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玉自录》初五零一

3、第三章：少女心事 相国寺的少

　　相国寺的少年
　　元符二年，我十五岁。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
　　二月初二，龙抬头。汴河两岸的柳树就绿了，不是那种浓绿，是嫩绿，淡绿，绿得像刚化开的颜料，在枝头洇着。桃花开得满街满巷，风一吹，花瓣像雨一样飘下来，落在行人的肩上、发上、摊位上。相国寺的集市，也比往常热闹。二月十八，逢八开市。我一个人去相国寺逛书摊。父亲不在家，小莲也没空，阿萱跟着她父亲去城外练兵了。我乐得一个人，自由自在。
　　春天的午后，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懒洋洋的。街上人多，挤来挤去的，我慢慢地走，东看看西看看。卖糖人的老汉在吹一只凤凰，糖稀在他手里拉出细细的丝，金黄透亮；卖花的姑娘面前摆着一篮杏花，粉白粉白的，沾着水珠；卖杂货的老太太坐在角落里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
　　我穿过人群，往书摊的方向走。相国寺的书摊在门前广场的东边，沿着围墙一溜排开，有十几家。我最常去的那家在第三棵槐树下，摊主是个老头子，姓孙，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书的时候眯着眼睛，像在闻书。
　　走到书摊前，我停下了。
　　不是因为书。是因为人。
　　书摊前站着一个少年。青衫，束发，身量很高，但瘦。瘦得像春天刚冒出来的柳条，单薄，却挺拔。他低着头，翻一本书，看得很认真。阳光从侧面照过来，照在他的脸上。
　　他的睫毛很长。
　　这个，我是后来才注意到的。那时候我站在他侧面，阳光照过来，他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不是那种浓密的、厚重的阴影，是淡淡的，浅浅的，像春天柳叶的影子落在水面上。他的鼻子很直，嘴唇微微抿着，眉头轻轻蹙起——不是皱眉，是认真。他在很认真地看那本书。
　　他翻书翻得很慢。一页，看完，再翻一页。不像我，翻书哗啦哗啦的，像风翻树叶。他是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看到他的手指——修长的，干净的，指甲剪得很短。翻页的时候，他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纸角，往上一提，再往右一翻。动作很轻，像怕弄疼了书。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也许很久。也许只是一瞬。
　　书摊的孙老头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看我：“姑娘，买书？”
　　我吓了一跳，像被人撞见了什么秘密。
　　“看看。”我说，声音比平时小了许多。我的脸有些热，大概红了。
　　孙老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少年，笑了。他没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看他的书。
　　少年又翻了几页，停下来，似乎在考虑什么。他歪着头，把书举起来一些，对着阳光看。光透过纸背，照出纸的纹理和水印。他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在某一页的右上角，折了一个小小的角。
　　折得很轻，很仔细。不是那种随便一折，是用指甲压了一下，让折痕清晰，又不弄破纸张。折完之后，他又看了看那一页，似乎很满意，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好了”的表情。
　　然后他把书放下，转身走了。
　　他走得很快，青衫被风吹得微微飘起来。我看着他走远，消失在人群里。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青色的点，融进春天的光里。
　　我站在书摊前，没有动。
　　“姑娘？”孙老头叫我，“还看书吗？”
　　“看。”我说。
　　我走过去，拿起他刚才翻过的那本书。书还带着他手心的温度，微微的暖。
　　是一本《金石录》。《金石录》是北宋吕大临写的？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欧阳修的的学生写的？我记不清了。总之，是一本讲金石碑刻的书，考证古器物的年代、铭文、真伪。这种书，我从来不读。太枯燥了。我又不是做学问的，写词用不上这些。
　　但我买了。
　　“多少钱？”我问。
　　“十五文。”
　　我摸了摸兜里。十二文。还差三文。兜里的钱是我攒了好久的，每一文都数过。
　　“十二文行不行？”
　　孙老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本书，说：“行吧。反正这书也没人买。从摆出来到现在，你是第一个翻的。不对，是第二个。刚才那个少年翻过。”
　　我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一文一文地数，放在摊上。十二文，不多不少。
　　我把书揣进怀里。书不厚，但揣在怀里，沉甸甸的。回家的路上，我抱着那本书，像抱着一个秘密。
　　不是因为书，是因为那个折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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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书
　　回到家，我坐在后院的石桌旁，把那本书翻开来。
　　老槐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但阳光已经暖了，照在石桌上，石桌不再冰凉。我把书放在桌上，先看了看封面。封面是牛皮纸的，已经磨得发毛了，边缘有些卷曲。上面写着三个字——“金石录”，是手写的，墨迹已经淡了，但还能看出笔锋。字写得不怎么样，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的字。
　　我直接翻到折角的那一页。
　　折角的地方，在书的右半边，大约是全书的三分之二处。那一页的纸比前面的厚一些，颜色也深一些，大概是后配的。折痕浅浅的，在纸的右上角，像一道弯弯的眉。我用手指轻轻摸了摸，折痕的地方微微凸起，纸的纤维被压扁了，变得光滑。
　　那是一篇关于汉碑的考证。标题是《汉故河东太守李君碑》，下面是一段一段的考证文字。什么“永和二年”，什么“河东太守”，什么“碑文残缺，不可尽识”——我看不懂。那些字我都认识，但凑在一起，就是不明白。
　　但我还是看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文章说，这块碑是汉顺帝永和二年立的，碑文记载的是河东太守李君修水利的事。李君在河东任上，开渠引水，灌溉农田，“民赖其利，歌之不忘”。碑上的字是隶书，“方正古拙，有西汉遗风”。碑在河东某个村子里，被老百姓用来垫猪圈，后来被一个读书人发现，拓了拓片，写了这篇考证。
　　文章的最后一段说：“此碑虽残缺，然文字精整，足补史志之缺。金石之学，所以补史之阙、正史之谬，非徒玩物也。”
　　我看完了，又翻了一遍。还是不懂。什么“隶书”，什么“西汉遗风”，什么“补史志之缺”——这些字我都认识，但凑在一起，就是不明白。
　　但我能感觉到一件事：写这篇考证的人，很认真。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反复推敲过的。他不是在敷衍，不是在凑数，是真的想把这块碑说清楚。他考证碑文的年代，比对史书的记载，推测李君的生平。他甚至去了那个村子，看了那块被猪圈埋着的碑。
　　那个人——那个折角的少年——也是认真的。他站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不是随便翻翻，是真的在读。读一本别人都不会买的书。
　　一个认真的人。
　　我把那本书放在书架的最高层。
　　书架是父亲打的，松木的，没上漆。最高层在最上面，我要搬个凳子才能够到。那里放着一些不常用的书——父亲的旧课本、没用的手抄本、几本残缺的佛经。我把《金石录》放在最里面，靠墙，外面用别的书挡着。
　　不是因为它珍贵，是因为不想被人看见。
　　父亲的书架上，经史子集摆得整整齐齐，突然多了一本《金石录》，他会问的。问起来，我怎么回答？说我在相国寺买了一本我看不懂的书？说因为一个少年折了一个角？说不出口。
　　所以放在最高层，最里面，最不显眼的地方。
　　有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会搬个凳子，爬上去，把那本书拿下来。翻到折角的那一页，看一看。不是看字，是看那个折痕。折痕还在，浅浅的，像一道弯弯的眉。
　　我用手指摸摸那个折痕，想象他的手——修长的，干净的，指甲剪得很短。他翻到这一页，看了看，想了想，然后伸出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纸角，轻轻折了一下。
　　他为什么要折这个角？是记住了这一页，还是随手一折？他后来有没有回来买这本书？他有没有想过，他走后，有人拿起这本书，翻到他折角的那一页，看了又看？
　　这些问题，我问了自己很多遍。没有答案。
　　那本书在书架上放了很久。一年？两年？直到我离开汴京，才把它从最高层取下来，放进箱子里，跟父亲的书一起带走。
　　后来我嫁给了赵明诚。
　　新婚不久，有一天我在青州的书房里整理书架。青州的书房比汴京的大，三间打通，四面书架。我们把从汴京带来的书一本一本地摆上去，按经史子集分类。我打开一个箱子，翻出那本《金石录》。它夹在几本旧书中间，封面的牛皮纸更旧了，边缘都碎了。
　　我把它拿给明诚看。
　　“这是什么？”他问。
　　“一本《金石录》，”我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在相国寺买的。”
　　他接过去，随手一翻。
　　他翻到了那个折角。
　　他愣了一下。停在那里，看着那个折角，一动不动。
　　“这折角，”他说，声音有些奇怪，“是我折的。”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这本书，”他说，“是我在相国寺集市上翻过的。那时候我还是太学生，想买，但没带够钱。第二天再去，已经被人买走了。”
　　“你知道是谁买走的吗？”我问。
　　“不知道。”
　　“是我。”
　　他愣住了。然后他笑了。笑得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像那个折角。
　　“原来是你，”他说，“原来那个人是你。”
　　“原来那个人是你。”我也说。
　　我们面对面站着，笑了很久。笑着笑着，我忽然想哭。
　　命运真是有趣。你在春天的一个午后，在书摊前遇见一个人，折了一个角。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那个角，把你们连在了一起。
　　后来我常想，如果那天我带了够多的钱，如果我没有在书摊前多站那一下，如果我没有看见他折角，如果我没有买那本书——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但那天我正好没带够钱，正好多站了一下，正好看见他折角，正好买了那本书。
　　所有的正好，加在一起，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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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与义
　　陈与义来家里上课的时候，我十四岁。
　　他是父亲的学生，太学的学生，二十出头，瘦瘦高高的，戴着一顶幞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衫。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的，下巴尖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不是那种明亮的亮，是那种聚光的亮——像灯，虽然不大，但照得远。
　　他来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走得很急，像怕耽误了时间。他的步子很大，跨过门槛的时候，袍角带起一阵风。进了门，先给父亲行礼，很恭敬，九十度弯腰，头几乎碰到膝盖。然后坐在书房里，等父亲讲课。坐的时候，腰挺得笔直，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像一尊雕像。
　　我在后院写词，听见他的声音。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一个字一个字的，像在念文章。不是那种抑扬顿挫的念，是平的，稳的，每个字都咬得很准。他的声音有一种特质，让你觉得他说的话很重要，值得认真听。
　　他每隔三天来一次。每次来，都带着自己的诗作，请父亲指点。父亲看了，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摇摇头。他站在旁边，紧张得手心出汗——我看见他把手在膝盖上蹭了蹭，又蹭了蹭。
　　有时候父亲不在，他就坐在书房里等。等的时候，他不闲着，拿出书来读。读得很认真，一页一页地翻，偶尔停下来，想一想，再接着读。他读的书，大多是《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偶尔也读诗——杜甫的，李白的，但不多。
　　有一次，父亲出门了，说下午才回来。他来了，坐在书房里等。等了一会儿，不见父亲回来，便走到后院，站在槐树下。
　　老槐树的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的手指。他站在树下，仰头看树枝，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坐在石桌旁写东西，抬头看见他。
　　“李先生不在？”他问。
　　“出去了，”我说，“要下午才回来。”
　　“那我等等。”
　　他站在槐树下，没有要走的意思。我看他站着，怪不好意思的，便说：“你坐一会儿吧。”
　　他在石桌对面坐下了。坐得很端正，腰挺得笔直，手放在膝盖上。不像我，歪歪斜斜的，怎么舒服怎么坐。
　　他看了一眼我面前的纸，问：“你在写什么？”
　　“词。”我说。
　　“哦。”他说，没有要看的意思。我倒是有点想让他看。但看他那副正经的样子，又不想了。一个读《论语》《孟子》的太学生，看一个小姑娘写的词，大约会觉得无聊。
　　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槐树的枝丫摇了摇。他忽然说：“我也写诗。”
　　“你写诗？”我有些意外。
　　“写。但写得不好。”他说。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低了一些，不像平时那么平，带着一点不好意思。
　　“什么样的诗？”
　　“咏史的，写景的，都有。最近写了一首咏项羽的。”
　　“项羽？”我来了兴趣。项羽是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之一，虽然父亲说他固执，但我就是喜欢他。喜欢他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喜欢他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喜欢他宁可死也不低头的倔强。
　　“怎么写的？”我问。
　　他想了想，念道：
　　“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
　　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怎么样？”他问。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点紧张，跟等父亲点评时一样。
　　“还行，”我说，“但‘路到乌江君自知’这句，太直了。项羽不是‘自知’，他是不自知。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他以为‘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是老天要灭他，不是他自己不行。他要是‘自知’，就不会说这句话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他的眼睛亮了——不是那种“你说得对”的亮，是那种“我从来没这么想过”的亮。
　　“你说得对。‘自知’两个字，确实不对。应该改成……‘不知’？”
　　“‘不知’也不对，”我说，“他不是不知，是不肯知。他知道，但他不肯承认。所以他才说‘天之亡我’。他不是不知道，是不肯认。”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懂诗。”
　　我说：“我写词的。诗和词，差不多。”
　　“不一样。”他说，很认真，“诗言志，词言情。你写的词，情真。我写的诗，志不明。”
　　他说“志不明”的时候，脸上有一种我说不清的表情。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候正为自己该走什么路而困惑。读书，科举，做官——这是每个太学生都走的路。但他心里有别的想法，他不想只做官，他还想写诗，想留下点什么。但他不敢说。
　　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有时候父亲不在，我们就在石桌旁坐一会儿，说几句话。他给我看他新写的诗，我给他看我新写的词。他说我的词好，我说他的诗有进步。
　　有一次他问我：“你怎么写得出这么好的词？”
　　我说：“多写。写多了就好了。”
　　他说：“我写了很多，还是不好。”
　　我说：“那是因为你太认真了。写诗不能太认真。太认真了，字就紧了，像绷着的弦，弹不响。要放松一点，让字自己流出来。”
　　他想了想，说：“怎么才能让字自己流出来？”
　　“喝酒。”我说。
　　他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柔和了许多，不像平时那么绷着。他的眼睛弯起来，下巴不那么尖了，颧骨也不那么高了。他笑起来的样子，比不笑的时候好看。
　　“你喝酒？”他问。
　　“喝。有时候喝。”
　　“写诗的时候？”
　　“写词的时候。”
　　“喝了就能写出来？”
　　“不一定。但不喝肯定写不出来。”
　　他想了想，说：“那我也试试。”
　　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就不常来了。再后来，靖康之变，他南渡到了临安，成了南宋的大诗人。他写“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写“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都是好诗。他的诗，后来写得很好了。不再“太认真”，不再“志不明”。他找到了自己的路。
　　但他大概不记得，有一个春天的下午，他坐在一个少女对面，说“我也写诗，但写得不好”。那个少女对他说：“多写，写多了就好了。”那个少女还教他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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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莲的桂花糕
　　小莲做的桂花糕，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桂花糕。
　　她的桂花糕，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甜得发腻的糕点。是松软的，绵密的，入口即化。桂花的香气不是浮在表面的，是渗在里面的。咬一口，满嘴都是秋天的味道——不是那种浓烈的、霸道的香，是清淡的、悠远的香，像远处的桂花林里飘过来的风。
　　“你怎么做的？”我问她。
　　“不告诉你，”她笑了，“告诉你，你就不来找我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圆圆的脸蛋上两个酒窝深深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她笑起来的样子，像她的桂花糕——甜丝丝的，软绵绵的，让人想咬一口。
　　每次我去她家，她都要塞我一包桂花糕。“吃吧吃吧，”她说，“你太瘦了，风一吹就倒。”
　　“我哪有那么瘦。”
　　“你就有。你看看你的手腕，细得像柳枝。”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腕，确实细。骨头突出来，皮肤薄薄的，能看见青色的血管。我把手腕伸到她面前，说：“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她捏了捏我的手腕，说：“好什么好？一捏就碎。”
　　“碎了就碎了，反正还会长。”
　　“你以为你是柳树？断了还能发芽？”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你再瘦下去，”她说，“嫁不出去怎么办？”
　　“嫁不出去就不嫁，”我说，“我自己过。”
　　“你自己过？谁给你做饭？”
　　“我自己做。”
　　“你会做吗？”
　　“……不会。”
　　她笑了：“所以你得嫁人。嫁一个会做饭的。”
　　“哪有会做饭的男人？”
　　“那就嫁一个会买饭的。”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她的笑声像铃铛，叮叮当当的，在屋子里转圈。
　　她总是说我瘦。每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又瘦了。”
　　“没有，”我说，“我吃得不少。”
　　“吃得不少还这么瘦，那就是心思太重了。想什么呢？”
　　“想词。”
　　“想词能想瘦？”
　　“能。想不出来的时候，吃不下饭。”
　　“写不出来就不写了呗，干嘛非得写？”
　　“不写不行。”
　　“为什么？”
　　“就像你不做桂花糕，行不行？”
　　她想了一会儿，说：“不行。不做桂花糕，我就不是我了。”
　　“对了。不写词，我也不是我了。”
　　她叹了口气，把桂花糕塞到我手里：“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想词。”
　　小莲的桂花糕，我吃了好几年。从十二岁吃到十七岁，从汴京吃到历城。每次吃的时候，都想起她圆圆的脸、深深的酒窝、铃铛一样的笑声。
　　后来我离开了汴京，再也吃不到她的桂花糕了。我在历城试着做过，怎么做都不对。面太硬了，糖太少了，桂花太浓了。不是那个味道。
　　不是桂花不对，是人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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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萱的马
　　阿萱来找我的时候，总是风风火火的。
　　“清照！”她在门口喊，声音大得能把屋顶掀翻，“走！我带你骑马去！”
　　“今天不去，”我说，“我写词呢。”
　　“写什么词？明天再写。今天天气好，不出去可惜了。”
　　我看了看窗外。天确实好。蓝得透明，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阳光照在槐树枝上，枝头的嫩芽透出淡淡的绿。
　　“好吧。”我放下笔。
　　她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跑。她的手很热，很有力，像一块烧热的石头。我被她拽着，跌跌撞撞地跑过院子，跑出大门，跑上街。
　　她的马拴在街口的槐树上。一匹枣红色的母马，高大，健壮，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马看见她，打了个响鼻，用头蹭她的肩膀。
　　“这是小枣，”她拍了拍马的脖子，“我的宝贝。”
　　她翻身上马，利落得像一阵风。左脚踩镫，右手按鞍，轻轻一纵，就上去了。她的裙子在风中展开，像一朵花。
　　她伸出手，把我拉上去，让我坐在她后面。“搂着我的腰，”她说，“别怕。”
　　我搂着她的腰。她的腰很细，但很硬，像一根铁棍。
　　马跑起来。风呼呼地吹，我的裙子被吹得哗哗响。我吓得闭上眼睛，她在我耳边喊：“睁开眼睛！你看，多好看！”
　　我睁开眼睛。
　　田野在两边飞快地后退，绿色的，一望无际。远处的山峦青翠欲滴，像画里的。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白云一朵一朵的，像棉花，像羊群，像小莲做的桂花糕。
　　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带着青草的味道。马跑得很快，但很稳，一颠一颠的，像在跳舞。
　　“好看吗？”她喊。
　　“好看！”我喊。
　　“大声点！”
　　“好看——”
　　我喊得嗓子都破了。她在我后面笑，笑得浑身发抖。马跑得更快了。
　　我们跑过田野，跑过小树林，跑过一条小溪。马蹄踩在水里，溅起水花，打湿了我的裙子。但我没在意。我在笑，笑得很开心。
　　“你笑什么？”她喊。
　　“不知道！”我喊，“就是想笑！”
　　“那就笑！大声笑！”
　　我笑了。大声地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风把笑声吹散，吹到田野里，吹到山那边。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鸟。飞起来了。不是在跑，是在飞。风托着翅膀，云在身边飘，天就在头顶，伸手就能够到。
　　原来这就是自由。
　　不是写词的自由，是身体的自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怕，就是跑，就是飞，就是风。
　　后来我写过一首词，叫《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首词是晚年写的，写的是梦里的景象。云涛、晓雾、星河、千帆——那不是梦，是阿萱带我骑马时看见的。九万里风鹏正举——那不是大鹏，是风托着我，像托着一只鸟。
　　阿萱后来嫁了个武将，跟着丈夫去了边关。靖康之变的时候，金兵南下，她不知道怎么样了。是死是活，我后来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但愿她还活着。但愿她还在骑马，还在笑，还在风里喊：“你看，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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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十五六岁的时候，心里装着很多东西。
　　装着春天的风，秋天的月。装着柳树的芽，荷花的香。装着父亲的酒，小莲的桂花糕，阿萱的马。装着相国寺书摊前的少年，和他折的那个角。
　　但这些都不说。说不出口。
　　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一说出来，就变了。像月光，你一伸手去捞，它就碎了。像春天的风，你一伸手去抓，它就跑了。像花瓣上的露珠，你一碰，它就掉了。
　　那些东西，只能在心里放着。放着放着，就成了词。
　　春天的风，吹在脸上，软软的，痒痒的。你走在街上，忽然就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就是——动了一下。像水面起了涟漪，像琴弦被拨了一下，像春天的第一声雷，闷闷的，在云层里滚。
　　你想抓住它，它跑了。你想说出来，说不清。只好写下来。写成“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
　　秋天的月，照在院子里，白白的，凉凉的。你坐在石桌旁，看着月亮，忽然想起什么。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走了的人，想起没去过的地方。心里空空的，像缺了一块。
　　你也想说出来，也说不清。只好写下来。写成“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那种说不清的东西，叫惆怅。
　　不是愁。愁是有来处的。丢了东西会愁，输了官司会愁，没钱花会愁。惆怅没有来处。它自己来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来了就走了，走了又来了。像影子。你追不上，也甩不掉。
　　后来有个词人叫辛弃疾，他写：“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他说得对。少年时候的愁，不是真的愁。是真的惆怅，真的心动，真的说不清。不是“强说”，是真的有，只是说不清。
　　那些说不清的东西，后来都变成了词。
　　虽然说不清，但它是真的。
　　春天来了，心里动了——是真的。看见月亮，想起母亲——是真的。在书摊前多站了一下——是真的。把书放在书架最高层——是真的。
　　真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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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未来的自己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十岁开始，一直写到……写到什么时候？写到靖康之变，写到南渡，写到明诚去世。后来就不写了。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动了。
　　那些日记本，有的还在，有的丢了。在的，我也没再翻过。不想翻。翻开了，就是从前。从前太远了。
　　日记里写过很多“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写的词能传遍天下……”
　　“如果有一天，我能去江南看看……”
　　“如果有一天，我能再见到那个少年……”
　　“如果有一天，父亲老了，我养他……”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谁会记得我……”
　　这些“如果有一天”，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词传遍了天下，江南也去了。但那个少年，我在书摊前遇见了，在书房里嫁给了，在病榻前送走了。父亲老了，我没能养他——他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
　　我还写过很多信。写给谁的？写给未来的自己。
　　“李清照，你二十岁了。你还写词吗？你还记得溪亭的落日吗？你还记得小莲和阿萱吗？”
　　“李清照，你三十岁了。你还写词吗？你还记得归来堂的赌书泼茶吗？你还记得明诚的笑吗？”
　　“李清照，你四十岁了。你还写词吗？你还记得汴京的城墙吗？你还记得南渡的路吗？”
　　这些信，我没收到过。因为信丢了。兵荒马乱的，什么都丢了。信丢了，日记丢了，书丢了，人丢了。
　　但有一句话，我记住了。不是写在信里的，是写在心里的。
　　那天晚上，我对着镜子问自己：你怕不怕？不怕。你悔不悔？不悔。你还要不要写？要写。
　　“不要低头。”
　　这句话，我对自己说的。十四岁还是十五岁？记不清了。但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遇到再大的事，都不低头。金兵来了，不低头；明诚走了，不低头；被人议论，不低头；打官司坐牢，不低头。
　　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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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与心事
　　十五六岁写的词，现在再看，有些好，有些不好。好的，是那些真心的；不好的，是那些装样子的。
　　真心的，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那是真的高兴。真心的，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是真的心疼。真心的，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是真的思念。
　　装样子的，是那些堆辞藻的、用典故的、学别人的。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个词要用在这里，这个典故别人没用过，这个句子像不像温庭筠？写完了，自己都不愿意读第二遍。
　　父亲一看就说：“这不是你的。”晁补之一看就说：“太浓了。”
　　后来我不装了。装出来的，不是自己的。
　　有些词，是写给别人看的。写给父亲看，写给晁补之看，写给那些等着看我新作的人看。
　　写给别人的，总要端一端。不能太随意，不能太直白，要讲究格律，要讲究用典，要讲究“像一首词”。格律要对，平仄要准，韵脚要稳。用典要雅，不能太生僻，也不能太浅显。句子要美，要让人读了觉得“好”，至于哪里好，说不清。
　　但写多了，就觉得累。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走几步还行，走远了就疼。像戴了一顶太重的帽子，戴一会儿还行，戴久了脖子酸。
　　有些词，是写给自己看的。不给人看，不给父亲看，不给晁补之看，不给任何人看。写了，念一遍，改一改，再念一遍。然后收起来，压在枕头底下。
　　写给自己的，不用装。高兴就是高兴，难过就是难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格律不对？没关系。用典不雅？没关系。句子不美？没关系。真就行了。
　　“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这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时候，没想过给别人看。那天立春，我一个人坐在石桌旁，看见柳树发芽了，梅花开了，心里一动，就写下来了。写完了，觉得好，但没给任何人看。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也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时候，心里酸酸的，眼眶热热的，写完就好了。像把心里的一团乱麻理清楚了，虽然还在，但没那么乱了。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词，后来传得很广。有人说这是写相思的，有人说这是写愁的。都对，都不全对。
　　我写的是心里那个空的地方。
　　那个空，有时候在眉头，有时候在心头。你以为它走了，它又回来了。你赶它，它不走。你不理它，它自己来了。
　　没办法。无计可消除。
　　有人问我：“词里的李清照，是真的李清照吗？”
　　是真的。但不全是真的。
　　词里的我，是我想让别人看见的我，也是我想让自己看见的我。有些话，说不出口，就写进词里。有些心情，自己都不明白，写着写着就明白了。
　　词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是脸，是心。
　　心是真的。但镜子里的心，和心里的心，总有一点不一样。镜子里的是倒影，心里的是原样。倒影好看些，但原样更真。
　　我更喜欢原样。但原样说不出来，只能写。写出来的，又成了倒影。
　　这就是写词的人，一辈子都在做的事。