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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裂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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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断裂时代(2019.秋-2021.秋)
一、 军训:烈日下的第一次溺水
2019年9月3日,实验中学和二中的操场同时响起哨声。
区别是:曦曦站在实验中学崭新的人工草坪上,而我陷在二中那褪了色的老旧跑道里。
军训第三天,毒太阳把影子都晒化了。我们班练习“停止间转法”,教官是个黑瘦的年轻兵,嗓门能劈开热浪。
“向右——转!”
鞋底摩擦地面,扬起细小的灰尘。就在这短暂的安静里,后排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笑——“噗嗤”。
像石子投入粘稠的沥青。
“谁笑的?!”教官猛地转身,眼神扫过来像刀片,“自己站出来!”
队伍死寂。蝉鸣聒噪得令人心慌。
“不承认?全体都有——保持军姿,站到有人承认为止!”
时间开始被太阳炙烤、拉长。汗水顺着脊椎往下淌,痒得像蚂蚁在爬。前排的女生开始小声啜泣。
“报告!”一个男声打破僵局,是站在我斜后方的体育委员,“我好像听见……是沈秋那边。”
几十道目光瞬间钉在我背上。
“不是我……”声音出口,干涩得连自己都不信。
“出列!”教官指着塑胶跑道边缘的树荫——那是处罚区,“五十个深蹲,现在开始。”
我机械地走过去。树荫根本遮不住什么,阳光透过叶隙,在我身上烙下晃动的光斑。蹲下,起立;蹲下,起立……操场那头的教学楼窗口,隐约有别的班学生在看热闹。
做到第三十一个时,视线开始模糊。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委屈像潮水一样涨上来,堵住了喉咙和眼睛。
如果是曦曦在——
她一定会第一个喊“不是她”。
她甚至会举手说“教官是我笑的”,哪怕根本不可能。
她会用那种亮晶晶的、不容置疑的眼神看着所有人。
可她现在在五公里外的实验中学,或许正坐在树荫下休息,喝着冰镇的矿泉水。
五十个深蹲做完,归队时没人看我。我重新站回自己的位置,感觉脚下这块地砖已经和其他地砖不一样了——它被孤立出来了。
二、 流言:无声的刀刃
军训结束后的第二个星期,流言像霉菌一样在班级角落里滋长。
起初是窃窃私语:
“就是她吧……军训害全班罚站。”
“看着挺文静,没想到……”
“听说小学时就爱出风头。”
后来变成公开的标签:
收作业时,小组长会特意检查我的,好像我会少写一页。
体育课分组,总剩我和另一个内向的男生最后被“分配”。
课间去接水,聊天的声音会突然低下去。
最尖锐的一刀来自英语课。
老师让同桌对话练习,我的同桌——一个扎高马尾的女生,直接举手:“老师,我不想和沈秋一组。”
全班安静了一秒,然后响起压抑的笑声。
英语老师愣了愣,还是给我换了人。
新同桌是个胖胖的男生,他倒是没说什么,只是把桌子往旁边挪了半寸。
那半寸的距离,像条鸿沟。
我开始习惯独来独往。
午饭一个人吃,课间一个人去厕所,放学一个人骑车回家。
有一次在楼梯转角,听见两个女生议论:
“她是不是没朋友啊?”
“听说她以前有个好朋友,特别厉害,去实验中学了。”
“怪不得……”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笑。
原来曦曦的“厉害”,在这种语境下成了我被抛弃的佐证。
三、 书包:公开的处刑
初二上学期,期中考试前的某个下午。
课间十分钟,教室像煮沸的水。后排几个男生在玩“摸瞎子”,追打笑闹。
我的书包挂在椅子靠背上。
不知是谁撞了一下,书包掉在地上,敞开了口。
等我从厕所回来时,看见的是这样一幕:
书包倒扣在地上,书本、笔袋、草稿纸散了一地。而最上面——那包刚拆封、露出白色小片的卫生巾,正被一个男生用两根手指捏着,像捏着什么脏东西。
“卧槽!这啥啊!”他夸张地叫起来,甩手扔掉。
粉色的外包装在空中划了道弧线,落在我脚边。
哄笑声戛然而止。
全班的视线从那个男生手上,转移到我脸上,再转移到地上那包东西。
空气凝固了五秒,然后炸开更细碎的、压抑的窃窃私语。
我能听见血液冲上耳朵的声音。
脸颊烫得像要烧起来,可手脚冰凉。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尖叫:捡起来。快点捡起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我蹲下身。
先捡起那包卫生巾,塞进校服口袋——动作快得像在偷东西。
然后才是课本、笔袋、草稿纸……
一本物理练习册的封皮被踩了个脚印,我用手擦了擦,没擦掉。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说“对不起”,没有人说“我帮你”,甚至没有人移开目光。
他们就那样看着,像看一场默剧表演。
当我终于把最后一支笔塞回书包,上课铃响了。
数学老师走进来,敲敲黑板:“把练习册翻到第58页。”
翻书声哗啦啦响起,淹没了刚才的一切。
可那包卫生巾在我口袋里,像块烙铁。
四、 硬币:裂缝里唯一的诚实
那件事发生后的周六早晨,我鬼使神差地骑车去了曦曦家。
我需要见到她。不是打电话,不是发信息,是亲眼看见她还在那里。
她开门时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地扎成小丸子,手里还拿着半片吐司。
“秋秋?”她眼睛一下子亮了,“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曦曦妈妈在厨房里探出头:“秋秋来啦?吃早饭没?”
客厅里飘着烤面包的香味,电视在放早间新闻。一切正常、温暖、安全得让人想哭。
我坐在她家的沙发上,抱着那个熟悉的小熊抱枕——四年级时我们一起在夜市套圈赢的。
“你最近怎么样?”曦曦盘腿坐在地毯上,仰头看我,“二中好玩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溺水”的感觉。
最后我说:“就那样。你呢?”
“忙死了!”她开始倒豆子似的说:实验中学的月考排名有多恐怖,英语老师要求每天背五十个单词,数学竞赛班选拔她差三分没进……
她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抱怨里带着炫耀,烦恼里藏着骄傲。
那是属于好学生的、甜蜜的负担。
而我书包里装着那张68分的数学卷子——在二中,这成绩不算差,但也绝不值得炫耀。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找我?”曦曦终于问到了重点。
“就……想你了。”我说的是真话,只是没说完的后半句是:我需要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会用异样的眼神看我。
“我也想你!”她跳起来,“正好我闲得慌,咱俩干点啥?”
她环顾房间,目光落在书架上那个陶瓷小猪存钱罐上——那是她十岁生日时我送的。
“对了!我们来数钱吧!”
“数钱?”
“对呀!”她把小猪抱过来,“攒了好久了,看看有多少。你等着,我去拿你的猫!”
她记得我也有个存钱罐,是只胖猫,和她的小猪是一对。
那个上午,我们盘腿坐在她房间的地板上,把两个存钱罐里的硬币全倒出来。
哗啦啦——
一毛的,五毛的,一元的。有的崭新锃亮,有的已经氧化发暗。
硬币堆成两座小山,在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阳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这个五毛是那年去动物园剩下的!”
“这个一元硬币好旧啊,是不是你小时候存的?”
“这堆一毛的先数,十个一摞……”
我们一枚一枚地数,一摞一摞地摆。过程枯燥极了,但谁也没说停下。
数到一半时,曦曦突然说:“秋秋,你记不记得四年级那次,我们刮画纸不够?”
“记得。”
“那时候我们连五张纸都要平分。”她捏着一枚一元硬币,让它立在指尖,“现在我们可以数这么多硬币了。”
我看着她。阳光正好照在她侧脸上,绒毛都清晰可见。
“曦曦。”我叫她。
“嗯?”
“实验中学……有人欺负你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谁敢欺负我呀?我可是……很厉害的。”
她说“很厉害的”时候,声音低了下去,手指无意识地转动那枚硬币。
我知道她在撒谎,或者至少,没说完实话。
但我不再问了。
最后数完,小猪存钱罐里有八十三块六,胖猫存钱罐里有七十一块三。
“哇!我们是大富翁了!”曦曦把两堆硬币混在一起,捧起来又让它们落下,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她笑起来的样子,和四年级那个帮我系红领巾的女孩重叠在一起。
离开时,她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硬币。
“干嘛?”
“见面分一半呀。”她眨眨眼,“老规矩。”
我骑车回家,口袋里沉甸甸的。硬币随着车轮颠簸,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
那声音一路陪着我,像某种固执的陪伴。
五、 断裂带
初二剩下的日子,像在雾里走。
我学会了更彻底的沉默:不接话,不反驳,不对视。
成绩中游,朋友为零,存在感稀薄。
唯一的光亮是周末偶尔和曦曦见面——她越来越忙,实验中学的作业多得惊人。
我们的话题开始出现断层。
她说“我们老师今天讲了个特别牛的解题方法”,我说“我们班今天有人打架被处分了”。
她说“下个月要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我说“食堂又涨价了”。
她眼睛里的世界在向上生长,而我的世界在向下扎根——扎进具体的、琐碎的、甚至有些灰扑扑的土壤里。
2019年冬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商场。
她买参考书,我买辅导资料——她的是竞赛难度,我的是基础巩固。
分开时她抱了抱我:“秋秋,初三加油啊。”
我说你也是。
转身后,我看见玻璃幕墙上我们的倒影:
她穿着实验中学的校服,蓝白相间,像晴空。
我穿着二中的校服,绿白相间,像植物。
中间隔着三步的距离,像隔着一道透明的、但确实存在的墙。
骑车回家的路上,风吹得脸生疼。
我突然想起四年级那个美术课,我们平分五张刮画纸时,曦曦说:
“这张大的给你,你画蝴蝶要地方。”
现在,我们没有纸可以平分了。
我们在画两张完全不同的画。
而我口袋里那些硬币,后来一直没有花掉。
我把它们装进一个玻璃瓶,放在书架上。
每次看到,就会想起那个阳光很好的周六上午,两个女孩坐在地板上数硬币,叮叮当当的声音填满了整个房间。
那是断裂时代里,唯一听得见的回响。
断裂时代的注解:
1. 军训的烈日不仅晒黑了皮肤,也晒出了人际关系的阴影面积。
2. 流言从来不需要证据,它只需要一个开头和一群听众。
3. 青春期最残酷的刑罚,往往以“玩笑”或“意外”为名,当众执行。
4. 当我们开始需要寻找“无事可做”的理由才能相见,距离已经用光年计算。
5. 硬币最诚实——它不会撒谎,不会背叛,一枚就是一枚,一摞就是一摞。
而这一切,曦曦都不知道。
或者说,她知道一部分,但无法真正理解全部。
她在实验中学明亮的教室里解着复杂的函数题,而我在二中的走廊里学会了如何让自己隐形。
直到初三开学前那个电话打来——
“秋秋,我转学回来了。”
声音里的雀跃,像把一颗石子投入死水。
可我们都没想过:
离开时是一条裂缝,回来时可能需要搭一座桥。
而搭桥,比跨过裂缝难得多。
(下一章预告:错位回归——曦曦转学归来,身边却围绕着新的朋友。那个为我带两条红领巾的女孩,如今需要我踮脚才能够到。而一次关于抽纸的“帮忙”,让我们都意识到:有些东西,永远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