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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耕种(修) 西边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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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还有村子,陶叔说过,轻策庄周边散落着十七个村落,大的百来口人,小的只有七八户。她打算在去明蕴镇之前,先把这些村子走一遍。
第一个村子叫石坎,名字起得实在——整个村子蹲在一片乱石坡上,房子用碎石垒,路用碎石铺,连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根都抱着石头长。应颐到的时候正值晌午,碎石路面被日头烤得滚烫,空气里飘着一股呛人的干燥尘土味。
村里人蹲在屋檐阴影下吃饭,看见一个白袍女人从坡下走上来,端着碗的手齐齐顿了一下。
应颐扫了一眼那些碗,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饭。
“你们村的田,哪块收成最差。”
一个端着粗陶碗的中年男人指了指坡脚,那块田她后来才知道是石坎村唯一能种水稻的地,只有二分。她蹲下去,手插进土里,握了一把。沙性重,颗粒松散,握不成团。她心里清楚,这种沙土保水保肥性能差,而水稻恰恰是对水和肥料需求极大的作物,要在这地里种出水稻,得费不少心思按照沙土的特性来精细管理。
“要掺黏土,三份沙掺一份黏。”
中年男人把碗放在地上。“附近没有黏土。”
“坡顶有。灰绿色的那种。挖三尺深。”
“你怎么知道?”
“我刚摸过。”应颐直起身,拍了拍掌心里沾着的沙粒。“从村口走到这里,我把沿路的石头和土都摸了一遍。”
中年男人盯着她看了半晌,弯腰端起粗瓷碗,把碗底最后一点红薯饭扒得干干净净。“明天挖。”
“今天。”
他点点头,站起来,朝屋里喊了一声。几个扛着锄头的男人从各自屋檐下走了出来。
“听这位大人的安排。”
应颐在石坎村待了四天,教他们找黏土、掺沙、筑田埂。田埂筑好那天傍晚,中年男人端出一碗红薯饭,红薯比米多,甜丝丝的。她吃完,把碗还回去。
“水存住了,明年能多种一行稻。”
村民们连声答应,感激的目光汇聚在她身上。
她动身那天,全村人都站在碎石路口,赭红色的夕阳把碎石路染得暖融融的。那个中年男人忽然开口:“仙灵大人,您叫什么。”
“应颐。”
他念了一遍,点了点头。
第二个村子叫沟口,往后是樟树湾,最后面的叫坳底。
应颐一个接一个走下去,每到一个村子,先看水,再看土;水是从哪里来的——山泉、溪流、还是雨水囤积;土是什么性子——沙性、黏性、还是沙黏适中。看完水和土,她才坐下来和当地人聊,聊的不是家常,是哪块田哪年收成好,哪年遭过灾,山上哪口泉的水最甜。
老农们起初拘谨,问三句答一句。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仙灵大人”蹲在田埂上的姿势和自己一模一样——脚后跟着地,膝盖分开,手搭在膝盖上,能蹲很久不起身。
“仙灵大人,您这蹲法,不像仙人。”
“仙人该怎么蹲?”
“不蹲,仙人站着。”
应颐把手从膝盖上放下来,换了个姿势。“那我便站着。”
老农笑了一声,之后就不叫仙灵大人了,得叫应姑娘。
每净化完一块田,她就蹲在田埂上,把手插进土里。好了的土,手感不一样——松,暖,握在掌心里像握住一把晒透的荞麦壳。老农们也蹲下来,学她把手插进土里。粗糙的、嵌满泥土的手掌,和她的手并排按在同一块田里。
“什么感觉?”
“热的。”
“对,之前呢?”
“凉的。”
“那就好了。”
那本《陶氏农书》添满了新的批注,字很小,密密麻麻。不同海拔的播种时间——石坎比轻策庄高,春播要晚几天,这符合高海拔地区春播需延后的规律;不同土质的改良方法——坳底的土偏酸,要掺草木灰。不同水源的引流技巧——沟口的山泉水量稳定但落差大,渠底要铺碎石缓冲。每一笔都写得清楚。陶叔留给她的空页,一页一页被填满。
在第十三个村子,应颐遇到了阿青。
村子叫井根,因村头一口老井得名。井水四季不枯,可村子穷得叮当响,不是地不好,是人太少了。青壮年大多殁于数年前的疫病,村里余下的尽是老弱妇孺。
阿青就是小的,十五六岁,裤腿只到小腿肚,脚踝细得让人担心风大会不会吹折。父母都死在了疫病里,她一个人带着弟弟过。弟弟约莫七八岁,蹲在门槛上,眼睛很大,不会说话。
应颐到井根村的第一天,阿青端来一碗水。
碗是破的,碗沿豁开一道缺口。应颐接过来,喝完了。水很凉,带着井底特有的清甜。她把空碗还给阿青。
“想学种地吗。”
“想。”
“那就跟我走。”
阿青跟着应颐走了三个村子。从井根到麻坪,从麻坪到松坡。她背着一个破包袱,里面装着弟弟换给她的外衣和半块干粮。干粮硬得像块风干的石头,她每日只啃下够吃半饱的一块,剩下的仔细用布裹好,收进包袱里。
应颐注意到了,经过一条溪流时她停下来,用魔物角撬了几颗溪螺,生火烤了,递给阿青。
“吃。”
阿青接过来,啃得很慢,把螺肉从壳里挑出来一点一点嚼。应颐蹲在旁边,把自己那几颗也递过去。
“我不饿。”
阿青抬眼望了她一下,没说谢,却把那点感激揉进了往后的晨光里。但从那天起,应颐每天清晨醒来,包袱旁边都会多一碗水。阿青比她起得更早,去最近的水源打来的。
应颐教阿青认土,不是用神识——阿青是凡人,学不会。她教她用手。
“抓一把。”
阿青抓了一把土。
“捏紧,松开。”
土在阿青掌心里散开,簌簌落回田里。
“散得快,沙性重,要掺黏土。”
阿青从另一块田抓了一把,捏紧,松开,土黏成团,在掌心里留了个印子。
“粘成团,黏性重。要掺沙。”
“掺多少。”
“沙性田,三份沙掺一份黏,黏性田,三份黏掺一份沙。不沙不黏的,不用掺。”
阿青蹲下去,又抓了一把。捏紧,松开。看土从指缝间漏下去的速度。看完,她从怀里掏出一本空白册子,是应颐从《陶氏农书》后面裁下的空页,用粗线给她缝起来的,阿青低头往上记。字歪歪扭扭,有些笔画写错了就用手指蘸口水涂掉重写,纸面被涂得起了一层毛。
“麻坪村东头田,沙性,掺黏土一份。”
写完,她抬头。“师父,三份是多少。”
应颐抓了一把土,倒在阿青掌心里,分了三小堆。“沙这么多,黏土,一堆。”又从旁边抓了一把黏土,分成一小堆,并排放着。
阿青低头看那四小堆土。看了一会儿,点头。
每到一个村子,阿青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田边捏土。捏完就记。麻坪村东头田,沙性,掺黏土三分。松坡村南坡田,黏性,掺沙一份。字越写越顺,涂改越来越少。
应颐看着她记的那些字,忽然想起阿禾。几十年前,天衡山山谷里,那个学会聚灵阵后三天没合眼的女孩,如今不知道还活着没有。筑基期寿元两百岁,阿禾是凡人。算算年纪,如果还在,也该老了。
她没有回头去找。
秋收后,阿青的册子记满了。厚厚一本,全是土的性子、水的脾气、种子发芽的温度、不同田块的出苗早晚。应颐翻完最后一页,合上。
“这本册子,你留着。”
“您呢。”
应颐指了指自己的头。
阿青把册子双手捧着,跪下,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在泥地上,闷闷的一声。
应颐没有扶她。站在那里,受了这个头。
“起来,明年春耕,你自己带人。我在旁边看。”
阿青慢慢站起来,额头沾着一点泥,她抬手蹭了蹭,又放下,终究没擦。
第二年的春耕,阿青第一次独立带人播种。站在麻坪村最大的一块田边上,面前是七八个老农,年纪加起来比她大十倍。
“张伯,你家的田在东头,沙性,掺过黏土了,今年种密一指。”
“密了不怕倒?”
“黏土掺够了,根扎得深。倒不了。”
张伯看了她一会儿,点头。
“李叔,你家的在南坡,黏性重。掺沙之后水走得快,苗间距放宽两指。”
“宽了不浪费地?”
“水走得快,根要往外扩。宽了才够吃水。”
李叔也点头。
应颐坐在远处的山坡上,指尖捻着一株狗尾草,望着田埂上的身影。阿青的声音一开始还有点发紧,说起第三块田时,语调渐渐松快下来。她蹲在田边,教一个老农怎么捏土辨质:抓一把,捏紧,松开,手掌摊平,让土自己散开。姿势和应颐一模一样。
老农学着她的样子捏了一把。
“散得快,沙性。”
“对,张伯你看,你的手也能摸出来。”
张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粗糙的掌纹里嵌满泥土,掌心的土正慢慢散成一摊。“是散的。”他抬头看阿青,笑了一声,“我这手,种了四十年地,今天才知道它会说话。”
傍晚,阿青干完活,爬上应颐坐的山坡,在她旁边坐下来。夕阳把麻坪村的梯田染成金色,水光在晚风里碎成千万片。
“师父,您走过多少地方了。”
“不记得了。”
“那您还要走很久。”
“为什么。”
阿青把膝盖蜷起来,双手抱住。“您教人种地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不是法术的光,是想留下来的光。”她停了一下。“但您每次都走了。”
应颐没有回答。
那晚,应颐在阿青家的灶台边,就着柴火的暖光吃了三碗饭。阿青的弟弟蹲在灶膛前添柴,火光映在他脸上,眼睛还是很大,但会笑了。他从灶膛边摸出一块烤红薯,递过来。
“阿姐说您喜欢吃甜的。”
红薯烤得焦黑,掰开来,里面金黄。应颐接过来,吃了。
“甜不甜。”
“甜。”
“阿姐烤的,她让我蹲在这儿,蹲得腿都麻了,就这么翻了整整一下午。”
应颐看了一眼阿青,阿青埋着头扒饭,耳朵尖悄悄红着。
第二天清晨,雾很大,应颐在雾里离开了井根村。走出村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阿青站在屋顶上,雾在她身边缠缠绕绕,把她的身影揉得淡了,再淡了。
应颐转回头,继续走。
怀里的《陶氏农书》被翻得起了毛边,桐油布封皮被手掌磨出一层温润的光泽,阿青的册子是另一本——她留给阿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