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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孤冷 联合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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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调查组的工作进入第二周。
四月十八日,清晨六点,临江县委大楼。
走廊里的声控灯在沈砚的脚步声中被一一点亮,橘黄色的光从她身后依次向前铺展,像有人在黑暗中为她铺了一条光做的路。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水磨石地面上,随着她的移动而变形、拉长、最终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没有打领带,没有穿衬衫,这在沈砚身上极为少见。许冉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但没有问为什么。她跟了沈砚三年,知道有些变化不需要理由,或者说,理由不是她该问的。
沈砚走进临时办公室,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坐下来。桌上堆着厚厚一摞材料——临江县近三年的征地档案、□□记录、会议纪要、审计报告。她已经看了百分之八十,还有百分之二十。今天要把剩下的全部看完。
许冉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放在沈砚右手边二十厘米的位置——这是沈砚的习惯,茶杯必须放在那个位置,不远不近,抬手就能拿到,但不会碰到文件。
“沈厅长,宋主任昨晚从陈家村回来得很晚,大概十一点多。她今天早上说,上午在村里走访,下午回来汇报。”
沈砚翻开一份材料,头也没抬:“嗯。”
许冉犹豫了一下,又说:“她的助理说,宋主任这两天瘦了不少,好像没怎么吃东西。”
沈砚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瞬——不到半秒,然后继续翻页。
“知道了。”
许冉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沈砚一个人。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临江县的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际线有一抹淡淡的橘红色,像一条细线横亘在地面上。鸟叫声从外面传进来,叽叽喳喳的,嘈杂但不算吵闹。
她想起许冉刚才说的话——“没怎么吃东西”。
宋也那种人,不吃东西不奇怪。挑剔到那种程度的人,在临江县这种地方,能吃什么?县城的饭馆她不会去,食堂她不会吃,外卖她更不会碰。栖山市的厨师做的饭送到临江县,路上要一个多小时,到了早凉了。
沈砚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许冉发了一条消息:“中午让县委招待所准备一份清淡的午餐,送到宋主任办公室。不要油腻,不要辣,不要葱姜蒜。”
发完之后,她看着那行字,觉得自己多管闲事。
但她没有撤回。
她放下手机,继续看文件。
上午九点,陈家村。
宋也的车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她没有马上下车,而是坐在车里,透过车窗观察村子。这是她每天进村之前必做的功课——观察。观察村口的人流量、村民的表情、空气中的气氛。这些信息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拼在一起,就是一张心理地图。
今天村口的人比昨天多。老槐树下坐着七八个人,不是打牌的,是在说话。他们的身体语言——身体前倾、手势频繁、表情紧张——说明他们在讨论一件让人焦虑的事。
宋也的目光从一个人脸上扫过,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
那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左手叉腰,右手在空中比划,嘴巴一张一合,语速很快——他在主导谈话,内容大概是“我们应该怎么办”之类的。
他旁边的那个女人,双手抱胸,身体微微后仰,嘴唇抿着,眉头紧锁——她在听,但不完全认同。
再旁边的那个老头,低着头,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手指在烟上摩挲——他在焦虑,在等待,在犹豫要不要开口。
宋也在心里给每一个人做了快速画像。
然后她推门下车。
今天她穿的是一件黑色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她的左臂在开门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车门框,眉头皱了一下——不是因为疼,是因为“碰了”。她不动声色地把左臂往身侧收了收,然后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无纺布防尘袋,里面是一件白大褂。
她取出白大褂,抖开,穿上。
扣子一颗一颗扣好,从下往上,最后整理领口。
动作熟练得像呼吸。
徐曼站在旁边,等她穿好,才开口:“宋小姐,今天先去哪一家?”
“东头,老陈头家隔壁。”
宋也走进村子,步伐不快不慢,脊背挺直。白大褂在四月的微风中轻轻摆动,下摆扫过膝盖,露出里面黑色西装裤的裤脚和那双平底乐福鞋。
村路是水泥的,但有些地方已经开裂了,露出下面的泥土。昨天的雨让泥土变成了泥浆,宋也的脚步在泥浆边沿精准地绕过,没有沾上一滴。
她不是在看路。
她是在看所有的东西。
徐曼跟在后面,拎着公文包和一个保温箱。保温箱里是庄周做的午餐,但宋也今天大概率不会吃,因为她在村里的时候从来不吃饭。不是不饿,是她觉得在“不干净”的地方吃东西,等于把细菌吃进肚子里。
第一户是陈德厚家的隔壁。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到宋也走过来,眯着眼睛看了她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择菜。
宋也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
白大褂的下摆拖到了地上,沾了些灰。宋也没有在意——白大褂本来就是用来“脏”的。这是她穿白大褂的原因之一:隔离。把外面的脏、别人的视线、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细菌和灰尘,都挡在白大褂外面。回到办公室,脱掉白大褂,她还是干净的。
另一个原因,她从不跟人说。
白大褂像一堵墙。
穿上它,她就是“宋主任”——专业的、冷静的、无所不能的心理学专家。不是那个七岁就想死、十七岁差点死掉、三十一岁了还在靠药片和刀片撑着的宋也。
白大褂下面是盔甲。
盔甲下面是骨头。
骨头里面,是空的。
“奶奶,我是省里来的调查组,想跟您聊聊。”
老太太头也没抬:“聊什么?聊了也没用。”
“您不说怎么知道没用?”
老太太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了宋也一眼。那一眼里有审视、有怀疑、有一点点好奇。
“你是纪检委的?”
“嗯。”
“女的?”
“嗯。”
“多大了?”
“三十一。”
老太太沉默了几秒,然后把手里的一根葱扔进盆里。
“行,你问吧。”
宋也问了很多问题。老太太回答得很慢,有时候要想很久才开口,但每一句话都切中要害。她说陈德厚是个好人,说宏达集团的人不是东西,说县里的干部拿了钱不办事,说村里的人都不敢说话因为怕被报复。
宋也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字迹是那种半草书,潦草但有力,笔画连在一起,像一条条蜿蜒的河流。她不需要看纸面——她的手知道每一个字该落在哪里。她的眼睛始终看着老太太,看她的表情、手势、身体语言,看她说话时瞳孔的细微变化、嘴角的微微抽搐、手指的无意识颤抖。
这些信息,比她说的话更重要。
人会说谎。
但身体不会。
说到最后,老太太忽然问了一句:“你结婚了吗?”
宋也愣了一下:“没有。”
“有对象吗?”
“没有。”
老太太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年轻人,光顾着工作,也不找个伴。一个人多孤单啊。”
宋也笑了笑——不是嘲讽的笑,是那种“您说得对但我没办法”的、带着一丝苦涩的笑。
“习惯了。”
老太太看着她,眼神忽然变得很柔软。
“姑娘,你太瘦了。多吃点。”
宋也站起来,膝盖有些酸。
“谢谢奶奶。”
她转身走出院子,脸上的笑容在转身的一瞬间消失了。不是冷漠,是那种“把面具摘下来”的、本能的、不需要思考的切换。
她走到车旁边,停下来,把白大褂脱下来。
白大褂的下摆沾了泥,袖口蹭到了墙上的白灰。
“这件送回庄园洗。”她说,把白大褂递给徐曼。白大褂和外套不同——外套脏了丢掉,白大褂脏了可以洗。因为白大褂本来就是用来脏的,洗过之后还是干净的。这是宋也的洁癖逻辑里唯一的例外。
徐曼接过白大褂,折叠好,放进后备箱的一个专用袋子里——这个袋子装的是“待清洗”的衣服,和“待丢弃”的衣服分开装。
宋也从车里拿出一件新的白大褂,穿上。然后从另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包湿巾,抽出一张,仔细地擦了擦手——从指尖到手腕,每一根手指都擦过,连指甲缝都没有放过。擦完之后,她把湿巾扔进垃圾袋,又从袋子里拿出一小瓶免洗洗手液,挤了一泵,搓了搓手。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分钟。
徐曼站在旁边,耐心地等着。
这是她每天都要经历的“仪式”。宋也每次从外面回到车上,都要重复这一套流程——脱掉“脏”的白大褂,换上新白大褂,擦手,洗手液。
徐曼曾经算过一笔账:宋也每天平均换三到四件白大褂,每件白大褂的价格在两千左右。一个月下来,光白大褂的清洗和更换费用就要上万。但和外套比起来,这不算什么——外套一件就是几万,脏了就丢,一个月能丢十几万。
宋也坐进车里,关上门。
她没有马上让司机开车。
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
村口的老槐树下,那几个村民还在说话。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站了起来,双手叉腰,面朝其他人,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讲什么道理。
宋也盯着他看了几秒。
然后她的目光移向远处——村子东头,陈德厚家的方向。
石榴树还在。嫩红色的新芽已经长出来了,在四月的阳光下,像一簇簇小火苗。
宋也的目光在那棵树上停了很久。
然后她收回目光。
“走吧。下一家。”
下午两点,临江县委大楼。
宋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放着一份午餐——清炒时蔬、一碗米饭、一碗鸡汤,还有一份蒸蛋。用县委招待所的餐盒装着,保鲜膜封得严严实实。
她站在桌前,看着那份午餐,看了几秒。
然后她坐下来,拿起筷子。
吃了三口青菜,两口米饭,一勺汤。
然后放下筷子。
她把餐盒盖上,推到一边。
“小徐。”
徐曼从外面走进来。
“把这份午餐处理掉。盒子洗干净再扔。”
“好的。”
徐曼端起餐盒,看了一眼——几乎没动。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宋也的表情,又把话咽回去了。
宋也打开笔记本,开始整理今天的走访记录。
她的字迹从潦草变成了工整——不是那种“认真写”的工整,是那种“需要存档”的工整。半草书变成了规规矩矩的正楷,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刻在纸上。
她写了四十分钟,写了十几页。
然后停下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呼吸均匀,但手指在敲。
她在想事情。
想老太太说的那句话——“一个人多孤单啊。”
想陈德厚妻子说的那句话——“他会游泳的。”
想沈砚今天早上发的那条消息——“注意安全。”
她睁开眼睛,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置顶聊天是“知意”。
她没有点开。
她只是看着那个名字。
知意。
林知意。
她想起林知意笑起来的样子——眼睛弯成月牙,嘴角微微上扬,左边有一个小酒窝,不深,但看得到。她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像一盏被点亮的灯。
宋也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
然后她点开了那个对话框。
最后一条消息,时间停留在十四年前。
“周末见哦。”
四个字。
宋也看着那四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周”——林知意的“周”字写得很好看,笔画圆润,收笔的时候会往上勾一下,像一个小尾巴。
“末”——这个字她写得有点歪,“末”和“未”有时候会搞混,但这次没写错。
“见”——这个字写得最快,笔画连在一起,像是急着要见那个人。
“哦”——这个字有一个语气,软软的,糯糯的,像一颗糖。
宋也看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
窗外的光线在变化。下午的阳光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橘黄色的光落在桌面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像一幅画。
她的眼眶红了。
但没有眼泪。
她不会在这里哭。
她不能在办公室里哭。
她不能在任何“有人可能看到”的地方哭。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
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临江县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很低,压在对面的楼顶上。远处的田野在灰白色的天光下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绿色,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
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手在口袋里,握着那个银色的小药盒。
没有拿出来。
只是握着。
下午四点,沈砚的临时办公室。
宋也敲门进去的时候,沈砚正在看一份材料——陈德厚的尸检报告。重新尸检的结果今天早上刚出来,法医的结论是:肺部积水与生前溺水特征不符,颈部有扼压痕迹,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合并溺死。
换句话说,陈德厚在被扔进河里之前,已经被人掐晕了。
沈砚看完报告,把纸放在桌上,抬起头。
“公安厅的人已经开始查了。”她说,“周厅长亲自督办。”
宋也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今天这把椅子被徐曼用酒精擦过了,她可以坐。
“走访的情况呢?”沈砚问。
宋也翻开笔记本。
“陈家村一共一百一十三户,我已经走访了八十七户。剩下的二十六户,明天能走完。”
她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村民的诉求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补偿标准太低,要求提高到周边地区平均水平;第二,安置房质量太差,要求整改或者重建;第三,村干部和宏达集团的人存在利益输送,要求彻查;第四,陈德厚和陈德义的案子,要求给一个说法。”
她翻了一页。
“其中,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访村民提到‘宏达集团的人威胁过他们’,百分之四十一的受访村民提到‘村干部收了宏达集团的钱’,百分之二十七的受访村民说‘自己或者家人被不明身份的人打过或者威胁过’。”
她抬起头,看着沈砚。
“这不是简单的征地纠纷,沈厅长。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胁迫和暴力。宏达集团在陈家村的所作所为,已经涉嫌黑恶势力犯罪。”
沈砚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她的右手的拇指在食指指节上摩挲了一下。
“你确定?”
“确定。”宋也的语气很笃定,“我做了十年的心理侧写,见过各种各样的犯罪心理。宏达集团的行为模式不是‘商业操作’,是‘恐吓’。他们用威胁、暴力、甚至杀人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不是正常的企业会做的事。”
她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而且,我怀疑他们不止在临江县这么做。宏达集团在启临省有十几个项目,遍布五个市。如果每个项目都像陈家村这样——”
她没有说完。
但沈砚听懂了。
如果每个项目都像陈家村这样,那宏达集团就不是一个企业,是一个披着企业外衣的犯罪组织。
沈砚沉默了很久。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你继续查,”沈砚终于开口,“但要注意安全。宏达集团的人已经知道你在查他们了。”
“我知道。”
“你今天回栖山?”
“嗯。”
“路上小心。”
宋也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
“沈砚。”
“嗯。”
“中午的饭,是你让人送的?”
沈砚的手指在文件上停了一瞬。
“县委招待所准备的。”
宋也看着她,嘴角扯了一下——不是嘲讽,是那种“我知道是你”的、带着一点点温度的笑。
“下次不用了。我不在办公室吃。”
门关上了。
沈砚坐在办公桌前,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她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
水是凉的。
她把杯子放下,继续看文件。
傍晚六点,栖山市郊外。
迈巴赫驶出高速,进入栖山市的山区公路。山路蜿蜒,两旁是茂密的树林,四月的树叶是嫩绿色的,在夕阳的照射下泛着金黄色的光。远处的山影层层叠叠,像一幅水墨画,近处的深,远处的浅,最远的那一层已经和天空融在了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天。
宋也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
她的左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徐曼从前排回过头,偷偷看了她一眼。
呼吸均匀,但手指在敲——在想事情。
徐曼没有打扰她。
车驶入庄园,停在主楼门前。
宋也下车,走进大门。
管家在玄关处等着,手里拿着室内拖鞋。
“宋小姐,您吃过了吗?”
“不饿。”
管家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好的。那您早点休息。”
宋也换了鞋,走进客厅。
她没有开灯,穿过客厅,走上楼梯,来到书房。
打开灯,坐在书桌前。
她从口袋里拿出那把美工刀,放在桌上。
刀刃在灯光下反射出一道冷白色的光。
她盯着那道光线看了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书架前。
她没有打开暗门。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面书墙。
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书,有精装的、有平装的、有新的、有旧的。有些书的书脊已经褪色了,有些书的边角已经卷曲了,有些书的书页已经泛黄了。每一本书都是她读过的,每一本上面都有她的笔记——铅笔写的,在页边空白处,小小的、规整的字迹,和她平时那种半草书完全不一样。
只有在看书的时候,她的字才会规整。
因为书是干净的。
书不会碰她。
她不会弄脏书。
她伸出手,抽出一本书——《变态心理学》,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第三版。她翻开第一页,页边空白处有一行铅笔写的字,规整的、一笔一划的:“七岁,第一次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死。”
那是她二十多年前写的。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把书放回去。
她回到书桌前,坐下,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又点开了那个对话框。
“周末见哦。”
十四年前。
林知意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是星期四。她们约好了周末去书店,林知意说要买一本新出的诗集,宋也说要买一本犯罪心理学的入门书。
“你买那种书干嘛?吓死人。”林知意说。
宋也说:“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死。”
林知意沉默了。
然后她说:“那我陪你一起找答案。”
三天后,林知意从教学楼的天台上跳了下去。
宋也后来找到了答案。
但林知意没有。
宋也看着那四个字,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滑过,像是隔着十四年的时光,去触碰那个永远不会再亮起的头像。
林知意的微信头像是一棵大树,夏天拍的,树叶很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
那是她们学校操场边的那棵梧桐树。
她们经常坐在那棵树下。
林知意靠着树干看书,宋也躺在草地上看天。
风从树叶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谁在低声说话。
宋也闭上眼睛。
她听到了那个声音。
沙沙沙。
像十四年前的风。
她睁开眼睛,把手机扣在桌上。
眼眶红了。
没有眼泪。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栖山市的夜色正在降临。山影重重,灯火稀疏,天空中有几颗星星,不太亮,但看得见。
她看着那些星星。
林知意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
宋也小时候信了。
后来她学了心理学,知道那只是人类为了对抗死亡恐惧而编造的故事。
但她还是会在晚上看星星。
万一呢。
万一林知意真的在天上呢。
万一她真的在看呢。
万一她知道宋也还在查呢。
宋也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出书房,走进卧室。
洗澡。
水很热,烫得皮肤发红。
她站在花洒下面,让热水冲刷着左臂上的疤痕。那些凸起的、白色的、像蚯蚓一样的疤痕,在热水的冲刷下变得更加明显。她用右手抚摸着那些疤痕,一条一条地摸,从手腕到小臂内侧,从最近的到最远的。
每一条都有一个故事。
七岁,第一次。
九岁,第二次。
十二岁,第三次。
十四岁,第四次。
十七岁,第五次——那次最严重,缝了十七针。
后来还有很多次,她已经不记得了。
不是不记得,是不想记得。
她关了水,擦干身体,穿上睡衣。
躺在床上的时候,手机亮了。
沈砚发来的消息:“明天早上八点,指挥部开会。陈德厚的案子有新进展。”
宋也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
然后她打字:“知道了。”
她看着“知道了”三个字,觉得太多了。
“知道”就够了。
但她没有删。
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白色的,在黑暗中变成了灰色。
她想起今天在村里走访的时候,有一个瞬间,她感觉到有人在看她。
不是村民。
是那种——被监视的感觉。
她当时没有回头。
她继续跟老太太说话,继续记笔记,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她记住了那个方向。
村口的公路边,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没有熄火。
车窗是深色的,看不到里面。
她走的时候,那辆车已经不在了。
宋也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到了那把美工刀。
新的那把。
刀片是今天早上换的。
她把刀握在手里,感受着金属的冰凉和重量。
然后她把刀放回枕头下面。
闭上眼睛。
四月十九日,上午十点,临江县委大楼。
省公安厅的人到了。
带队的是刑侦总队的一位副支队长,姓方,四十多岁,国字脸,浓眉大眼,说话声音洪亮,走路带风。他带来了一个五人团队——法医、痕检、侦查员、技术员,全套人马。
宋也在会议室里和他们碰头。
她把陈德厚案的全部材料交给了方队长——名单、信件、走访记录、心理评估报告。方队长翻了一遍,抬起头,看着宋也。
“宋主任,这些材料很有价值。我们下午就开始重新调查。”
“我需要参与尸检。”宋也说。
方队长愣了一下:“你是心理学专家,不是法医——”
“我要看他的尸体。”
方队长看着她,沉默了两秒。
“行。明天上午,栖山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
宋也点头。
方队长带着人走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宋也和徐曼。
宋也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徐曼小心翼翼地说:“宋小姐,您昨晚又没睡好?”
宋也没有回答。
她的呼吸不均匀。
徐曼没有再问,默默地退到一边。
中午,宋也回到办公室。
桌上又放了一份午餐——和昨天一样,清炒时蔬、米饭、鸡汤、蒸蛋。
她站在桌前,看着那份午餐。
这一次,她没有坐下来。
“小徐,拿走。”
徐曼愣了一下:“宋小姐,您还没吃——”
“不饿。”
徐曼没有再劝,端起餐盒走了。
宋也坐下来,打开笔记本。
她的手指在笔上停了一下。
然后她拿起笔,继续写。
下午两点,沈砚的临时办公室。
宋也推门进去的时候,沈砚正站在窗前。
会议室没开灯。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沈砚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地面上。她双手插在西装裤兜里,脊背挺直,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的县城。浅灰色的西装外套在夕阳下变成了暖灰色,黑色的高领毛衣裹着她的脖颈,衬得她的侧脸线条分明——削瘦的下颌线、高挺的鼻梁、微抿的嘴唇。
她站在那里,像一座孤岛。
不是没有船靠岸,是她把所有的码头都拆了。
宋也在门口站了十几秒。
沈砚没有发现她。
这很不寻常。沈砚平时警觉性极高,任何人靠近她三米之内,她都会有反应。但现在,她站在窗前,像一尊雕塑,像是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别人。
宋也轻声咳嗽了一下。
沈砚转身。
她的表情在转身的一瞬间变了——不是刻意的伪装,是一种本能的、不需要思考的切换。从“独处时的沈砚”到“人前的沈砚”,只需要零点几秒。那些柔软的、脆弱的、像水面倒影一样的东西被收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张所有人都熟悉的脸——冷静的、克制的、没有任何破绽的。
“有事?”她问。
宋也说:“没什么,路过。”
沈砚点头,从她身边走过。
脚步没有任何迟疑。
宋也回头看她。
她看到沈砚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步伐很快,很稳,像一把尺子在丈量地面。
宋也站在那里,没有动。
她在心里想:这个女人是不是也一个人很久了?
但她没有问。
不关她的事。
她转身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走廊很长,水磨石地面反射着顶灯冷白色的光。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哒、哒、哒,像某种不紧不慢的倒计时。
她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去。
徐曼正坐在角落里整理材料,看到她进来,站起来。
“宋小姐,您的——”
“我知道。”
宋也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
她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包万宝路黑冰爆珠和一瓶舍曲林。烟和药并排放在一起,像两个老邻居。
她看着那两样东西,看了几秒。
然后她把抽屉关上。
“小徐。”
“在。”
“明天早上去栖山市公安局。你安排一下车。”
“好的。”
宋也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呼吸均匀,手指不动——真的在休息。
徐曼松了一口气,轻手轻脚地退出去,关上门。
办公室里安静了。
宋也睁开眼睛。
她没有在休息。
她在想一件事。
沈砚刚才站在窗前的时候,在想什么?
她不知道。
但她记得那个画面——夕阳、影子、笔直的脊背、没有开灯的会议室。
那个画面像一张照片,印在了她的脑子里。
她甩了甩头,想把那个画面甩掉。
甩不掉。
她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
水是凉的。
她把杯子放下,继续工作。
下午四点,栖山市。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栖山市公安局对面的街道上。
车窗是深色的,看不到里面。
车里坐着两个人。
副驾驶的那个人拿着手机,正在发消息。
“她在查陈德厚的案子。今天和省公安厅的人碰了头,明天要来栖山看法医鉴定。”
手机屏幕亮了。
回复只有两个字:“盯住。”
副驾驶的人把手机收起来,看了一眼对面公安局大楼。
“她迟早会坏事。”
驾驶座上的人没有说话,发动了引擎。
黑色轿车驶离路边,汇入车流,消失在栖山市的傍晚中。
四月二十日,上午八点,栖山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
宋也站在解剖室门外。
她穿着白大褂——今天穿了。白大褂是新的,昨天刚从干洗店取回来,密封在无纺布防尘袋里,她今天早上才拆开。
方队长从解剖室里出来,戴着口罩和手套。
“宋主任,准备好了。你可以进来了,但不要碰任何东西。”
宋也点头。
她走进解剖室。
冷白色的灯光照在解剖台上,陈德厚的尸体躺在上面,盖着白色的布。空气中有福尔马林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的、干净的、像手术室一样的味道,让宋也忍不住皱眉。
宋也站在解剖台旁边,看着那张脸。
陈德厚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的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说什么没有说完的话。
宋也看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她的左手在口袋里握成了拳头。
方队长掀开白布,露出陈德厚的颈部。颈部有明显的扼压痕迹——青紫色的瘀斑,形状像手指印。
“这是典型的扼颈致死痕迹,”方队长指着那些瘀斑,“凶手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持续施压,导致他机械性窒息。然后把他扔进河里,制造溺水假象。”
宋也看着那些手指印。
她的脑子里开始运行。
男性。身高一七二到一七八。体重七十五到八十五公斤。右手力量大于左手——右侧瘀斑比左侧深。不是职业杀手——扼颈是“近距离”杀人方式,情绪成分高,职业杀手会用更高效的手段。和陈德厚认识,或者陈德厚对他没有防备——颈部没有防御性抓痕。
她把这些信息全部记在脑子里。
然后她走出解剖室。
她在走廊里停下来,靠在墙上。
手在发抖。
不是害怕。
是愤怒。
那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像岩浆一样滚烫的、几乎要把她整个人烧穿的愤怒。
她把左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把美工刀的刀柄。
指尖触到冰冷的金属,手慢慢不抖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松开刀柄。
“小徐。”
“在。”
“回临江。”
车驶出栖山市公安局,上了高速。
宋也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
呼吸均匀,但手指在敲。
她在想陈德厚的脸。
那张脸让她想起林知意。
林知意死的时候,也是闭着眼睛,嘴巴微微张开。
她去看过林知意的遗体。
在殡仪馆里,林知意躺在那里,穿着校服,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她的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说什么没有说完的话。
宋也站在她面前,站了很久。
她没有哭。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林知意。
然后她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哭过。
——不,她哭过。
在没人的时候。
在深夜里。
在暗阁里。
她哭过很多次。
只是没有人听到。
车在高速上开了二十分钟。
宋也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窗外。
后视镜里,有一辆黑色轿车,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从栖山市公安局出来的时候,它就跟着了。
宋也看了两秒,然后收回目光。
“小徐。”
“在。”
“后面的车,跟了多久了?”
徐曼回头看了一眼,脸色微变。
“从公安局出来就一直跟着。”
宋也没有说话。
她拿出手机,给沈砚发了一条消息:“我被跟踪了。”
沈砚秒回:“在哪里?”
“高速上,回临江的路上。”
“车牌号?”
宋也看了一眼后视镜,报了车牌号。
沈砚:“知道了。注意安全,不要停车,直接回县委大院。”
宋也把手机扣在膝盖上。
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她的右手伸进了口袋,摸到了那把美工刀。
她没有拿出来。
只是握着。
车驶入临江县委大院的时候,后面的黑色轿车没有跟进来。
它从大门前驶过,消失在街道上。
宋也下车,走进大楼。
她的步伐很稳,脊背挺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她的手还在口袋里,握着那把刀。
下午三点,沈砚的办公室。
宋也推门进去,把今天的发现汇报了一遍。
沈砚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跟踪的事,我已经跟公安厅说了。他们会查。”
宋也点头。
“你最近不要单独行动。”沈砚说,“出门必须有人陪着。”
“我有小徐。”
“不够。我从公安厅调两个人给你。”
宋也想说“不用”,但看到沈砚的表情,把话咽回去了。
沈砚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的眼睛——那双黑色的、深不见底的眼睛里,有一丝宋也从未见过的东西。
不是担心。
不是紧张。
是某种更深层的、像是“如果她出了事我会——”但没有然后的东西。
“好。”宋也说。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
“宋也。”
她停下来。
“你今天吃药了吗?”
宋也愣了一下。
她回头看着沈砚。
沈砚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一块石头。
但她的眼睛在看宋也的口袋。那个口袋,放着银色的小药盒。
宋也的心跳漏了一拍。
“吃了。”她说。
沈砚点头。
“注意身体。”
宋也走出办公室,关上门。
走廊里,她靠在墙上,闭着眼睛。
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沈砚看到了。
沈砚看到了她的药盒。
沈砚知道她在吃药。
沈砚问她“你今天吃药了吗”。
那句话不是关心,是确认。
确认她还在吃药,确认她还活着。
宋也把左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个银色的小药盒。
她没有拿出来。
只是握着。
握了很久。
然后她松开,站直身体,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步伐很稳,脊背挺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她的手还在发抖。
晚上,栖山市庄园。
宋也回到书房,打开暗门,走进暗阁。
冷白色的灯光亮了。
林知意的照片在墙上,笑容很浅。
宋也站在照片前,看着那双眼睛。
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点开那个对话框。
“周末见哦。”
四个字。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开口,声音很轻,轻到像是一口气就能吹散。
“知意,我今天去看了一个人的尸体。他是被掐死的……”,宋也停下了,顿了很久,才继续说,“他的妻子很难过,但她还在笑。她说谢谢我的时候,笑了。”
她又停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能笑。如果是你——如果是你死了,我大概一辈子都笑不出来了。”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今天被人跟踪了。不是因为我是宋伯远的女儿,是因为我在查一件不该查的事。我在做一件对的事,但有人不想让我做下去。”
她又停了一下。
“知意,我快撑不住了。”
声音碎了。
眼泪掉下来了。
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的、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带着哽咽的哭声。她用手捂住嘴,不想让声音传出去。但眼泪从指缝间渗出来,滴在白大褂上,一滴,两滴,三滴。
她蹲下来,蹲在林知意的照片前,把脸埋进膝盖里。
白大褂的下摆拖在地上,沾了灰。
她不在乎了。
她哭了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
她走到书桌前,拿起那把旧的美工刀。
刀刃上有暗红色的痕迹。
她看着那道痕迹,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刀放回托盘里。
没有划下去。
不是因为不想。
是因为明天还要去临江县。
她走出暗阁,书架在她身后合拢。
她站在书房里,没有开灯。
黑暗中,她拿起手机,给沈砚发了一条消息。
只有一个字:“好。”
沈砚秒回:“早点休息。”
宋也看着那三个字,把手机贴在胸口。
闭上眼睛。
窗外的风穿过栖山的树林,发出沙沙的声音。
像十四年前。
像所有的夜晚。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