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玉自录》初五零一

2、第二章：汴京新声 绍圣四年，

　　绍圣四年，迁入汴京
　　绍圣四年，我十三岁。那年秋天，父亲调任礼部员外郎，我们举家迁入汴京。
　　马车从历城出发，走了十来天。一路上，父亲跟我说汴京的事。“汴京有多大？”我问。“比历城大一百倍。”父亲说。一百倍？我想象不出一百倍是什么样子。历城已经够大了，城墙围起来，要走一个时辰才能从南门走到北门。一百个历城，那得多大？
　　“大不一定好，”父亲说，“但你要去看看。看了才知道。”
　　马车进了汴京城门的那一刻，我趴在车窗上，张大了嘴。
　　城墙高得吓人。历城的城墙，我爬过，也就两三丈高。汴京的城墙，起码五六丈，青砖砌的，厚实得像一座山。城门洞开，能并排走四辆马车。门洞上方挂着匾额，写着“新宋门”三个大字，字是镀金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进城那天没有太阳，是阴天，但那三个字还是亮的，像三团火。
　　进了城，更是眼花缭乱。
　　街道宽阔笔直，两边种着槐树和柳树。地上铺着青石板，被车轮磨得光滑发亮。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卖东西的小贩沿街叫卖，声音此起彼伏。
　　“炊饼——热乎的炊饼——”
　　“馉饳儿——新出锅的馉饳儿——”
　　“糖人——吹糖人——”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热闹的声音。历城的街上也有叫卖的，但没这么响，没这么密，没这么急。汴京的叫卖声，像是在比赛，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亮。
　　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酒楼、茶肆、瓦舍、勾栏、药铺、布庄、当铺、书坊——看得我眼花缭乱。有些酒楼有三层高，飞檐翘角，挂着红灯笼，门口站着小二，高声招呼客人。
　　“客官里边请——楼上雅座——”
　　父亲说：“汴京的酒楼，大的能容千人。有的全天营业，从早到晚，灯火不灭。”
　　“夜里也开着？”
　　“夜里更热闹。”
　　我想象着夜里灯火通明的样子，心里痒痒的，恨不得天马上就黑。
　　进城那天，我还看见了运河。河面宽阔，停满了漕船，桅杆密密麻麻，像一片秃了叶子的树林。码头上，脚夫们扛着麻袋，喊着号子，来来往往。虹桥横跨运河，桥身是木结构的，拱得高高的，像一道彩虹。桥上行人如织，桥下船只穿行。
　　“那是汴河，”父亲说，“南方的粮食、茶叶、丝绸，都从这条河运进来。汴京一百多万人的吃穿用度，全靠这条河。”
　　一百多万人。历城才几万人？我想象不出一百万人挤在一座城里是什么样子。后来我住久了才知道，不是挤，是热闹。像一锅煮开的水，咕嘟咕嘟的，永远不停。
　　父亲的新宅在太学附近，一条叫“绣巷”的小街上。
　　说是新宅，其实不新。是旧宅子，前任主人搬走了，官府分给父亲住的。宅子不大，两进院落，前院是客厅和书房，后院是卧室。没有历城的老宅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
　　最让我高兴的是，后院有一棵老槐树。
　　那槐树不知道多少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很大，遮住了半个院子。秋天的时候，叶子开始变黄，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在说话。
　　“这树好，”我说，“比历城的石榴树还好。”
　　父亲说：“石榴树是给你看花的，槐树是给你乘凉的。不一样。”
　　“我都要。”我说。
　　父亲笑了：“贪心。”
　　槐树下放着一张石桌、两把石椅。石桌是青石的，桌面磨得很光滑，凉丝丝的。我摸了摸，觉得舒服。
　　“这桌子做什么用的？”我问。
　　“大概是前任主人乘凉喝茶用的。”父亲说。
　　“我能用它写东西吗？”
　　“能。这院子就是你的了。”
　　我高兴极了。当天下午，我就搬了笔墨纸砚到石桌上，写了起来。写什么呢？写汴京。写我刚看见的城墙、街道、人流、叫卖声。写我看见的一切。
　　写着写着，一片槐树叶飘下来，落在纸上。我拿起来看了看，黄黄的，薄薄的，叶脉清晰。我把叶子夹在纸里，接着写。
　　后来的许多年，我都在那张石桌上写东西。《如梦令》是在那里写的，《一剪梅》也是在那里写的，《醉花阴》还是在那里写的。那张石桌，听了我多少心事，看了我多少眼泪。
　　直到靖康之变，我逃离汴京，再也没有回去过。那张石桌，那棵老槐树，不知道还在不在。大约是不在了。城都破了，何况一张石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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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门弟子
　　搬到汴京后，父亲的社交圈一下子大了许多。
　　他是苏门弟子，这个身份在汴京文坛很受尊重。苏轼虽然那时已经被贬到惠州，后来又去了儋州，但苏门弟子们在汴京还是很有地位的。
　　“苏门”是什么？说起来，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没有会长，没有章程，没有会费。就是一群崇拜苏轼、追随苏轼的文人，以师友相称，互相切磋学问，互相扶持。苏轼在朝的时候，他们是朝中的清流；苏轼被贬的时候，他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
　　父亲常说：“苏公这一生，起起落落，但不管他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心里都装着他。”
　　苏门弟子中最有名的是“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还有陈师道、李廌，合称“六君子”。父亲不算最核心的，但苏轼很看重他。苏轼曾写信给黄庭坚，说：“李格非，济南人，文字极佳，可与言道。”
　　这句话，父亲记了一辈子。他把这封信抄了一份，裱起来，挂在书房里。每次有客人来，都要指给人家看：“苏公说的，我与言道。”
　　苏门弟子里，跟父亲最要好的是晁补之。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人。他比父亲大几岁，中进士也比父亲早。他的文章写得好，尤其是赋，在当时很有名。但他这个人，比他的文章更有名。
　　他身材高大，面庞清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衫，走路带风。他说话声音大，笑起来更大，隔三间屋子都能听见。他来家里做客，人还没进门，笑声先进来了。
　　“文叔！文叔！”他喊，“我来蹭饭了！”
　　父亲迎出去，说：“无咎，你又来了。”
　　“怎么？不欢迎？”
　　“欢迎欢迎。正好有酒。”
　　“有酒就好！有酒就是好日子！”
　　他进了门，看见我，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这是你闺女？”
　　“是。”父亲说，“清照，叫晁伯伯。”
　　“晁伯伯。”我叫了一声。
　　他打量了我一下，说：“像你爹。眼睛像。”
　　“不像，”我说，“我爹眼睛小，我眼睛大。”
　　他一愣，然后哈哈大笑：“好！好！有个性！像你爹年轻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晁补之是苏门里最豪爽的一个。他不拘小节，不修边幅，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怕得罪人。他喜欢喝酒，喜欢交朋友，喜欢开玩笑。但他的文章，却写得深沉厚重，跟他这个人完全不一样。
　　有一次我问父亲：“晁伯伯的文章，跟他的人怎么不一样？”
　　父亲说：“文章是文章，人是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人是活给自己看的。他活给自己看，所以豪爽；写给别人看，所以深沉。”
　　“那我呢？我写文章，是给别人看，还是给自己看？”
　　父亲想了想，说：“你写文章，是给自己看的。但别人也爱看。”
　　张耒，字文潜，是苏门四学士里跟父亲年龄最接近的一个。他比父亲小几岁，但成名更早。他的诗写得好，文章也好，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
　　张耒这个人，跟晁补之完全不一样。晁补之是豪爽，他是急切。他说话快，走路快，吃饭快，做什么都快。他来家里做客，坐下来就开始说，说朝政，说文章，说诗词，说个不停。父亲插不上嘴，就听着。他说完了，喝一口茶，又说：“文叔，你说是不是？”
　　父亲说：“是。”
　　他又说：“那你觉得呢？”
　　父亲说：“我觉得也是。”
　　他满意地点点头，又说：“还有一件事……”
　　有一次，他看见我写的词，说：“这个小姑娘，将来不得了。可惜是个女子。”
　　父亲说：“女子怎么了？”
　　张耒说：“女子不能科举，不能做官，再有才，也只能写写闺阁之词。”
　　父亲说：“闺阁之词怎么了？温韦不也写闺阁？”
　　张耒不说话了。后来他再见到我，态度恭敬了许多。他大概想通了：一个能写出“绿肥红瘦”的女子，不比一个能中进士的男子差。
　　秦观，字少游，是苏门四学士中词名最盛的一个。他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当时已经传遍天下。我读过他所有的词，最喜欢那首《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那种轻灵、细腻、若有若无的愁绪，我觉得美极了。
　　秦观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我已经十三四岁了。他很安静，不像晁补之那样豪爽，也不像张耒那样急迫。他坐在那里，听别人说话，偶尔插一两句，声音很低，像怕惊扰了什么似的。
　　他看了我的词，只说了一句：“不错。”然后便不再说什么了。
　　晁补之在旁边起哄：“少游，你就说‘不错’两个字？你当年写‘两情若是久长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惜字如金的。”
　　秦观笑了笑，说：“她是李格非的女儿，还用我夸？”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秦少游其人，如他的词一样，淡淡的，轻轻的，像春天的细雨。”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几年后，秦观会死在贬谪的路上。苏门的许多人，都会因为新旧党争而颠沛流离。政治的残酷，远远超出了我这个少女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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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晁补之
　　第一次见晁补之，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
　　那天父亲不在家，出门办事去了。我坐在后院的石桌旁写东西。老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我写了一首小令，写的是秋日黄昏。写完了，念了一遍，觉得还行，又念了一遍。
　　这时候，我听见前厅有人敲门。仆人去开了门，引进来一个人。那人绕过前厅，走到后院，看见了石桌旁的我。
　　“你是李格非的女儿？”他问。
　　我站起来，行了个礼，说：“是。”
　　他打量了我一下。四十来岁，身材高大，面庞清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衫，手里拿着一卷书。他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小孩子，倒像是在看一个……一个什么？我说不清。总之，是认真的，平等的。
　　他看了一眼我面前摊着的纸，问：“写的什么？”
　　我说：“词。”
　　他有些惊讶。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写词，在当时并不多见。他走过来，拿起纸看。
　　那是我写的一首小令，写的是秋日黄昏。具体是什么词，我后来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样的：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他看完，沉默了一会儿。我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他放下纸，看着我，说：“你父亲教你的？”
　　我说：“父亲教我做文章，词是我自己写的。”
　　他笑了，说：“你倒不谦虚。”
　　我说：“先生读了我的词，若觉得不好，便指出来。若觉得好，我便不必谦虚。”
　　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那笑声很大，惊起了老槐树上的几只麻雀。麻雀扑棱棱地飞起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落回树上。
　　“好，”他说，“好一个‘不必谦虚’。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李清照。”
　　“清照，”他念了一遍，“清辉照人，好名字。”
　　他坐在石桌对面，跟我聊了起来。他问我读过什么书，喜欢谁的词。我说喜欢李煜、韦庄、冯延巳。他点点头，说：“路数对。但你还要多读。”
　　他给我推荐了温庭筠、皇甫松，还有晏殊、欧阳修。他说：“词不是小道。词里有真性情。你要写好词，就要先做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我问：“什么叫有真性情？”
　　他说：“就是不装。高兴就是高兴，难过就是难过。写词的时候，把心掏出来给人看。”
　　我记住了。
　　他又看了我写的几首词，有的夸，有的批。夸的时候，他说：“这句好。‘酒意诗情谁与共’，七个字，把一个人喝酒写诗的寂寞写透了。”批的时候，他说：“这句不好。‘泪融残粉花钿重’，太浓了。眼泪就眼泪，粉就粉，花钿就花钿，别搅在一起。”
　　我听着，心里服气。他说得对。我的词，有时候确实太浓了，像糖放多了，甜得发腻。
　　“写词要节制，”他说，“就像做菜，盐放多了，就咸了。要恰到好处。”
　　“怎么才能恰到好处？”
　　“多写。写多了，就知道了。”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太阳落山了，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站起来，说：“我得走了。你爹还没回来？”
　　“没回来。”
　　“那我改日再来。”
　　他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看我，说：“李清照，记住你的名字。清辉照人。别辜负了。”
　　后来父亲回来了。我把晁补之来过的事告诉他。他问：“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的词好。也说了不好的地方。”
　　“他说什么不好的？”
　　“他说‘泪融残粉花钿重’太浓了。”
　　父亲想了想，说：“他说得对。你的词，有时候确实太浓了。淡一点好。淡了才有余味。”
　　过了几天，晁补之又来了。他跟父亲坐在书房里说话，我端茶进去，听见他对父亲说：
　　“文叔，你这个女儿，了不得。”
　　父亲说：“她还小，别夸她。”
　　晁补之说：“我不是夸她。我是说真的。你见过哪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写出这样的句子？‘酒意诗情谁与共’——这七个字，多少成年人都写不出来。还有‘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春心动’三个字，用得妙。不是‘春心发’，不是‘春心起’，是‘动’。轻轻的，淡淡的，像风吹了一下。”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像她娘。心思重。”
　　晁补之说：“心思重的人，才能成大事。”
　　那次之后，晁补之常来家里。他成了我的老师——不是正式的那种，是随时的、闲聊的那种。他教我读诗，教我写词，教我做人。他说的话，有些我当场就懂了，有些过了很多年才懂。但不管懂不懂，我都记着。
　　后来他去世了。那是大观年间的事，我已经嫁给了明诚。听到消息的那天，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哭了很久。我想起那个秋天的下午，他走进后院，拿起我的词，说“你倒不谦虚”。
　　他是第一个认真看我词的人。不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是因为我的词本身。他把我当成一个写词的人来对待，而不是“李格非的女儿”。
　　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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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盛世
　　我搬到汴京的时候，是绍圣四年。那一年，哲宗皇帝亲政了。但我要说的，不是绍圣，是元祐。
　　元祐是哲宗朝的第一个年号，从1086年到1094年，一共八年。这八年，是北宋最后的太平盛世。
　　那时候哲宗还小，只有十来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神宗的母亲。她是个有见识的女人，不喜欢王安石的新法，觉得太急、太猛、太折腾百姓。所以她一垂帘，就把新法废了，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这些旧党大臣。
　　司马光，就是小时候砸缸救人的那个司马光。他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好。他一上台，就把王安石的新法一条一条地废了。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青苗法——全废了。
　　有人说他做得太绝了。新法里也有好的，比如免役法，本来是让百姓交钱代替服役，对很多人来说是好事。司马光不管，一刀切，全废了。新旧党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愈演愈烈的。
　　但老百姓不管这些。老百姓只知道，元祐年间，日子好过了。不打仗，不加税，不折腾。种地的种地，做生意的做生意，读书的读书。太平了。
　　元祐年间的汴京，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白天的汴京，已经够热闹了。到了晚上，更热闹。别的城市，晚上是要宵禁的，到了时辰就关门闭户，街上黑灯瞎火的。汴京不一样。汴京的夜市，通宵达旦，灯火通明。
　　马行街、州桥夜市、潘楼街，一到晚上，人山人海。卖吃的、卖喝的、卖玩的、卖艺的，什么都有。吃的有羊肉、鸡肉、鸭肉、鹅肉，有馒头、包子、饺子、馄饨，有糖糕、蜜饯、果脯、干果。喝的有酒、有茶、有汤、有浆。玩的有杂剧、傀儡戏、影戏、说书。卖艺的有耍猴的、斗鸡的、走钢丝的、吞刀的。
　　我没去过。那时候我还小，父亲不让我晚上出去。但我听小莲说过。她说得眉飞色舞的，我听得心里痒痒的。
　　“等你再大些，”父亲说，“我带你去看。”
　　我没等到。等我再大些的时候，元祐已经结束了。哲宗亲政，新党又回来了，旧党被贬的贬、罢的罢。父亲也受了牵连，被外放到地方去了。
　　虽然没去过夜市，但白天的小吃，我还是吃过不少的。
　　最出名的是曹婆婆肉饼。曹婆婆是个老太太，在鼓楼附近摆了个摊子，卖肉饼。她的肉饼，皮薄馅大，外酥里嫩，咬一口，汤汁流出来，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一个饼五文钱，不算便宜，但每天都排长队。
　　还有鹿家包子。鹿家的包子，个头不大，但皮薄馅鲜，一口一个。有猪肉的、羊肉的、素菜的，还有蟹黄的。蟹黄的最贵，一个要十文钱。我只吃过一次，是小莲请的。她说：“你帮我写一首词，我请你吃蟹黄包。”我说：“好。”那首词是什么，我忘了。但蟹黄包的味道，我还记得。
　　我最喜欢去的，是相国寺的集市。
　　相国寺在汴京城中心，是皇家寺院，每月开放五次集市。逢八开市，初八、十八、二十八，还有初二、十二、二十二？我记不清了。总之，每个月有好几天，相国寺门前的大街上，摆满了摊位。
　　卖什么的都有。珠宝、香料、药材、布匹、瓷器、家具、书籍、字画、古玩、花鸟鱼虫——你能想到的，那里都有。
　　我最爱逛的是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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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花间集》
　　那是元符元年的春天，我刚满十四岁。
　　相国寺集市上，我在一个书摊前站了很久。摊主是个老头子，戴着个破帽子，眯着眼睛，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
　　“小姑娘，买书？”他问。
　　“看看。”我说。
　　我翻了翻，大多是些时文、应举书，没什么意思。正要走，看见角落里压着一本旧书，封面已经磨破了，纸张泛黄。
　　“那是什么？”我指着问。
　　老头子把那本书抽出来，递给我：“手抄的《花间集》，老东西了。不知道谁抄的，字倒是不错。”
　　我翻开一看，是工整的小楷，一笔一划，清清楚楚。纸张是上好的黄麻纸，虽然旧了，但没坏。扉页上还有一方小印，刻的是“竹溪”两个字。不知道是谁的号。
　　“多少钱？”我问。
　　“二十文。”
　　二十文。我一个月的零花钱是十文，三个月攒下来，刚好够。我摸了摸兜里的钱，犹豫了一下。
　　“十八文行不行？”我试着还价。
　　老头子摇摇头：“二十文，一文不少。”
　　我咬了咬牙，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数了数，刚好二十文。我把钱放在摊上，把书揣进怀里，走了。
　　回家的路上，我抱着那本书，像抱着一个宝贝。二十文钱，三个月的零花钱，值不值？值。那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书。不是父亲买的，不是借的，是我自己的。
　　回家后，我坐在后院的石桌旁，小心翼翼地翻开那本书。
　　《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编的，收了温庭筠、韦庄、皇甫松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这书我早就听说过，但一直没读过。父亲的书架上没有——他觉得花间词太艳，不适合小孩子读。
　　现在我自己买了一本。
　　我翻开第一页，是温庭筠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美。美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跳进眼睛里，像星星，像珍珠，像泉水。温庭筠写的不是词，是画。一幅一幅的画，浓墨重彩，金碧辉煌。
　　我接着往下读。
　　韦庄的《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读到“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我心里酸酸的。我那时候还没离开过历城，不知道什么叫“还乡”。但我知道什么叫“断肠”。母亲走的那天，我的心就像断了一样。
　　皇甫松的《梦江南》：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短短几句，把一个梦写活了。梦里是江南，梅子熟了，雨下着，船上有人吹笛子，桥边有人说话。醒来呢？灯灭了，屏风上的红蕉也暗了。什么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点着灯，一直读到半夜。
　　读到李珣的“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读到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读到鹿虔扆的“藕花菱蔓满重湖”——每一首都好，好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读到顾敻的《诉衷情》：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最后一句——“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我读到这里，忽然哭了。
　　不是难过，是感动。是那种“原来有人也这么想过”的感动。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想，原来顾敻也会。他写的是男女之情，我写的是对母亲的思念，不一样。但那种“换我心，为你心”的渴望，是一样的。
　　那本《花间集》一直跟着我。从汴京到历城，从历城到青州，从青州到江宁，从江宁到池阳，从池阳到杭州。靖康之变的时候，我带着它南渡。后来明诚死了，我又带着它四处漂泊。
　　再后来，绍兴二年，我在杭州，家里遭了贼。别的没丢，就丢了那本《花间集》。大概是贼以为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偷走了。
　　我心疼了很久。不是心疼那二十文钱，是心疼那本书里的字，那方“竹溪”的印，那些我读到半夜的句子。
　　后来我让人去书坊找，找了很多年，没找到。那本书，大约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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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中姐妹
　　在汴京的那些年，我有几个要好的闺中姐妹。
　　最要好的是小莲。她姓什么，我竟忘了。只记得她父亲是个小官，住在我们家隔壁。她比我小一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她不会写词，但她会唱。我写的每一首词，她都能唱出来。她有一副好嗓子，清亮亮的，像泉水叮咚。有时候我写完一首新词，便去找她，念给她听。她听完，便哼唱起来，哼着哼着，自己就编出了调子。
　　“你这调子不对，”我说，“应该是慢的，不是快的。”
　　“哪里慢？你唱给我听。”
　　我唱不来。我只能写，不能唱。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小莲不管。她说：“你不唱，我替你唱。”然后她就唱起来，一边唱一边摇头晃脑的，圆圆的脸蛋在灯光下红扑扑的，好看极了。
　　小莲唱词的时候，头微微偏着，眼睛半闭着，声音从喉咙里慢慢流出来，像泉水从石缝里渗出来。她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羽毛落在水面上。她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音低低的，沉沉的，像冬天里的风声。
　　“你唱得真好，”我说，“比我自己写的时候想的还好听。”
　　她笑了：“你胡说。词是你写的，我只是照着唱。”
　　“词是死的，你唱活了。”
　　她想了想，说：“那你的词，我帮你唱活了。”
　　“是。你帮我唱活了。”
　　后来我写《一剪梅》，写《醉花阴》，写《声声慢》，写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唱。那个声音，就是小莲的。
　　小莲还会做点心。她做的桂花糕，松软香甜，入口即化。每次我去她家，她都要塞给我一包。“吃吧吃吧，”她说，“你太瘦了，风一吹就倒。”
　　我说：“我哪有那么瘦。”
　　她说：“你就有。你看看你的手腕，细得像柳枝。”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腕，确实细。但我不在意。瘦就瘦吧，瘦了写词才有味道。“人比黄花瘦”，不就是从瘦里来的吗？
　　另一个姐妹是阿萱。
　　她父亲是个武将，在禁军里当差。她从小跟着父亲习武，会骑马，会射箭。她不像小莲那样温柔，她大大咧咧的，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更响。
　　“清照，”她有一次对我说，“你整天写那些愁啊愁的，有什么意思？走，我带你骑马去。”
　　“我不会骑马。”我说。
　　“我教你。”
　　她把我带到城外的一个马场。那里有马，有草地，有蓝天。她挑了一匹温顺的小马，让我骑上去。我吓得腿软，抓着缰绳不敢动。
　　“别怕，”她翻身上来，坐在我后面，搂着我，“我带着你。”
　　马跑起来。风呼呼地吹，我的裙子被吹得哗哗响。我吓得闭上眼睛，她在我耳边喊：“睁开眼睛！你看，多好看！”
　　我睁开眼睛。
　　田野在两边飞快地后退，远处的山峦青翠欲滴，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带着青草的味道。马跑得很快，但很稳，一颠一颠的，像在跳舞。
　　“好看吗？”她喊。
　　“好看！”我喊。
　　“大声点！”
　　“好看——”
　　我喊得嗓子都破了。她在我后面笑，笑得浑身发抖。马跑得更快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鸟，飞起来了。
　　阿萱翻身上马的姿势，利落得像一阵风。她左脚踩镫，右手按鞍，轻轻一纵，就上去了。我学了好久都学不会，每次都要她拉我一把。她说：“你写词那么聪明，骑马怎么这么笨？”我说：“写词是用脑子，骑马是用身子。我的身子不听我的话。”她笑了：“你的身子不听你的话，那听谁的话？”我说：“听你的。你带着我，它就听话了。”
　　后来我写过一首词，叫《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首词是晚年写的，写的是梦里的景象。云涛、晓雾、星河、千帆——那不是梦，是阿萱带我骑马时看见的。风呼呼地吹，天地辽阔，人像一只鸟，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
　　阿萱后来嫁了个武将，跟着丈夫去了边关。靖康之变的时候，金兵南下，她不知道怎么样了。是死是活，我后来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但愿她还活着。但愿她还在骑马，还在笑，还在风里喊：“你看，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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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符元年，溪亭日暮
　　元符元年的春天，我十四岁。
　　那年的暮春，天气好极了。不冷不热，风轻轻的，阳光柔柔的。汴河两岸的柳树绿得像烟，桃花开得像霞。小莲来找我，说：“这么好的天气，不出去玩？”
　　“去哪儿？”我问。
　　“溪亭。划船。”
　　“好。”
　　我们又叫了两个姐妹，一共四个人。我偷偷跑到父亲的书房，从柜子里摸出一坛酒。那是父亲藏的女贞酒，说是从绍兴带来的，等贵客来时才喝的。我不管，拿了一坛，用布包着，藏在裙底，带出了门。
　　我们在汴河上租了一条小船。船不大，刚好坐下我们四个人。船夫是个老头子，头发花白，划船很慢。我们让他把船划到溪亭那边去，那里人少，清静。
　　到了溪亭，我们停下来，把酒摆出来。没有杯子，就用碗。一碗一碗地喝。
　　那女贞酒入口绵柔，甜甜的，像蜜水。但后劲大。我们谁也不知道，喝得高兴，划拳、唱歌、大笑。
　　“一杯敬春天！”
　　“一杯敬柳树！”
　　“一杯敬我们四个！”
　　“一杯敬小莲的桂花糕！”
　　“一杯敬阿萱的马！”
　　我们闹了很久。太阳渐渐偏西，天边烧起晚霞，红得像火。我们喝得晕晕乎乎，靠在船边，看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
　　溪亭的落日，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落日。
　　不是因为它特别大，或者特别红。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年轻，正高兴，正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喝着偷来的酒，看着天边的云。那云从金色变成橘色，从橘色变成粉色，从粉色变成紫色。水面上倒映着云彩，船在水上漂，人在云里走。
　　水面是金色的，被落日染的。远处的岸线模模糊糊的，像是用淡墨画出来的。荷花还没开，但荷叶已经铺满了水面，圆圆的，绿绿的，像一把把撑开的伞。藕花的香气从水面上飘过来，甜丝丝的，浓得化不开。
　　“真好看。”小莲说。
　　“真好看。”我说。
　　“真好看。”阿萱说。
　　我们都说真好看。但我们谁也说不出来，到底哪里好看。就是好看。好看得想哭。
　　“该回家了。”有人说。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天边只剩一线余光。水面暗下来了，远处的岸线模模糊糊的，分不清东西南北。
　　船夫问：“往哪儿划？”
　　我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出方向。“往那边！”有人指了一个方向。船夫划过去，划到一片荷花丛中，才发现走错了。荷花密密匝匝的，把船卡住了。我们手忙脚乱地往外划，越急越出不去。
　　“争渡！争渡！”我们喊。
　　船夫用力撑篙，船在荷花丛中左冲右突。
　　荷花密密匝匝的，把船卡住了。荷叶比人高，荷花就在头顶上，粉的、白的，一朵一朵的，像灯笼。藕花的香气浓得化不开，甜丝丝的，熏得人更醉了。
　　“这边这边！”
　　“不对，那边那边！”
　　“往左往左！”
　　“往右往右！”
　　我们七嘴八舌地喊，船夫不知道该听谁的，划得更乱了。船在荷花丛中转圈，越转越晕。
　　小莲趴在船边，伸手去够一朵荷花，差点掉进水里。我一把拉住她，两个人都摔在船板上，笑得喘不过气。阿萱抢过船夫的篙，自己撑，撑了几下，船纹丝不动。她气得把篙扔了，说：“不走了！今晚就睡在荷花里！”
　　就在我们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白鹭从荷丛中飞起来。
　　扑棱棱的，翅膀扇动的声音，像有人在鼓掌。白鹭的翅膀映着天边的余光，白羽镀上淡淡的金色，好看得让人忘了迷路的事。
　　它们飞起来，在天空中转了一圈，又落回荷丛里。然后又飞起来，又落下去。像是在跟我们玩。
　　我坐在船头，看着那群飞起的白鹭，忽然觉得，这一刻，值得写下来。
　　那天晚上回家，父亲已经发现酒少了。他站在门口，脸色铁青。
　　“你喝了我的女贞？”他问。
　　我低着头，不说话。
　　“还喝醉了？”
　　我点点头。
　　“还迷路了？”
　　我点点头。
　　父亲深吸一口气，我以为他要发火。但他忽然笑了，说：“你倒是会享受。我藏了三年的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你倒拿去游湖了。”
　　我说：“爹，我给你写一首词赔罪。”
　　他说：“什么词？”
　　我铺开纸，提笔写下：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父亲站在旁边看，看完，沉默了很久。
　　他拿起那张纸，又看了一遍，然后看着我，说：“你这个丫头。”
　　他的声音有些哑，眼眶有些红。
　　我知道，他不是生气。他是高兴。他的女儿，写出了一首好词。比他写的任何东西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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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梦令》传遍汴京
　　那天晚上，父亲把《如梦令》拿给晁补之看。
　　晁补之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说：“文叔，你这个女儿，了不得。”
　　“怎么个了不得？”父亲问。
　　“这首词，”晁补之说，“可敌秦观、黄庭坚。”
　　父亲愣了一下。秦观、黄庭坚，那是当世最顶尖的词人。晁补之说我的词可以跟他们比，这不是一般的夸奖。
　　“无咎，”父亲说，“你别夸她。她还小。”
　　晁补之说：“我不是夸她。我是说真的。你见过哪个十五岁的孩子，写出这样的句子？‘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两句，用字简单，意思明白，但就是好。好得没话说。”
　　父亲回来后，把晁补之的话告诉我。我听了，心里高兴，但脸上没露出来。我说：“晁伯伯过奖了。”
　　父亲看了我一眼，说：“你心里乐开花了吧？”
　　我笑了：“有一点。”
　　“可敌秦观、黄庭坚”——这句话传出去之后，汴京文坛震动了。
　　秦观、黄庭坚是什么人？是苏门四学士里最出名的两个，是当世文坛的顶尖人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写的词可以跟他们比？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惊叹，有人嫉妒。
　　但不管信不信，《如梦令》确实好。好到不需要解释。你读一遍，就知道它好。就像你喝一口好酒，不用别人告诉你，你自己知道。
　　父亲的朋友们来家里做客，都会问起这首词。有人当面夸我，有人背后议论。夸我的，我听着；议论我的，我也听着。
　　张耒说：“这个小姑娘，将来不得了。可惜是个女子。”
　　晁补之说：“女子怎么了？女子就不能写词了？”
　　张耒说：“不是不能写。是写了也没用。又不能科举，又不能做官。”
　　晁补之说：“写词又不是为了科举。写词是为了写词。好词就是好词，不管是谁写的。”
　　张耒不说话了。
　　秦观没说什么。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淡淡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赞赏，也有心疼。他知道，一个女子在文坛上出头，比男子难一百倍。
　　惊叹的人说：“李格非的女儿，真是天才。十五岁就写出这样的词，将来还了得？”
　　嫉妒的人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首小令吗？秦观、黄庭坚写了几百首，她比得了？”
　　质疑的人说：“这首词真是她写的？不会是李格非替她写的吧？”
　　最后这种说法，最让我生气。我写的词，凭什么说是父亲替我写的？就因为我是个女子，写不出好东西？
　　我气得想骂人。但父亲说：“别理他们。你的词在那里，你自己知道。时间会证明。”
　　后来有个叫王灼的，写了一本《碧鸡漫志》，里面提到了我。他是这样写的：
　　“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然以女子如此，可怪也。”
　　“可怪也”——这三个字，我读了很多遍。
　　“可怪也”，是惊叹，也是轻蔑。惊叹的是，一个女子能写出这样的词；轻蔑的是，一个女子不该写出这样的词。他觉得奇怪。他觉得女子有才，是不正常的，是“可怪”的。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悲哀。一个读了那么多书的人，一个写词论词的人，居然觉得女子有才是“可怪”的。他写《碧鸡漫志》，从头到尾，提到几十个词人，只有我一个女子。他在别的词人后面，写的是“好”“妙”“绝”；在我后面，写的是“可怪也”。
　　后来有人问我：“你怎么看王灼的评价？”我说：“他写他的，我写我的。他觉得可怪，我觉得正常。我李清照写词，天经地义。”
　　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对着镜子坐了很久。
　　我问自己：你怕不怕？不怕。你悔不悔？不悔。你还要不要写？要写。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镜子里的人，十五岁，瘦瘦的，头发黑黑的，眼睛亮亮的。她不漂亮，但她有胆量。
　　“李清照，”我对自己说，“你行。”
　　后来我见了那些人，也不生气，也不辩解，只是笑笑。
　　笑什么？笑他们不懂。他们以为写词是靠名声、靠地位、靠关系。他们不知道，写词是靠心。你有心，就能写好；你没心，写一万首也是垃圾。
　　我有没有心？我有。我的心，在溪亭的落日里，在藕花的香气里，在鸥鹭的翅膀里。他们看不见这些，所以他们写不出。
　　《如梦令》之后，我又写了很多词。有的好，有的不好。好的，我自己知道；不好的，我自己也知道。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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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声音
　　《如梦令》传开之后，我在汴京有了些名气。但名气这种东西，有好有坏。
　　好的一面是，更多人知道我了。父亲的朋友们来家里做客，会要求看我的新作。晁补之甚至把我的几首词抄录下来，带给他身边的人看。
　　坏的一面是，也开始有人议论了。
　　“女孩子家，抛头露面，写什么词？”
　　“写词也就罢了，还写得那么……直白。什么‘沉醉不知归路’，一个女孩子，喝醉了酒，还写出来，成何体统？”
　　“李格非也是，不好好管教女儿，由着她胡闹。”
　　这些话，我都是听丫鬟们私下议论时知道的。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好笑。
　　那些人，自己写不出好词，便来挑剔写词的人。他们觉得女孩子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应该只读《女诫》《列女传》，应该“无才便是德”。他们不知道，那些规矩，不过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
　　我把这些话告诉父亲。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怎么想？”
　　我说：“我想写一首词回他们。”
　　父亲说：“怎么写？”
　　我提笔写下：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父亲读完，说：“这首好。比《如梦令》还好。”
　　我说：“他们不是说我不该喝酒吗？我偏要写喝酒。他们不是说我不该写闺阁之事吗？我偏要写海棠花落了没有。他们不是说我‘成何体统’吗？我偏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体统，就是写好词。”
　　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说：“你和你娘，真像。”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九个字，后来传遍了汴京。
　　有人说这是神来之笔，有人说这是雕琢过度。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人再敢小看我了。
　　“绿肥红瘦”——这四个字，把海棠花落写活了。肥的是叶子，瘦的是花。春天过去了，叶子还肥着，花却瘦了。这不是写花，是写时光。时光走了，留下的是叶子，走的是花。
　　晁补之看了这首词，说：“此女必成大器。”
　　张耒看了，说：“惜乎女子。”
　　“此女必成大器”——晁补之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他不是在客气，不是在敷衍。他是真的觉得，我将来会写出更好的东西。
　　他猜对了。我后来写了《一剪梅》《醉花阴》《声声慢》《永遇乐》。每一首都比《如梦令》好。但那时候，我还没写出来。他凭什么这么肯定？
　　凭他的眼力。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看一个人的文字，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器量。他读了我的词，知道我肚子里有货，知道我心里有火。这就够了。
　　张耒说“惜乎女子”，意思是我可惜是个女子。如果是男子，可以科举，可以做官，可以名扬天下。
　　我不觉得可惜。我是女子，但我照样写词，照样名扬天下。我不能科举，不能做官，但那又怎样？科举做官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被后人记住？
　　我李清照，不靠科举，不靠做官，就靠一支笔，也能让人记住。
　　这是我十五岁时就有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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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写的词
　　在汴京的那些年，我写了很多词。
　　有一首写春日的：
　　“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这是写一个女子在春天里的寂寞。她看见柳树发芽了，梅花开了，心里也动了春情。但她爱的人不在身边，她只能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写诗，一个人流泪。
　　有人问我：“你一个小姑娘，怎么写得出来这种句子？你懂什么叫‘春心动’吗？”
　　我说：“我懂。”
　　他说：“你怎么懂？”
　　我说：“我看见柳树发芽的时候，心里就高兴。看见花开了，心里就欢喜。这就是‘春心动’。不是只有男女之情才叫‘春心’。”
　　他不说话了。
　　那年立春，我一个人坐在后院的石桌旁。
　　老槐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老人枯瘦的手指。但院子角落里的柳树，已经开始冒芽了。嫩黄的芽，小小的，软软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的眉毛。
　　梅花也开了。不是那种大片的梅林，就是墙角的一株，开了几朵。白的，小小的，在寒风里微微颤抖。
　　我坐在那里，看着柳芽和梅花，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就是——动了一下。像水面被风吹了一下，起了涟漪。像琴弦被拨了一下，嗡嗡地响。
　　“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
　　“春心动”三个字，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不是动了春心，是春天来了，心动了。像种子顶开泥土，像泉水涌出地面，像鸟张开翅膀。就是——活了。
　　我拿起笔，把那首词写下来。写完了，念了一遍，觉得“春心动”三个字，对了。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还有一首写秋夜的：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这首词是写思念的。一个女子，在秋天里，独自一人，坐船游湖。她看着天空，想：有没有人给我写信呢？大雁飞回来了，月亮照满了西楼，可是信还没来。
　　这首词后来传得很广。有人说这是写给我未来丈夫的。那时候我还没嫁人，哪来的丈夫？我写的是思念，不是思念某个人，是思念本身。
　　思念是什么？是心里有一个空的地方，风一吹，就响。
　　那年秋天，父亲被外放到地方去了，我一个人留在汴京。住在姑姑家，什么都好，就是心里空。
　　夜里睡不着，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圆，照在石桌上，白白的，像霜。院子里有一架秋千，风吹过来，秋千轻轻晃动，吱呀吱呀的，像有人在坐。
　　我忽然想起历城，想起母亲，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母亲替我梳头，手很轻；想起父亲抱着我站在黄河大堤上，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起小莲唱我的词，摇头晃脑的；想起阿萱带我骑马，风呼呼地吹。
　　心里空空的，像缺了一块。拿起笔，写下“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不是写给谁的。就是那种空，那种缺，那种“有人就好了”的感觉。不是思念某个人，是思念本身。
　　那天在晁补之家里，有个客人问我：“你一个小姑娘，写‘已觉春心动’，你懂什么叫春心？”
　　他的语气，带着点轻佻，带着点不屑。旁边几个人也笑了，等着看我的笑话。
　　晁补之皱了皱眉，要替我说话。我按了按他的手，自己站起来。
　　“先生懂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我当然懂。”
　　“那先生说说，什么叫春心？”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大概以为我会脸红，会低头，会不说话。但我没有。我看着他，等着。
　　“这个……不好说。”他讪讪地说。
　　“那我替先生说。”我说，“春心，就是春天来的时候，心里高兴。看见花开了高兴，看见柳树绿了高兴，听见鸟叫了高兴。这就是春心。跟男女之情没关系。先生想的那个，不是春心，是别的东西。”
　　满座的人都笑了。晁补之笑得前仰后合：“好！好！说得好！清照，你替我们男人上了一课。”
　　那个客人红着脸，讪讪地坐下了。
　　张耒也在场。他没笑，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赞赏，也有心疼。等人都散了，他走到我面前，说：“你这个丫头，将来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
　　我说：“我不怕委屈。”
　　他说：“你不怕就好。但委屈来的时候，还是会疼。”
　　我说：“疼就疼。疼过了，就不疼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比你爹还倔。”
　　我不是故意怼他。我是真的觉得，他们把“春心”想窄了。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人心里高兴，这是本能。跟男女之情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说到“春心”，就想到男女之事？是他们心里不干净，不是我的词有问题。
　　后来我写词，再也不怕别人说。我写我的，他们想他们的。想歪了，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
　　“红藕香残玉簟秋”那首，后来被很多人解读。有人说我是写赵明诚的，有人说我是写初恋的。其实都不是。我写的是思念，但思念的不是某个人。
　　思念是什么？是一种感觉。就像秋天的风，凉凉的，吹在脸上，心里就空空的。就像大雁飞过，看着它们排成一行，往南飞，心里就想：它们去哪儿？它们什么时候回来？它们有没有人想？
　　这种感觉，不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人。它是与生俱来的，是活着的证明。一个人活着，就会思念。思念过去的日子，思念走了的人，思念没去过的远方。
　　后来有人问我：“你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思念的是谁？”
　　我说：“不是谁。是空。心里有一个空的地方。风一吹，就响。响的时候，你才知道那里是空的。你不想要那个空，但你没办法。人活着，就会有空。所以人会思念。”
　　她不说话了。想了很久，说：“你说得对。我心里也有一个空的地方。”
　　我说：“每个人心里都有。只是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
　　我十五岁那年，思念的是历城。是千佛山，是漱玉泉，是大明湖的荷花，是母亲的白发。我离开了历城，到了汴京，历城就成了思念。
　　后来我离开了汴京，到了青州，汴京就成了思念。
　　再后来我离开了青州，到了江宁，青州就成了思念。
　　再后来我离开了江宁，到了杭州，江宁就成了思念。
　　一辈子都在离开，一辈子都在思念。心里永远有一个空的地方，风一吹，就响。
　　所以我能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不是因为我多情，是因为我总是在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