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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临安问道 绍兴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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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二年,深秋。
临安城的桂花开到尾声时,赵允明第一次看见这座都城。他站在北关门外的高坡上,背着一个简陋的青布包袱,里面装着母亲连夜烙的十张饼、两件换洗的麻布衣服,以及那本边角磨破的《闽中水经》。风从钱塘江方向吹来,带着江水特有的腥味和隐约的潮声,与木兰溪的湿润清冽截然不同。
坡下,临安城在薄暮中铺展。
那不是他想象中的整齐划一。房屋依山傍水而建,白墙黛瓦挤挤挨挨,层层叠叠直到视线尽头。运河纵横交错,石桥如带,舟楫往来如织。更远处,宫城的飞檐在夕照中泛着金红的光,那是天子所在,是他这个兴化农家子此前只在书里读到的地方。
“看呆了?”旁边一个挑担的老汉笑他,“第一次来?”
赵允明点头,眼睛还盯着城中最大的一条水道——那是盐桥运河,河面宽阔,运粮的漕船正缓缓驶过,船夫喊着号子,声音在暮色中传得很远。
“那可是临安的命脉,”老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从太湖来的粮,从明州来的货,都走这条河。没了它,临安百万人就得饿肚子。”
赵允明心中一动。他想起木兰溪,想起溪边那些靠水吃水的乡亲。水能养人,也能毁人——这个道理,他在十岁那年就懂了。但眼前这条运河展示的是水的另一面:驯服、有序、成为一座巨城的血脉。
“多谢指点。”他向老汉作揖,走下高坡。
按照郑主簿给的地址,他要找的地方在太学附近。郑主簿的同年、如今在国子监任博士的周文举答应收留他暂住,并引荐他参加太学的入学考试。这是天大的机会——太学是天下士子梦寐以求的学府,若能考入,不仅免束脩,每月还有津贴,成绩优异者甚至可直接授官。
但赵允明知道这有多难。全国成千上万的读书人盯着那几百个名额,其中大半被官宦子弟占据。像他这样的农家子,若无特殊机缘,连考试的资格都难得到。
他在迷宫般的巷子里转了近一个时辰,问了五次路,才找到周博士的住处。那是一条安静的巷子,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侧是高墙深院。周家的门不大,黑漆木门上铜环已生绿锈。
开门的是个老仆,听明来意后,引他进了偏院的一间厢房。屋子不大,但干净,一床一桌一椅,窗外有棵老桂花树,香气透过窗棂漫进来。
“老爷说,让你先安顿,明早再见你。”老仆放下油灯,“厨房在那边,饿了自己去热饭。”
赵允明道了谢。等老仆离开,他坐在床沿,看着陌生的房间,忽然感到一阵深切的不安。这不是兴化,不是他熟悉的那片土地。这里的空气、声音、光线,甚至桂花的香味,都带着陌生的质感。
他解开包袱,拿出那本《闽中水经》。书页已经发黄,边角卷起,上面有他这些年密密麻麻的批注。摸着粗糙的纸面,心里才稍稍安定些。
至少,水是一样的。
无论木兰溪还是钱塘江,无论运河还是湖泊,水遵循同样的道理。这是他唯一确信的。
第二天清晨,赵允明见到了周文举。
周博士五十出头,面容清瘦,留着三缕长须,穿着半旧的青色直裰,正在书房里整理书籍。见到赵允明,他放下手中的书卷,打量了一番。
“郑兄信里把你夸得天花乱坠,”周文举声音温和,但目光锐利,“说你是百年难遇的水利奇才。我是不大信的——奇才我见过不少,最后多半泯然众人。”
赵允明躬身:“学生不敢称奇才,只是对水有些兴趣。”
“兴趣?”周文举笑了笑,从书架上抽出一卷图,“这是什么?”
赵允明接过,展开一看,是一幅太湖流域的水系图,绘制精细,标有等高线和水文数据,比他见过的任何图都复杂。他立刻被吸引了,目光沿着湖岸线移动,手指不自觉地跟着描画。
“看出什么了?”周文举问。
“这图……缺了东西。”
“哦?”
赵允明指着太湖西南角:“这里,标注的是芦苇荡,但按地形和水流方向,这里应该有暗河与南面的苕溪相通。雨季时,太湖水位上涨,多余的水会通过暗河泄入苕溪,减轻湖东沿岸的压力。”
周文举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你怎么知道?”
“学生不知,”赵允明老实说,“是推测。水往低处流,此处地形凹陷,水流在此处会形成漩涡。图上的水流箭头在此中断,但根据上下游的水量计算,应该有部分水流去向不明。”
他顿了顿,又指着另一处:“还有这里,标注的堤坝方向不对。这段堤应该顺应水流方向略有弧度,但图上画的是直线。若真按图修筑,洪水来时,水流会正面冲击堤坝中段,容易溃堤。”
书房里静了片刻。周文举走到窗边,背着手看着院中的桂花树,良久才说:“这图是工部去年新绘的,三十个画师、二十个水工,耗时半年。你只看了一刻钟。”
赵允明不知如何接话。
周文举转过身:“太学的入学考试在十天后。考经义、策论、算学。经义你不必担心,郑兄说你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策论题目每年不同,但无非是时政策略。算学……你懂测量、会算土方吗?”
“略懂。”
“那好,”周文举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张纸,“这是去年的算学题,你拿去做。做对了,我亲自带你见太学博士;做不对,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题目是三道实际应用题:计算一段河堤的土方量、根据降雨量预测水位上涨高度、设计一个能将水提升三丈的水车。赵允明花了半个时辰,在纸上写写画画。他没用太复杂的算式,而是用最直观的几何分解和比例计算。
周文举在一旁看着,越看神色越凝重。当赵允明画出水车的草图,并标注出每个叶片的角度和受力点时,他终于开口:“谁教你的?”
“钱师傅,还有……自己琢磨的。”
“自己琢磨?”周文举拿起那张水车图,“这种叶片弧度,能减少水流冲击损耗,提高提水效率。工部水部司去年才在奏章里提到类似的设计,说是从前朝古籍里复原的秘法。”
赵允明愣了愣:“学生只是觉得,水车叶片像船桨,船桨入水要斜着划才省力,水车叶片也该斜着迎水。”
周文举盯着他看了许久,忽然大笑:“好一个‘斜着迎水’!大道至简,古人诚不欺我!”
他把图纸放回桌上,语气缓和了许多:“你且住下,好好准备。十天后,我带你去太学。”
接下来的十天,赵允明几乎没离开过周家书房。
周文举的藏书让他震撼。整整三面墙的书架,从经史子集到天文地理,从医药农书到营造法式,其中水利相关的典籍就有两百多卷。有些书他听说过但从未见过,如《河防通议》《筑圩图说》;有些连听都没听过,如前朝隐士所著的《水经注疏》,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观点之精辟,让赵允明读得如痴如醉。
他白天读水利典籍,晚上温习经义。周文举偶尔会来考他,问的问题刁钻古怪:“若你在太湖边修堤,有黏土、沙土、碎石三种材料,如何配比?”“海塘与河堤有何根本不同?”“雨季来临前,如何判断一段堤坝是否牢固?”
赵允明有时答得出,有时答不出。答不出时,周文举并不责怪,而是引他到书中寻找答案,或带他到临安城中实地观察。
最让赵允明受益的,是周文举带他去见了一个人。
那是在考试前三天,傍晚时分。周文举换了身朴素的布衣,带着赵允明出了城,往西湖方向走。他们没走大道,而是沿着一条偏僻的小径,穿过一片竹林,来到湖边一处不起眼的草庐前。
草庐依山而建,半掩在树丛中。门前有片菜地,一个白发老翁正弯腰浇水。听见脚步声,老翁直起身,露出清癯的面容。他看起来七十有余,但腰板挺直,眼神清澈。
“周博士今日怎么有空?”老翁声音沙哑,但中气十足。
“带个后生来见您,”周文举恭敬行礼,“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个兴化来的孩子。”
老翁的目光落在赵允明身上,上下打量。那目光不像在打量一个人,倒像在审视一件器物,冷静、客观、不留情面。
“听说你懂水?”老翁问。
“略知皮毛。”
“水是什么?”
这个问题太简单,又太难。赵允明想了想,说:“水是活物。”
老翁眉毛微扬:“哦?怎么个活法?”
“水有性情,有记忆,有选择。”赵允明说,“温柔时润物无声,暴怒时摧枯拉朽。记得流过的每一道弯、每一块石头,下次来时,它会选择最省力的路走。”
老翁沉默片刻,转身往屋里走:“进来吧。”
草庐内部比外面看起来宽敞。三间屋子打通,四面墙全是书架,地上、桌上堆满了卷轴、图纸、模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屋子中央一个大沙盘,模拟的是长江下游到钱塘江口的地形,河流、湖泊、山脉俱全,甚至还有可以调节水量的机关。
“这是我花了二十年做的,”老翁指着沙盘,“长江、太湖、运河、钱塘江,这一片的水系全在这里。”
赵允明走近细看,被其精细程度震撼。每一处堤坝、每一个水闸、每一段河道的宽窄深浅,都与实景相符。沙盘边有十几个小水桶,通过竹管与沙盘相连,可以模拟降雨、放水。
“试试,”老翁递给他一个水瓢,“让钱塘江潮不倒灌进运河。”
这是个难题。钱塘江潮天下闻名,潮头最高时可达数丈,若控制不好,咸潮倒灌进运河,临安的饮水就会受影响。现有的办法是在运河入口修闸,潮来时闭闸,但这样会影响漕运。
赵允明观察沙盘。他先往“钱塘江”里注水,模拟涨潮,看水流如何冲击运河入口。又往“太湖”方向注水,模拟运河来水。他反复调整注水量和时机,试图找到平衡点,但总是顾此失彼——要么潮水倒灌,要么运河水流被阻断。
半个时辰过去了,他额头见汗。
老翁一直静静看着,这时忽然开口:“你只想着堵和放,没想过导。”
“导?”
“水要走路,你给它路,它就不闯你的路。”老翁从架子上取下一卷图,展开,“看这个。”
那是一幅古图,绘的是吴越国时期钱镠治水时修的海塘系统。图上海塘不是一道直线,而是一连串的弧形,弧形的凸面朝向大海,像一连串拥抱浪潮的手臂。
“这是‘撩海塘’,”老翁说,“潮水来时,先撞上第一道弧,力量被分散,一部分顺着弧面滑向两侧的泄潮渠,剩下的力量已减弱,再撞第二道、第三道。到了运河入口时,潮势已衰,只需一道矮闸就能防住。”
赵允明盯着那图,脑子里仿佛有闪电划过。他想起木兰溪的弯道,想起洪水在弯道处会减速、会分流。原来道理是相通的——不是硬碰硬地对抗,而是顺势引导,让水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
“学生受教了。”他深深一躬。
老翁摆摆手:“道理简单,做起来难。修一道弧塘的工费是直塘的三倍,工期长一倍。朝廷要省钱,官员要政绩,谁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这话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和无奈。赵允明想说什么,老翁却已转身走向里屋:“天晚了,你们回吧。”
回城的路上,周文举才告诉赵允明老翁的身份。
“他姓周,名世衡,是我的族叔,也是我的恩师。前朝宣和年间的进士,曾任都水监丞,主持过黄河改道、运河疏浚等十几项大工程。靖康之变后,他心灰意冷,辞官隐居在此,专心著述。”
赵允明震惊:“那位著《禹王水经注》的周先生?”
“正是。”周文举点头,“他隐居二十年,写了七部水利专著,但一本都没刊印。他说,书是写给懂的人看的,不懂的人看了也是白看。”
“那……学生以后还能来请教吗?”
周文举看了他一眼:“看你的造化。叔父脾气古怪,今天肯见你,已是破例。”
那天夜里,赵允明久久不能入睡。他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沙盘上的水流、那张古图上的弧塘、周世衡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他忽然明白,治水不只是技术,更是艺术,是哲学,是与天地对话的方式。
而他要学的,还太多太多。
十月初八,太学入学考试。
考场设在太学明伦堂,来了三百多名考生,年龄从十五六岁到三四十岁不等。赵允明坐在靠窗的位置,能看见窗外一株老银杏,金黄的叶子在秋风中簌簌落下。
经义题考《尚书·禹贡》篇,要求阐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治水思想。赵允明几乎不用思考,提笔就写。他不仅引经据典,更结合自己对木兰溪的观察、对太湖图的解读,提出“治水如治身,通塞调畅则百病不生”的观点。
策论题是“论东南水利之要”。这题正中赵允明下怀。他从太湖流域的水患说起,谈到运河漕运的瓶颈,钱塘江潮的威胁,最后提出“疏浚为主,筑堤为辅,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十六字方略。写到这里,他想起周世衡的弧塘,又补了一段关于“导”与“堵”的辩证思考,建议在关键节点修建引导性工程,而非一味加高堤坝。
算学题最难,是道综合应用题:假设一段河堤长五十丈,截面为梯形,上宽三丈,下宽五丈,高一丈二尺。问若用夯土筑堤,土方压实后体积膨胀一成,需取土多少?又若每天用一百名民夫,每名民夫日运土一方,需多少日完工?最后,若遇雨季,工期需缩短三分之一,至少要增加多少民夫?
赵允明在草稿纸上画图计算。他没用传统的“商功”之法,而是将堤体分解为几个简单几何体,分别计算再求和。这种方法更直观,也更容易验算。算到最后,他还多考虑了一步:取土不能离堤太近,否则会形成洼地,积水后反而威胁堤基。他建议在距离堤脚二十丈外取土,并计算了因此增加的运土距离和工时。
三场考完,已是傍晚。赵允明走出太学时,夕阳正从凤凰山后落下,给太学的青瓦白墙镀上一层金红。明伦堂前的泮池里,残荷枯立,几只水鸟掠过水面,激起涟漪。
他觉得,自己可能考得不错。
但也不敢多想。三百多人争几十个名额,其中大半是官宦子弟,有的甚至从七八岁就开始备考。他一个农家子,靠着郑主簿和周博士的帮助才走到这里,已是幸运。
放榜要等十天。
这十天里,赵允明继续泡在周家书房。周文举见他踏实,又带他去见了周世衡两次。第一次,周世衡教他看云识天气——不是农谚里那些简单的“朝霞不出门”,而是通过云层的高度、厚度、移动速度,判断降雨的强度、范围和持续时间。
“治水的人,要先知天。”周世衡站在草庐外,指着天上的卷积云,“看那片云,像鱼鳞,不高,移动快。这是锋面云,今夜到明晨会有中雨,持续时间不会超过六个时辰。”
第二次,周世衡给他看了一箱子笔记。那是周世衡几十年治水生涯的记录,有工程日志、失败教训、突发情况的处理,甚至还有一些古怪的发现:比如某种水草茂盛的地方,地基往往松软;某种鸟类的巢穴位置,可以指示百年一遇的洪水水位。
“这些都是书里没有的,”周世衡说,“是拿命换来的经验。你记着,治水不是纸上谈兵,是真刀真枪。一次决口,可能就是几百条人命。”
赵允明郑重地抄录那些笔记,每一页都看得仔细。他看到一页时,忽然停住——那是关于黄河滑州段的记录,周世衡在旁批注:“此处河床已高过城外平地,悬河之势已成。若遇大汛,必决无疑。当早作分洪之备。”
“先生,”他抬头问,“滑州现在如何了?”
周世衡沉默良久,才说:“我辞官时,曾上书建议在滑州下游开挖分洪道。奏章递上去,石沉大海。去年听说,那里又加高了三尺堤。悬河越悬越高,就像一把刀,悬在几十万人头上。”
赵允明感到一阵寒意。他想问为什么朝廷不听,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些事,问了也是徒增烦恼。
第十天,放榜的日子。
赵允明起了个大早,赶到太学时,榜墙前已经挤满了人。他个子不算高,挤不进去,只能站在外围等。心怦怦跳,手心里全是汗。
忽然,人群骚动起来。几个书吏拿着红榜出来,张贴在墙上。人群一拥而上,赵允明被挤得跟踉跄跄,勉强站稳。
他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叹息,有人当场哭出来。一个个名字被念出,那些名字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时间一点点过去,名单已经念到后半段,还是没有他。
赵允明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想,也许真的不行。也许周博士高估了他,也许他那些关于水的奇思怪想,在考官眼里只是乡野村夫的臆测。
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忽然听见自己的名字。
“赵允明——兴化军莆田县!”
他猛地回头,以为自己听错了。但周围有人看他,目光复杂——有羡慕,有好奇,也有不屑。他挤到榜前,在“外舍生”的名单里,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二十七位,不算靠前,但确确实实在那里。
他考上了。
那一刻,周围的声音都模糊了。他只看见那个名字,墨迹新鲜的,在红纸上格外醒目。赵允明,三个字,代表着一个农家子走进了天下最高学府的大门。
他不知道自己在榜前站了多久,直到有人拍他的肩。回头一看,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穿着青布儒衫,面容和善。
“恭喜赵兄,”青年笑道,“在下李元礼,杭州人,也侥幸上榜。看赵兄是初来临安?若不嫌弃,日后在太学可相互照应。”
赵允明忙还礼。李元礼是官宦子弟,父亲是两浙转运司的判官,但他毫无架子,反而热情地给赵允明介绍太学的情况: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的区别,每月考核的制度,斋长、学谕等职事,还有那些脾气各异的博士、学正。
“赵兄住哪里?”李元礼问。
“暂住周博士家。”
“周文举博士?”李元礼眼睛一亮,“那可是博学鸿儒。赵兄好机缘。”
两人边走边聊,到了太学门口才分开。李元礼说等入学手续办妥,再找他详谈。赵允明看着李元礼远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暖意。临安虽然陌生,但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冷漠。
回周家的路上,赵允明特意绕道去了西湖。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周世衡,虽然老先生可能并不在意。
草庐前,周世衡正在菜地里松土。听完赵允明的话,他只是点点头:“考上了,挺好。但记住,太学教的是做官的学问,不是治水的学问。你要学做官,也要学不随波逐流。”
“学生谨记。”
周世衡放下锄头,走到屋檐下,从一堆旧书里翻出一本薄薄的手稿,递给赵允明:“这个,你拿去。”
赵允明接过,封面无字,翻开一看,是周世衡手书的《水官要略》。只有三十几页,但字字珠玑,从观天象、察地理,到选材料、用人力,再到与官府周旋、与百姓沟通,全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
最后一行字是:“水官者,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不慕虚名,不避艰险。以水为师,以民为亲。慎之,勉之。”
赵允明鼻子一酸,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周世衡没有扶他,只是说:“起来吧。路是自己走的,好自为之。”
那天晚上,赵允明在周家书房里,把《水官要略》抄了一遍。抄到最后一页时,周文举进来了。
“叔父把这本书给你了?”周文举有些惊讶,“他连我都没给全本。”
赵允明不知如何回答。
周文举叹了口气:“叔父一生心血,尽在水利。可惜生不逢时,壮志难酬。他肯把衣钵传你,是看中你的天资,也是看中你的品性。你不要辜负他。”
“学生不敢。”
周文举在对面坐下,沉默片刻,说:“有件事,我本不想这么早告诉你。但既然你已入太学,迟早会知道。”
“请先生明示。”
“朝廷如今,主战主和之争激烈。”周文举压低声音,“秦相爷掌权,力主议和。主战派多遭打压。水利之事,看似与政争无关,实则牵涉甚广——修堤筑坝要钱要人,钱从哪来?人从哪调?这些都绕不开朝堂纷争。”
赵允明心中一紧:“那学生……”
“你专心学问就好,”周文举说,“但心中要有数。太学里,各派势力都有眼线。说话做事,谨慎为上。尤其你将来若真入都水监,更需小心——水利工程,油水厚,盯着的人多。清浊之间,一念之差。”
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浇在赵允明刚刚升腾起的喜悦上。他忽然意识到,临安不只有藏书万卷的太学,不只有西湖美景,还有看不见的暗流汹涌。那暗流比洪水更复杂,更危险。
但他没有退缩。
“学生明白了,”他说,“学生会专心学问,以水为师。其他的……见机行事。”
周文举点点头,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回头说:“三日后,太学开学。你搬去斋舍住吧,那里能多交些朋友。记住,朋友要交,但话要慎言。”
门关上了。
赵允明坐在灯下,看着自己抄写的《水官要略》,又看看窗外临安的夜空。今夜无月,星辰稀疏。远处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三更了。
他想起木兰溪,想起父亲在灯下教他读书的情景,想起母亲把嫁妆当掉时的眼神,想起秀娘攒的那罐铜钱。想起十岁那年的洪水,想起水中漂浮的红色童鞋。
那些记忆,是他来这里的理由。
也是他走下去的力量。
太学的大门已经为他打开,里面有经史子集,有良师益友,也有看不见的暗流和考验。但他知道,自己会走进去,会学该学的东西,会记住该记住的道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而他,要做那个让水只载舟、不覆舟的人。
无论前方是书山学海,还是暗流险滩。
赵允明吹灭油灯,在黑暗中闭上眼睛。
临安的秋夜,凉意渐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