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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一排靠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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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的第一周过得很快。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到教室早读,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晚自习到九点半,回宿舍洗漱,十点半睡觉。周而复始,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
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节奏。甚至可以说,我很喜欢这种节奏——每一天都是可预期的,每一分钟都有它该做的事。课表贴在文具盒的盖子内侧,我用荧光笔把每一科的课时标了不同的颜色,一眼看过去,五颜六色的,很漂亮。
我的同桌周小雨是一个安静的女孩,成绩也不错,入学考试全班第八。我们之间的对话大多是“这道题怎么做”和“老师刚才说了什么”。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像怕打扰到谁似的。
陈可欣坐在我前面。她和周小雨完全不同——话多,爱笑,喜欢转过来跟我聊天,哪怕我正在做题。
“沈晚,你有没有觉得物理老师长得像一只猫头鹰?”
“沈晚,你中午去食堂吃什么?我帮你带?”
“沈晚,你的字好好看,你练过吗?”
我一般只回她最后一句:“没有,就是写多了。”
她转过去之前会拍一下我的桌子,说“你真没意思”。
但我其实不讨厌她。甚至有一点羡慕——她好像和谁都能说上话,走到哪里都不会冷场。
而我,除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和偶尔和周小雨说几句话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
沉默地听课,沉默地做题,沉默地吃饭,沉默地走路。
这不是刻意的高冷,而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我妈说我是“闷葫芦”,我爸说我是“小老头”。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不是不想说话,而是我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我不知道该从哪一句开始说。
比如,我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我查过资料,是因为瑞利散射。但我觉得这个答案太科学了,不浪漫。我更喜欢另一个答案——因为大海是蓝色的,天空倒映了大海。
但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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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林昭远的注意,是从第三天开始的。
不是刻意的那种注意,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就像你坐在电影院里的固定座位上,每次银幕亮起来的时候,你的余光里都会出现同一个人的后脑勺。
林昭远坐在最后一排靠窗。我坐在第三排靠窗。我们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只是隔了四排的距离。
所以我只要稍微往右边偏一下头,就能看到他。
他每天早上到教室的时间比我晚十分钟左右。我六点半到的时候,教室里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他六点四十到,踩着早读铃进来的次数居多。
他进教室的路线是固定的——从后门进来,经过最后一排的几个座位,走到靠窗的位置,把书包往桌上一挂,坐下,从塑料袋里掏出早餐,咬一口,然后慢吞吞地翻课本。
他的早餐永远是那几样——包子、馒头、偶尔有一杯豆浆。包子应该是食堂的,一块钱一个,肉馅的。馒头五毛。豆浆也是一块。
我之所以知道价格,是因为我有一天特意去食堂看了一圈。
不是为了他。只是好奇。
星期四的早读课,英语老师来得很早,手里拿着一沓卷子。
“今天抽查单词背诵。”她把卷子往讲台上一拍,“我说中文,你们写英文。写不出来的,罚抄二十遍。”
教室里一片哀嚎。
我翻到单词表,快速扫了一遍。这些单词我暑假的时候已经背过了,问题不大。
英语老师开始念:“第一个,‘能力’。”
我写下“ability”。
“第二个,‘缺席’。”
“absent”。
“第三个,‘绝对的’。”
“absolute”。
她念了二十个单词。我全部写出来了,没有一个错的。
“收卷。”英语老师说,“小组长上来收。”
我站起来,把我们这一排的卷子收齐,送到讲台上。路过林昭远座位的时候,我无意中看了一眼他的卷子。
他写了大概十五个,空了五个。字迹潦草得像是医生的处方,但我认出“ability”和“absent”都写对了。
“absolute”他写成了“absolue”,少了一个t。
我在心里想:这个单词昨天才教过。
然后我意识到我在想什么,赶紧把目光收回来,把卷子交给了老师。
我为什么要关心他有没有写对单词?
这个问题让我有点不自在。我回到座位上,把脸埋在课本后面,假装在看书,其实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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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
男生们在操场上踢球,女生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看台上聊天。我一个人坐在看台最高处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一本英语阅读理解,手里捏着一支笔。
十月的阳光比九月温和了一些,但还是很晒。我把校服外套脱下来搭在头上,遮住半边脸,只留眼睛看着书。
操场上传来男生的喊叫声和足球撞击地面的闷响。我抬头看了一眼,看到一群男生在追一个球,跑得满头大汗。
林昭远也在里面。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下摆扎在运动短裤里,脚上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运动鞋。他跑得不快,但步幅很大,每一步都像是要跨过什么东西似的。
球传到他脚下。他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球门的位置,然后起脚。
球划了一道弧线,飞进了球门的左上角。
“好球!”有人喊。
他没有笑,转身跑回了自己的位置。
我低下头,继续做阅读理解。
第二篇阅读讲的是一篇关于海豚的文章,说海豚会互相叫对方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做完第三篇阅读的时候,体育课已经快结束了。我抬头活动脖子,看到林昭远从操场上走下来,一瘸一拐的。
他走到看台边上,坐下来,弯腰检查自己的右脚。我注意到他的鞋带散了,大概是踢球的时候踩到了,崴了一下。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脚踝,皱了皱眉,但没有出声。
他的小腿上有一道旧疤,很长,从脚踝一直延伸到裤腿遮住的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伤的,疤痕组织凹凸不平,泛着浅粉色的光。
我低下头,继续做第四篇阅读。
过了大概五分钟,有人走到我旁边。
“同学,有创可贴吗?”
我抬起头。
林昭远站在我旁边,逆着光。阳光在他身后勾勒出一圈毛茸茸的轮廓,他的脸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他右手撑在膝盖上,微微弯着腰看我。
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很深很深的那种棕色,几乎接近黑色。在阳光下,瞳孔边缘有一圈很浅的琥珀色,像是被光融化的边缘。
我的大脑空白了大概两秒钟。
“没有。”我说。
“哦。”他直起身,“谢谢。”
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我叫住他,从书包里翻出一包纸巾——学校小卖部买的那种一块钱一包的抽纸,蓝色包装,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兔子——递给他。
“创可贴没有,纸巾有。你先擦擦。”
他看了我一眼,接过纸巾。
“谢谢。”又说了一遍。
然后他走了,一瘸一拐地走向教学楼的方向。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注意到他的T恤后背上有一小块褪色的痕迹,大概是洗了太多次,布料已经薄得能隐约看到里面皮肤的颜色。
他走到教学楼拐角的时候,停了一下。
我以为他要回头,但他没有。他只是弯下腰,系了一下鞋带,然后消失在了拐角后面。
我低下头,继续做第四篇阅读。
但那篇阅读我看了三遍都没有看懂。最后我把卷子合上,收拾好东西,走回了教室。
那天的晚自习,我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再也不在看台上做阅读理解。
不是因为林昭远。
是因为看台太高了,风太大,容易感冒。
这是我自己骗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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