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鸟飞来 [留学半纪实]》麻薯猪

46、原来是你 17.

　　17.
　　17.1
　　回安娜堡之后，日子慢慢回到正轨。

　　生物辅修的课比上学期重了一些，实验室的作业开始要求写实验报告，格式很严格，我写第一版的时候被助教批了满篇的红字。

　　陈亦安帮我看了一遍，说“你这个方法部分写得太像传播学的新闻稿了，要更直接一点”。

　　春节来得很快。CSSA的春晚又在那栋礼堂里办，我拉着陈亦安去了。

　　他本来不想去，说“以前你去过了”，我说“那次我一个人去的，今年你陪我”。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周六晚上换了衣服，跟着我出了门。

　　礼堂里还是那样，红彤彤的，舞台上的大屏幕打着“CSSA春节联欢晚会”的字样，主持人穿着旗袍和西装，声音很亮。

　　台下坐满了人，三两成群的。

　　我坐在靠边的位置，旁边多了一个人。

　　节目演到一半的时候，旁边有人小声说了句“卧槽”。

　　我低头看手机，朋友圈炸了。

　　我们的校长被董事会解职了，他用学校邮箱性骚扰一个员工，邮件被公开了，里面有封还说自己是“lonely M”，还有更露骨的。董事会说他“行为与校长身份不相容”.

　　整个礼堂的人都在刷手机。台上的小品还在演，有人在笑，但台下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不在舞台上了。有人在群里发那个“全美国大学生看PDF最认真的一次”的表情包。

　　陈亦安也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看。是董事会的那封公开信，措辞很正式，但读完之后让人觉得又好笑又荒唐。

　　我把手机还给他，靠回椅背。

　　“这算不算历史时刻？”我小声问他。

　　“算吧，”他说，“但不是什么好历史。”

　　台上的节目换了一个，唱歌的，声音很大，把底下窃窃私语的声音盖住了。

　　除夕那天是周日。

　　我们在他公寓里包饺子。面是我和的，不太成功，有点软，馅是他调的，猪肉白菜，酱油放多了，颜色有点深。

　　我们包了大概三十个，形状各异，有的站着，有的躺着。

　　陈亦安看着那几个合不上的饺子，说“这几个就当作馄饨煮吧”。

　　煮饺子的时候锅太小，一次只能下十几个。他站在灶台前，用筷子轻轻搅着，怕粘锅。

　　我站在旁边，看着锅里的饺子在水里翻滚，皮慢慢变得透明，能看到里面馅料的颜色。蒸汽糊住了厨房的窗户，窗外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的，细细的，落在窗台上，很快化了。

　　“好吃吗？”他问。

　　“咸了一点。”

　　“我酱油放多了。”他笑了一下。

　　我靠在陈亦安身上，他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手拿着筷子。茶几上的盘子慢慢空了，只剩几个破了皮的饺子躺在盘底，馅已经漏出来了，饺子汤混着醋和辣椒油，成了一小滩棕红色的水渍。

　　“新年快乐。”他说。

　　“新年快乐。”

　　他低下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我笑他的吻有股饺子味儿。

　　17.2
　　毕业季来得比我想的要快。

　　四月的安娜堡，树开始绿了，草坪上的蒲公英又开了一茬。

　　学校的书店门口挂出了“Cap & Gown”的牌子，路过的学生手里开始出现那种方方的帽子盒子。

　　我和陈亦安也去了书店，挑了两套学士服，黑色的袍子，白色和金色的穗，帽子上还贴着价格标签，他撕下来贴在我手背上，我拍了他一下。

　　他说“留个纪念”，我说“这算什么纪念”。他笑了一下。

　　毕业季，东西开始一件一件地收拾。反正是要搬走的，不如趁早理清楚。我那边的东西收得差不多了，陈亦安说他的公寓也要退，让我先过去帮他收拾。我去了。他的衣橱不大，衣服挂得整整齐齐，左边是T恤和卫衣，右边是衬衫和外套，下面摞着几双运动鞋。我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叠好，放进纸箱。在衣橱最里面，靠墙角的地方，有一个深蓝色的收纳箱，塑料的，盖子有点灰。我打开的时候，陈亦安在厨房烧水，问我喝什么，我说随便。

　　箱子里面是一些旧东西。高中的成绩单，装在透明文件袋里，成绩全是A，没什么意外。几张照片，是他在LA高中时候的，穿着校队球衣，头发比现在短，站在足球场上，手里抱着球，笑得很开。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日期和比分，字迹潦草，像是不经意间记的。

　　还有一本翻旧了的野外鸟类图鉴，书脊裂开了，用透明胶带粘着。

　　我把图鉴拿出来翻了翻，扉页上写着他小时候的名字，字歪歪扭扭的，铅笔写的，已经有点糊了。

　　然后我看到了那只鸟。

　　它躺在箱子底，被一件叠成小方块的旧T恤盖着，只露出一只眼睛。黑色的，圆圆的，亮亮的。我把那件T恤拿开，它躺在那里，棕色的身体，黑色的眼珠，翅膀上有一道黑色的纹路。绒布的，软软的，有一点点旧了，嘴角有一点磨损。

　　我认识它。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没有动。

　　我把它拿起来，握在手心里。很小，刚好能被我的手掌包住。

　　“陈亦安。”我叫他，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小。他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两个杯子，茶叶还没泡开，热水冒着白气。

　　“怎么了？”他看到我手里的东西，顿了一下。

　　“你过来。”我说。他走过来，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在我旁边坐下。他

　　“这只玩偶你在哪里买的？”我问。

　　他沉默了几秒，喉结动了一下。

　　“初中时候捡的，”他说，“在学校操场上。”

　　“什么中学？什么时候？”

　　他说了一个学校的名字，继续说：“七年级升八年级的暑假。我在足球校队，周末要训练。有一天晚上训练完，天快黑了，我在操场上看到它躺在地上，沾了点灰，但没有坏。我觉得可爱，就捡起来了。”

　　那年夏天，我十三岁，参加的夏令营在洛杉矶的一所中学有一周的上课安排。

　　我记得那个下午，阳光很烈，我蹲在学校门口找了很久，把书包翻了一遍又一遍，以为它掉在哪里了。

　　带队老师喊我上车，我说“再找一下”，她说不早了，拉我的手臂，我被她拽着往前走，回头看停车场，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加州刺眼的阳光和柏油路面反上来的热气。

　　“你知道这是在哪里丢的吗？”我看着他的眼睛。

　　“不知道。捡到的时候周围没有人。”

　　我说：“是我在洛杉矶丢的那只。”

　　“那年暑假，我参加过一个夏令营。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所学校，我已经记不太清了。结束那天，我找了它很久，没找到。后来老师催我上车，我就走了。车开出去的时候，我一直看着窗外，停车场越来越远。我那时候以为，不会再见到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伯劳。

　　它还是那样小，边上那点磨损也还在，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姥爷当年把它递给我的时候，说过那句话。我后来把它挂在书包上，带去了洛杉矶，也把它丢在了那里。

　　它被一个七年级的男孩捡到，那个男孩把它带回家，收起来，又从从洛杉矶带到安娜堡。

　　我停了一下。

　　“十年。”我说。

　　“什么？”

　　“我丢了它十年。”

　　他没说话。

　　只是把手伸过来，掌心朝上，托住了我的手。不是来拿那只伯劳，只是托着，连同我的手一起。那只手很稳，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很整齐。

　　我看着那只手，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东西丢了，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了。

　　“我捡到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你的。”他说。

　　“嗯。”

　　“我只是觉得，它不该待在地上。”

　　我抬头看他。

　　“可你留了十年。”我说。

　　“林栖，”他说，声音很低，“你相信缘分吗？”

　　我没有回答。我把那只伯劳放在他手心里，他的手和我的手叠在一起，鸟躺在中间。它很小，棕色的，黑色的眼睛圆圆的，看着我们。

　　它从洛杉矶到安娜堡，它回来了，没有丢。

　　被另一个人捡到了，被另一个人保管了十三年，等我们终于遇到彼此的那一天。

　　“你该早点告诉我的。”我说。

　　“我不知道是你。我连这只鸟从哪里来都不知道。”

　　“我给你讲过姥爷给过我一只伯劳玩偶，被我弄丢了。”

　　“我记得。但我不敢想。”他看着我，眼睛亮亮的，“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

　　“但它就是。”我说。

　　他没有反驳。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我没有擦。掉在他手背上，热热的。他也没有擦，让那滴泪留在那里，慢慢变凉。

　　我低下头，脸埋在他肩膀上，他侧过头，下巴抵在我头顶。他的手握着我的手，手心里是那只伯劳。

　　我们就这样相拥，在安娜堡四月的阳光里。

　　“你怪我吗？”他问。

　　“怪你什么？”

　　“怪我私自留下它。”

　　“你那时候十三岁。”我说，“十三岁捡到一个可爱的东西，谁会交出去？”

　　他笑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伸手把他额前的卷毛拨到一边。

　　“陈亦安。”

　　“嗯。”

　　“谢谢你捡到它。”

　　他看着我的眼睛，没有说话。

　　那只伯劳还在我们手心里，安静温顺地等着。

　　它等了十年。它可以再等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