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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夜 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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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查出乳腺癌的那天,何年正在给木朽做第五十六次发声练习,一年半断断续续训练。
电话是姨夫打来的。何年听完之后,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然后挂了电话,继续指导木朽做腹式呼吸。
“吸气——对,慢慢地——不要耸肩——对——吐气——”
木朽躺在治疗椅上,手放在腹部,按照她的指令做着呼吸。他看不到何年的脸,但他听得出她的声音和平时不一样。她的节奏比平时快了半拍,虽然她掩饰得很好,但木朽对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超常人的想象。
十年说不出话的人,耳朵会替他活过来。
他睁开眼睛,看了何年一眼。
何年正低着头在文件夹上写字,表情和平时一样平静,握笔的手也很稳。但木朽注意到,她今天没有放音乐。每次治疗开始之前,她都会放一首很轻的钢琴曲,说是为了帮助病人放松。今天她没有放。
她没有放,是因为她忘了。
她从来不会忘。
“今天就到这里,”何年合上文件夹,站起来,“后天见。”
木朽没有动。他躺在治疗椅上,看着何年。
何年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但还是维持着职业化的微笑:“怎么了?”
木朽慢慢坐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开一页,写了一个字。
“谁?”
何年看着那个字,沉默了两秒。
“我小姨,”她说,“身体有点不舒服,住院了。没事。”
木朽看着她。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何年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不是担心,不是同情,是一种更沉的东西,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看着另一个人也往悬崖边上走,想喊,但喊不出声。
他低下头,又写了一行字。
“你去医院。我自己回去。”
何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淡,但很真:“你轮椅都推不利索,还担心我呢?”
木朽没有笑。他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写了五个字。
“你路上慢点。”
何年看着这四个字,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她认识木朽八个月了。八个月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在这个本子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他说过“好”,说过“不”,说过“嗯”,说过“谢谢”,说过“对不起”,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主动的、关于别人的话。
这是第一次。
何年吸了一下鼻子,转过身,假装去收拾桌上的东西。
“我知道了,”她的声音有点闷,“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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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周,何年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
白天跑医院,联系医生,办住院手续,安慰姨夫和表妹。她把所有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
小姨拉着她的手说“年年你辛苦了”,她笑着说“不辛苦,您好好养病”。
晚上回到淮桉路的小店,她给木朽做治疗。
木朽的发声练习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从最开始的“啊”到现在的“啊——哦——呃——”,虽然还是沙哑粗糙,但气息比之前稳了很多。何年按照计划,开始让他练习简单的音节组合。
“我说什么,你跟着我说。不用急,一个字一个字来。”
“我。”
“我——”木朽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但比以前清楚了很多。
“叫。”
“叫——啊,不对,叫——”
“何。”
“何——”
“年。”
“年。”
“我叫何年。”
“我——叫——何——年——”
木朽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何年正在喝水。她听到自己的名字从他那沙哑的嗓子里被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手顿了一下,水杯差点没拿稳。
“很好,”她放下水杯,声音和平时一样平稳,“再来一遍。”
她没有告诉木朽,那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名字这么好听。
也没有告诉他,他说“年”这个字的时候,那片黑色里会炸开一小片金色的光,像过年时放的烟花,虽然小,但是亮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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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手术那天,何年在手术室外面站了四个小时。
手术很成功。
医生说,发现得早,切除得很干净,但后续还得跟进化疗。姨夫握着医生的手一直在说谢谢,表妹扑在何年怀里哭得稀里哗啦。
何年拍着表妹的背,说:“没事了,没事了。”
她把小姨安顿好,把姨夫和表妹送回家,一个人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很长,灯光惨白,尽头是一扇关着的窗户,窗外是洛淮市的夜景。
何年看了那扇窗户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她没有回小姨家,没有回自己住的地方,她回了淮桉路的小店。
她关上门,从柜子里摸出一瓶酒。
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何芝送她的,说是同学从国外带回来的酒。何年一直没喝,放在柜子最深处,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她拿纸巾擦了擦瓶身,用开瓶器拔了半天才把木塞拔出来。
她倒了一杯。
然后一杯又一杯。
她没有开灯。二层的客厅只有窗外的路灯光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靠枕,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酒,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躲在洞穴里舔伤口。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父亲出事那天晚上,她等父亲带着风铃回来,等来的是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船遇到了风暴”,她听不清后面的话,因为她的耳朵里全是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想起母亲改嫁那天,她笑着说“我为您高兴”,然后一个人坐上了去洛淮市的火车。车厢里很挤,她没有座位,站了四个小时,膝盖以下全是麻木的。
想起小姨和姨夫在除夕夜压低声音的交谈,想起自己第二天早上说“我要陪同学”时脸上的笑容。
想起那场暴雪,路灯下那个赤脚的男孩,她抱起他的时候,他有多轻。
想起那把小卖部的剪刀,想起卫生间的镜子,想起碎发落在洗手台上的声音。
想起她写下自己电话号码的时候,她的手机号码是那一年刚换的,她怕他记不住,写了两遍。
何年又倒了一杯酒。
酒液在杯子里晃了晃,映出窗外的路灯光,像一个缩小的月亮。
手机忽然震了。
她拿起来一看,是木朽的电话。
她犹豫了一下,接了。
“嗯。”电话那头传来木朽特有的单音节,意思是“你在吗”。
何年“嗯”了一声。
然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电话风格。不长,不短,木朽偶尔“嗯”两声,何年说几句,然后就挂了。
何年很喜欢这种电话,因为木朽从来不问她不想回答的问题,他只是在电话那头安静地存在,像一堵墙,你知道它在那里,就可以放心地靠在上面。
但今天不一样。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积压了太多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她开始说话。
她说小姨的病,说手术的时候她站在外面有多害怕,说她在小姨面前一滴眼泪都没掉,说她觉得自己像个假人。
她说母亲改嫁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坚强,她也觉得自己很坚强,但有时候她会梦到母亲,梦到她还在家里做饭,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她说父亲出事那天,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要一个贝壳风铃”。她说这句话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她觉得只要不说出来,这件事就没有发生过。但她说出来了,现在,对着电话那头一个只会说“嗯”的人。
她说她已经二十一年没有碰过画笔了。她的画笔在床底下的箱子里,和父亲的遗物放在一起。她不敢打开那个箱子,因为她怕打开之后,会发现父亲真的不会回来了。
她说得断断续续的,有些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有些话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她不知道自己说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她只知道电话那头一直有人在听着。
偶尔一声“嗯”。
偶尔一声“啊”。
偶尔一声长长的、安静的呼吸。
何年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话那头忽然没有声音了。
她以为木朽挂了,拿起来一看,通话还在继续。
“木朽?”她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木朽?”
还是没有人回答。
何年皱了皱眉,正准备挂掉,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然后是什么东西被拿起来的声音。
然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来的两个字。
“别……挂。”
何年的酒醒了。
“木朽,你在哪?”
“……”
“木朽!”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摔在了地上。
何年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酒瓶被她带倒了,红色的酒液洒在地毯上,像一朵慢慢绽开的花。她没有管,她冲下楼梯,拉开小店的门。
淮桉路上,路灯昏黄,梧桐叶在风里打转。
没有人。
何年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要炸开。她不知道木朽住在哪里,她从来没有问过。
他们之间从来只有这间小店,她在这头,他在那头,中间隔着一张治疗椅和一段永远保持着的距离。
手机还贴在耳朵上,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压抑的喘息声。
“木朽,你告诉我你在哪里,”何年的声音在发抖,但她自己不知道,“我去找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听到了雨声。
下雨了?
何年抬起头,淮桉路的夜空干干净净,月亮挂在梧桐树梢,一粒星子都没有。
她忽然明白了。
那不是窗外的雨声,那是电话那头的雨声。
木朽在雨里。
“你回去,”何年说,“我马上来。”
她挂了电话,拨了何芝号码。
“木朽住哪里?”
“啊?”何芝被吵醒了,声音迷迷糊糊的,“姐,现在凌晨一点——”
“住哪里!?”
何芝被她的声音吓了一个激灵,瞬间清醒了:“洛淮路,永兴巷,最里面那栋老楼,三楼。姐,你问这个干嘛——喂?喂!”
何年已经挂了电话。
她套上一件外套,拿上钥匙,冲出了门。
淮桉路离洛淮路不远,打车十分钟。但凌晨一点的小城,街上连一辆车都没有。何年跑了二十分钟,跑过三条街,跑过一座桥,跑进永兴巷的时候,她的鞋里全是雨水。
雨已经停了。
但她跑得太快了,踩进了路边一个积水坑里。
永兴巷是一条很窄很老的巷子,两边的楼房都上了年纪,墙皮脱落,电线像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最里面那栋老楼没有门禁,楼道里黑漆漆的,声控灯坏了,何年摸黑上了三楼,在三楼楼梯口,她看到了一扇半开的门。
她推门进去。
屋子里很小,很暗,只有床头一盏小灯亮着。窗帘没有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轮椅上,照在拐杖上,照在地上那件被雨淋透的外套上。
木朽不在。
何年的心猛地一沉。
她转身冲下楼,跑出巷子,站在路口四处张望。
路灯下,她看到了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他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勾勒出右边半身那些凹凸不平的疤痕。他的头发在滴水,他的嘴唇发紫,他的整个人在发抖。轮椅停在路灯的正下方,他低着头,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在地上。
没在下雨了。
他身上的水,是他从三楼那间没有电梯的屋子里,一步一步挪下来的时候,自己出的汗。
烧伤的人,皮肤不能正常排汗。他们的身体会在不需要排汗的时候拼命排汗,在需要排汗的时候排不出来。木朽从三楼下来,用了多长时间,出了多少汗,何年不敢想。
她跑过去,跑到他面前,蹲下来。
“木朽。”
他抬起头。
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在那些因为出汗和摩擦而变得通红的疤痕上,照在他那双被雨水和汗水糊住了的眼睛上。他的嘴唇在发抖,他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只是看着她。
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腕。
那手冰凉,指节发白,力气大得不像一个病人该有的。
和十年前一样。
和暴雪夜里那个赤脚的男孩一样。
和卫生间里那个揪着她衣角不让她去找老师的少年一样。
酒精作祟何年第一次掉眼泪。
她没有擦,任由它们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他的手背上,和他手上的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她哽咽着说,“经给我添乱。”
木朽看着她。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那不是笑,那是他在用尽全力,说出一个字。
“……年。”
何年哭得更凶了。
她一边哭,一边站起来,走到他身后,推着轮椅往回走。轮椅在坑洼的路面上颠簸,她的眼泪滴在轮椅的扶手上,一滴一滴,像断线的珠子。
她把他推进那栋老楼,推进那间小屋。屋子很小,一室一厅,客厅里堆着很多建筑类的书和画了一半的设计图,卧室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床头那盏小灯还亮着,照着一张照片。
何年没有看清那张照片上是什么。
她现在没有心思看。
“你先去洗个热水澡,”她推着他进了卫生间,“衣服湿透了,不换会生病的。”
木朽坐在轮椅上,没有动。
何年看着他湿透的衣服,看着那些被汗水泡得发红的疤痕,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他的烧伤从大腿根部一直蔓延到整个右边半身。
脱衣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把那些疤痕赤裸裸地暴露在她面前。
那个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脱衣服的男孩,那个被关在卫生间里也不肯求救的男孩,现在坐在她面前,湿透了,发抖着,像一只被雨淋湿的流浪猫。
何年蹲下来,和他平视。
“你身上我都看过,”她说,声音沙哑但很平静,“十五年前就看过了。”
木朽看着她。
他的眼睛里有震惊,有怀疑,有不敢置信,还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像是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等到了的东西。
他张了张嘴,发出了一个气声。
“……你。”
何年点了点头。
“是我。”
她伸出手,解开了他湿透的外套的第一颗扣子。
他没有阻止。
任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