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孩子》一滴两滴

7、十六岁的她 我

　　我最早记清的，是五岁那年冬天的风。而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凌晨的恐惧，与高秀兰十六岁那年的恐惧，如出一辙。
　　1979年，高秀兰十六岁，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在川东那个重男轻女的穷山沟里，女孩的命运早就被写好：长大，嫁人，生子，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一辈子拴在灶台前。
　　可高秀兰不一样。她从小就喜欢画画，用烧黑的木棍在泥地上画，用偷来的铅笔头在作业本背面画。她画山，画水，画那种带褶皱的裙子——她只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里见过一次，挂在玻璃橱窗里，像梦一样。
　　“秀兰，别做梦了，”她大姐说，“咱家的女娃，能识几个字就不错了。”
　　可高秀兰不信。她十六岁那年，揣着外婆给的五块钱和一把木梳，爬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她要去东莞，听说那里的工厂招女工，听说那里有机会。
　　火车开动的瞬间，她看着窗外倒退的山峦，心里既害怕又兴奋。她不知道，这一去，就是三十年；她更不知道，那个关于褶皱裙子的梦，永远停在了十六岁。
　　在东莞的电子厂，她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手指被机器压断过，接上了，但阴雨天会疼。晚上宿舍熄灯后，她打着手电筒画设计图，画那种带褶皱的裙子。她幻想着有一天，她能去夜校学习，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裁缝。
　　可现实像一张网，越收越紧。家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父亲病了，需要钱；弟弟要娶媳妇，需要钱；妹妹要上学，需要钱。她把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去，剩下的只够吃饭。
　　二十岁那年，她遇到了林建国——我的父亲。一个同样来自四川的打工仔，会说笑话，会给她买糖炒栗子。她以为他是救赎，却不知他是另一个深渊。
　　她发现自己怀孕时，那个同乡正好来找她，说深圳有个服装厂招设计师助理，问她去不去。
　　她看着自己的肚子，看着那个还未成形的孩子，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她给同乡回了电话：“我不去了。”
　　那个孩子就是我，林知许。
　　后来，她嫁给了林建国，回到了成都，生下我，忍受他的酗酒和暴怒。她把设计图压在箱底，把木梳放在枕头下，把那个向往自由的灵魂，深深地、深深地埋进了“母亲”这个身份里。
　　然后，她把所有未能实现的渴望，都投射到了我身上。
　　她要我学金融，是因为她觉得“稳定”能保护我不受伤害；她要我嫁人，是因为她觉得“家庭”能给我安全感；她要我听话，是因为她害怕我像她一样，在追逐自由的路上摔得粉身碎骨。
　　她爱我，爱到忘记了我也需要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