪，而是大大方方地哭了。
　　刘蕴玉没有递纸巾给她。他知道，有些眼泪不需要被擦掉。
　　五
　　从敬老院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张建军请他们在路边的一家面馆吃了碗面。面是手擀的，汤是骨头熬的，上面飘着几片香菜和辣椒油。张建军吃得很快，呼噜呼噜的，像是在赶时间。
　　“张科长，您晚上还有事？”刘蕴玉问。
　　“有。今天要去社区做志愿者。”张建军擦了擦嘴，“我们单位组织了一个志愿服务队，每周三晚上去社区帮老人打扫卫生、修水电、陪聊天。我是队长。”
　　“您不是拒绝当领导吗？怎么当队长了？”
　　张建军笑了：“这个队长不一样。这个队长不升职、不加薪、不坐办公室。这个队长是要干活的。我乐意干。”
　　他们跟着张建军去了社区。那是一个老旧的小区，没有电梯，住的都是老年人。张建军带着几个年轻的同事，挨家挨户地敲门。
　　“李大爷，您家的灯泡换了吗？”
　　“换了换了，小张你上次来帮我换的，好着呢。”
　　“王奶奶，您的高血压药吃完了吗？明天我帮您去药店买。”
　　“吃完了，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小张你真是比亲儿子还亲。”
　　邵小艾跟在后面，看着张建军跟每一个老人说话。他记得每一个老人的名字，记得每一个老人的病，记得每一个老人的孩子在哪里工作。
　　“刘哥，”她小声对刘蕴玉说，“你说张建军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干了二十年，不升职不加薪，还来当志愿者。他图什么？”
　　刘蕴玉想了想，说：“也许他不图什么。有些人做事，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觉得‘本应该这么做’。”
　　“本应该这么做……”
　　“对。本应该把工作做好，本应该孝顺父母，本应该帮助邻居。这些事，不是因为有回报才做，而是因为不做心里就不踏实。”
　　邵小艾看着张建军的背影。他正在帮一个老人搬一袋米，五楼，没有电梯。他扛着米袋，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气喘吁吁的，但脸上是笑着的。
　　“刘哥，”邵小艾说，“我以后也要做一个‘本应该这么做’的人。”
　　“你现在就是。”刘蕴玉说。
　　“真的吗？”
　　“真的。你上次帮赵小芸，你帮马建国，这些事不是你‘必须’做的，但你觉得‘本应该’做。你已经在做了。”
　　邵小艾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刘哥，你今天怎么老夸我？”
　　“没有。”
　　“你就有！你今天夸了我两次！”
　　“……闭嘴。”
　　“哈哈哈哈！”
　　六
　　回北京之后，刘蕴玉写了一篇关于张建军的报道，标题叫《本应该做的事》。
　　他没有写张建军有多“伟大”，也没有写他有多“感人”。他写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选择——在所有人都想往上爬的时候，选择留在原地；在所有人都觉得“升职才是成功”的时候，选择做自己觉得对的事。
　　报道发出去之后，反响出乎意料地大。
　　有人在评论区留言：“我就是张建军这样的人。干了十五年，还是科员。以前觉得丢人，看了这篇报道，我觉得我不丢人。”
　　有人说：“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张建军。不是每个人都要当领导，不是每个人都要出人头地。做好自己本应该做的事，就是最大的成功。”
　　还有人说：“我是张建军的同事。他在我们单位，不是‘不求上进’，是‘求了另一种上进’。他的上进，是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这种上进，比升职难多了。”
　　刘蕴玉把这条评论截图发给了张建军。
　　张建军回复了一条语音，声音有点颤抖：“刘记者，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做的事，有人看得到。”
　　刘蕴玉把语音听了两遍，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里，继续写稿。
　　邵小艾从旁边探过头来：“刘哥，张建军说什么了？”
　　“他说谢谢。”
　　“就这？”
　　“就这。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